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

摘 要：分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机理，有助于我们找到网络舆情的本源，这是我们找到舆情应对策略的途径之一。本文拟通过研究已有文献中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机理，发现从突发事件到网络舆情形成的规律和发展演变的推力，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政府、媒体与公众、舆情之间的互动机制，探讨彼此之间的互动作用。

关键词：融合媒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互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866（2020）18-0040-02

融合媒介环境下，因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各种信息的不断更新，突发事件所呈现的舆情纷繁复杂，波诡云谲。对于新环境下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而言，分析其演变机理，有助于我们找到网络舆情的本源，发现从突发事件到网络舆情形成的规律和发展演变的推力，在此基础上寻求政府、媒体与公众、舆情之间的互动机制，探讨彼此之间的互动作用，便于我们找到舆情的应对策略。

一、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机理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周期的，网络舆情从产生到消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以“社会事件产生—社会事件传播—公众发表意见—社会事件解决—舆情消退”的逻辑顺利来发展演变的。按照以上逻辑分析，盘石军博士将网络舆情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酝酿阶段、形成阶段、成熟阶段和消退阶段。但是在演变过程中其内在机理是如何运作的，过程是如何变化的，史波认为“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内在演变机理体系包括五个方面的机理：形成机理、发展机理、变异机理、作用机理和终结机理”。

在形成机理阶段，史波认为“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的形成是一种‘刺激—反应的过程，而且时间非常短，事件一旦在网上出现，便会激起网民的强烈反应，并在各类媒体平台进行广泛传播，舆情表达集中且强烈，这是一种突变的过程，但其形成路径已然有很强的结构特性，即公共危机事件信息在网络传播后，经历了个体意见表达、社群意见碰撞、网络舆情形成三个阶段”。

网络舆情在形成后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演变的。因此，在发展机理阶段，史波认为“网络舆情形成之后，随着事件关注度和影响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媒体平台介入其中，会有更多的网民关注和参与到事件讨论中去。而且，不同的网民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持有不同的态度和意见”。

在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中，突发事件可能并非按照正常的演变模式发展，而会由于各种原因发生扭曲或变异，使舆情偏离事实的真相，加大对事件舆情的处置力度，这就是变异机理。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之所以影响力大， 主要在于其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如何影响政府应对管理的决策和监督上。因此，在作用机理阶段，史波分析比较了网络舆情和社会舆情的发展变化，认为网络舆情的作用广度空前增大，作用力度大大增强，作用速度明显增快。

一般来说，当事件得以解决或停止发展，不能带来新的话题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降低时，发表意见的人数越来越少时，网络舆情开始迈入消退期，这就是终结阶段。当然，已经终结的网络舆情会被新的舆情所替代，也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再次被提起，又称为新的舆情。

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互动机制

通过以上对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内在演变机理分析可以发现，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很少是直线上升，也就是无征兆的直达爆发点，也很少是直线下降的，即事件舆情刚形成就消退了，更多的时候事件舆情会出现多次的起伏，整个舆情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波浪式的运动状态，这种情况一般是事件本身一波三折，多方新媒体传播报道，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声、政府应急管理等多方因素共同角力的结果。

因此，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从形成到消退的演变过程中，政府、新媒体、公众（网民）随着事态舆情的发展相互作用，相互角力，却也相辅相成，促进舆情的解决。其中，媒体，尤其是新媒体起到中介和桥梁的作用，突发事件一旦出现，公众通过新媒体平台发表态度和意见，新媒体既可以从公众获取信息源，又因自身迅捷性、多媒体性、交互性、全球性、便携性等特点能够随时随地传播给广大受众，从而使受众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并反作用于受众，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此同时，新媒体与受众同时通过施加舆论压力对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起到监督和导向作用;同时，政府可以利用新媒体在舆情发起端发声，并结合传统权威媒体，依托主流声音传递信息，扩大影响力，获得突发事件中发布信息的主动权，受众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了解政府应对事件的最新动向，如果政府的回应是积极的、决策是顺应民意的，媒体和受众逐渐偃旗息鼓，舆情进入衰退期;如果政府的回应是消极的，决策是倒行逆施的，那么媒体和受众又会在舆论场上掀起新一轮的舆情风暴，进而继续循环上述过程。具体来说，政府、媒体、受众和网络舆情之间的互动机制，如下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政府、媒体、公众与网络舆情自突发事件伊始就開始循环往复的回形互动关系。媒体是政府公开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平台，公众是媒体的使用者也是接受者，公众和媒体共同政府的管理行为。从理想状况来说，突发事件出现、网民代入、借助媒体平台发表观点、其他媒体端传播、网络舆情逐渐形成、政府依托媒体主动发声、事件得到解决、舆情消退，突发事件舆情能够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完成，不再反复。但是在复杂多变的融合媒介环境下，媒体已经超越时空的限制，民间舆论场异常活跃，突发事件的舆情往往是迅猛的、扩散的、极化的，那么政府、媒体、公众与网络舆情互动机制必定是往复的。其中，除了突发事件本身的突然性和不确定性之外，政府、媒体、公众自身的多元性造成了舆情本身的复杂性，看似独立却交织交互在一起，给突发事件舆情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一）媒体

