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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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后大人原名叫江晓凤，她年轻时做事火辣，就像百慕大三角，拥有着强大的磁场，所以身边的熟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热乎乎地喊她“江姐”。在外雷厉风行的江姐，在家却总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于是相较于别家的“独裁专制”，我家一直实施“三权分立”的制度（前提是我没有犯错被剥夺权利），民主的江姐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予我最大的自由。

芜湖到湘西，颠簸的1000多公里，是我和江姐的第一次出门远行。我背着包走在前面，她满脸兴奋地跟在后头。火车窗外，一路山清水秀，层峦叠嶂，江姐拿着她像素八百的手机连拍了好多张，还自鸣得意地来来回回翻看许多遍。我摸着已经冷透的“康师傅”无奈地对她说：“妈，吃面。”她给我削苹果时，我随便翻了一下她视为珍宝的照片，发现全部都没有对焦。

湘西地偏，我们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挤上去学校的汽车。刚下车，江姐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车站。晕车加上水土不服，她上吐下泻了整整3天。

湖南人无辣不欢，肠胃不好的江姐却是半点辣都吃不得，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来一碗清汤面，胃早就吐空了的她把面条吸得直响。我看着眼前头发蓬乱的江姐觉得她不该是这个样子，她应该永远像她曾经那样精明干练，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

半个月前，江姐毫不犹豫地辞去了高薪工作，跋山涉水陪我来湖南读大学。为了省钱，她在我学校旁租了一间“全裸”式房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唯一的家电是她从房东那里买来的一台二手空调。“你的寝室没有空调，夏天热得不行了就过来睡。”

我看着她脱下黑白职业装穿上围裙，蹲在地上擦瓷砖的样子觉得别扭极了。

江姐来湘西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障碍，她一个人逛菜市场、购物、锻炼身体，性格爽利的她十分想融入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可是别人地道的湘西话总让她找不到边儿，处于“失语”状态的她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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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把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厨房。她隔三岔五地就往我的寝室跑，变着花样送来鸡蛋炖银鱼、芥菜圆子、卤水板鸭等家乡菜，极大满足了我和室友的五脏庙。

不到半年，江姐的包里塞满了这里的超市购物卡、兑换券还有车票。湘西是山城，交通不发达，连高铁也没有。中途回家的江姐只得凌晨坐火车去长沙，在车站等到深夜再坐高铁到合肥，第二天中午下车后，再在半个小时内狂奔到汽车站坐车回家。

江姐像候鸟，永远都在两地迁徙。每月在湘西住两周，在家住两周，车上待两天，这就是江姐2016年到2020年全部的生活。

我一直觉得上帝放倒了时光的卡带，18年后才想起翻过面儿来。

很多年，我有关江姐的记忆都是一片空白。小时候，家里生活很拮据，债台高筑。我被干妈接回了家，她在客厅装了一道推拉门，隔出一小块地方给我做房间。我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度过了童年、少年、青春期，而我成长时所有的表情，江姐只能靠电话猜测。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江姐在服装厂缝扣子、小餐馆洗碗、摆地摊。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把钱攒着寄给干妈供我读书。晚上，她还拖着酸软的身子去夜校考各种证，才换來之后光鲜体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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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终究辜负了江姐的付出。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分数勉强够上外省的一所二本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后，江姐盯着封面上红彤彤的“吉首大学”4个字，问我：“吉首在哪？”“在湖南。”她拿出地图说：“你点给我看看。”我指着贵州和湖南接壤的那条线：“大概在这附近。”

江姐突然就哭了，第二天，江姐便在刘哥的支持下，果断辞去工作，大包小包的和我一起来了湖南。

搬进出租房的第一天，江姐激动地睡不着。她反复地说：“平时你得住学校，和同学处好关系，周日回来就行。”我轻轻“嗯”了一声。

半夜我睡醒，瞥见江姐正靠在床头打毛衣。她戴着老花镜，双手生疏地捋毛线，好半天才在针头绕一圈，小橘灯散发着柔柔的光。这只出现在小学日记本里的场景，却在我的18岁上演。我心酸得厉害，把头埋在被子里，很小声地呜咽。

虽然她迟迟才来报道，但怀揣着数不尽的爱与温柔，晚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4年，174张车票，来回三万多千米。从不出远门的江姐用脚步为我走出一幅地图。她放弃追逐自己的天南地北，只想用满满的爱，陪我去湖海山川。

（摘自《哲思·彩版》2020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