传统媒体时代，一对多的时代，“主流媒体舆论场”控制在官方媒体把关人手里，舆论传播模式是单向的，受众的反馈机制是缺乏的，公众的意见很难通过主流媒体得到及时有效的反映。融媒体时代，多对多的时代，“民间舆论场”以新媒体为代表，具有双向甚至是多向通道，赋予受众话语权，客观上为受众提供了获取信息和发泄情绪的渠道。

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既可能让舆情高涨，也可能化解舆情。大多数情况下，平台接力模式有力地推动政府有效地化解事件问题，但是有时在多元平台渠道和政府处置不当的情况下，某些事件会被不断热议且热议后又不断发生，这时政府会产生治理的紧张压迫感，希望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化解了结此事，这时很容易出现政府反应过度，采取无效措施以传统的管控方式进行治理，以至于出现新的矛盾，诱发新的舆情，不利于事件的解决。

（二）公众

公众是媒体的使用者及服务对象。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媒的公众具有“众多”“混杂”“分散”“流动”“隐匿”的特点，融合媒介背景下的受众特点与大众传媒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大众、更多元却也更个性，因此对其把握也更有难度。每位公众的背后有可能就是一个麦克风，他们人数、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不一，生活工作背景不同，公众对媒介的消费心理和行为等都对突发事件舆情的应对产生重要影响。突发事件突然出现，尤其是自然灾害事件，事件瞬间破坏了公众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人们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所笼罩，从而有意无意地制造谣言和恐慌。受众通过媒体发声，媒体通过公众获取信息扩大传播面，政府依托媒体应急处置。若政府不及时公开关键核心信息，公众就会无端揣测，流言四起;但如若政府及时公开信息，但因公众自身知识背景、文化程度、社会阅历等不同往往会出现不同的解读，尤其是与自身利益极其相关的事件，非常容易引起公众的不满，激发舆情不断高涨。

（三）政府

政府是突发事件舆情应对的主导者，在某些群体事件或者突发事件中甚至是舆情的主体者，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政府在突发事件舆情中具有更大的话语权。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网络问政的提倡，各级政府积极参与到新媒体中来，设置政务微博、微信、论坛、微视频、客户端、开设网民留言板，与网民积极互动，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知情权。“截至2019年6月，经过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达到13.9万个，其中河南省共开通政务机构微博10 256个，居全国首位;各级政府共开通政务头条号81 168个，较2018年底增加2 988个”。政府的危机管理应对行为也影响着舆情的波动，突发事件出现，网络舆情开始形成，政府积极应对，及时准确地向受众传达其需要的信息点，同时也可通过媒体平台了解受众的所需所求。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政府应对不当或不作为，媒体和受众批评、不满的声音會不断高涨;如果政府应急处置应对符合公众利益，让受众信服，则会得到受众的支持，网络舆情会逐渐淡化。但是如果突发事件是地域性的，也要警惕各级政府应急管理体制不一，出现应对措施重复或脱节的现象。

三、结语

总之，突发事件是网络舆情的现实根源，事件刺激性越强，网络舆情的张力就越强。结合上述各类因素的影响，舆情在互联网中的广泛传播，有了新信息或刺激源，网络舆情就会上涨，如果事件与受众心理达成平衡，或者出现了新的突发事件，受众注意力转移，网络舆情自然平息，就算有反复，也波澜不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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