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想广泛渗透，使我们重新分析和理解我们已经建构的科学、社会、组织、商业活动以及其他种种。以特里·库克为代表的档案学家们也开始将后现代主义引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享誉国际的档案学者特里·库克的宏观鉴定思想、后保管思想以及档案学范式思想，无不体现了其对于传统叙事的解构和批判以及对于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倡导。

关键词 特里·库克 档案学 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G270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20-02-10

★作者简介：王安祺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widespread penetration of postmodernism has allowed us to reanalyze and understand science， society， organization，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so on that we have constructed. Archivists represented by Terry Cook have also begun to introduce postmodernism into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macro-appraisal idea， post-preservation idea and archival paradigm idea of Terry Cook，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rchivist， reflects his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and his advocacy of the spirit of diversified postmodernism.

Keyword Terry Cook; archival science; postmodernism

一、特里·库克后现代主义档案学思想根源

特里·库克（1947—2014）虽是加拿大档案学家，但他的专业地位和影响早已超越国界，成为北美乃至国际档案界普遍尊崇和敬仰的档案大师，其开创性的档案思想也对我国影响深远[1]。特里·库克于1969年至1977年先后求学于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卡尔顿大学、皇后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从求学经历来看，库克的专业一直是历史学。而历史学作为一种叙事科学也最先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波及，这也为其日后对于档案学的后现代主义诠释埋下了种子。在其工作生涯当中，库克曾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从事档案的鉴定和处置工作，而后又担任多部学术杂志主编及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历史系档案学的客座教授，可见库克在档案实践和档案理论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深厚的史学修养为库克档案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丰富的实践经历为他档案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土壤，长期的学术编辑经历使他对档案职业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加拿大独具特色的档案理念及做法为他开辟了理论研究的发展空间[2]。

后现代主义发端于20世纪40—50年代、传播于60—70年代、盛行于80年代之后[3]。20世纪90年代，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将关注的焦点转向档案，其对档案内涵以及档案起源的讨论将档案学拉入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大潮之中，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1996年出版的《档案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

生活在一個时时处处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挑战的世界中，档案人员也开始反思他们的理论与实践。首先关注到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档案学家是加拿大的布莱恩·布罗斯曼（Brien Brothman）和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5]。布莱恩·布罗斯曼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价值的秩序：探索档案实践的理论术语》（Orders of Value： Probing the Theoretical Terms of Archival Practice）以及1993年发表的文章《限制又限制：德里达的结构主义与档案制度》均提到了“后现代主义”。尤其在他1999年发表的文章《衰落的德里达：正直、张拉整体，以及结构主义中的档案保存》（Declining Derrida： Integrity，Tensegrit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Archives from deconstruction）中，布罗斯曼对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档案热》（Archive Fever）进行了探索性的讨论。

二、特里·库克后现代主义档案学思想内容

同为加拿大籍的特里·库克也逐步发觉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档案学的影响，并将后现代主义总结为档案职业范式转换的基本原因之一。库克于1994年发表的文章《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与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中提出了“后保管”的观点，并在第五部分中论述了“后保管”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这些观点在他1997年发表的文章《过去是开场白：自1898年以来的档案思想史，以及未来范式的转换》（What is Past is Prologue： A History of Archival Ideas Since 1898， and the Future Paradigm Shift）中得以延续。在这篇文章中，特里·库克谈到档案人员不应忽视后现代主义对于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影响，并且认为“后现代主义”与保管载体的变化、文件数量的激增等应成为档案学范式转化的基础。在1996年中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开场演讲《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的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特里·库克也提出了他对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档案学的质疑：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怎样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什么样的设想、观点、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又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服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呢？是什么社会力量影响着我们的认知模式……[6]

他于2001年发表的《档案科学与后现代主义：旧意新解》和2002年与琼·施瓦茨合作的《档案、记录与权力：从后现代理论到档案现象》更是直面后现代主义对于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冲击。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使我们开始反思档案和档案工作者以及档案职业的理论假设，重新审视这些思想是如何塑造我们的身份认同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作用的。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将特里·库克的后现代主义档案学思想总结为以下三个部分。

1.后现代主义对档案的本质属性发起挑战。后现代主义者对档案的本质属性，即“原始记录性”提出疑问。众所周知，档案是在规范业务活动中产生的，是沟通过去与现在、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最真实、可靠的媒介。而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档案在生成之初就是有意识的构建品，虽然这种意识可能通过半意识甚至是无意识的社会行为模式、组织过程来体现。正如特里·库克在第十三届档案大会上谈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十分审慎地看待历史进程，他们认为社会记忆和历史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就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Goff）提到档案的记忆和政治功能时说到：‘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在档案材料的保管上也是如此。”[7]

权力与话语的斗争问题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核心。任何科学话术的创建、形成、建构和扩散都离不开权力的力量，没有脱离权力运作的纯学术的话语体系[8]。处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档案学受到了质疑：“在不能脱离权力控制的背景下，档案是否还能保持“原始记录”的纯真和中立？档案是否原本地反映了事件发生的本来面貌？这种反映是否全面和客观？记录者是否基于特定的目的进行创作？这种创作会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权力和权威的影响……”[9]以上的问题开始使档案工作者认识到档案并不如詹金逊所说，是“无辜的副产品”。

2.后现代主义对于新时期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启发。在新的世纪，由于受到文件记录方式变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影响，档案学应该转换其研究思路，从原来对单份文件的内容和性质的分析转向对批量文件生产的过程和功能的分析。随着档案管理的关注重点从记录产品转移到记录产生的过程和行为，档案学核心理论的构想与专业实践也必定会发生变化。

在理论构想方面，特里·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提出，档案人员的关注焦点应是“从以等级结构中原始文件生成部门为中心的实体来源转变为以变动临时甚至‘虚拟的机构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业务活动为重点的概念来源”[10]，即来源的本质将从文件直接关联于单一的、传统的组织结构变成反映文件形成的功能和过程的虚拟的、灵活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组织结构，这样的来源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客户、反映不同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文化。简单来说，来源不仅反映结构和地点，更反映功能和机构。这种来源应该是虚拟的，而不是实体的。档案全宗理论作为来源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全宗理论起源于转让、整理和收集一组档案的过程中，按照某种规律形成的静态的物理顺序。但现在，它已经发展为以文件的体系和功能为核心，反映多重形成者和利用者的动态的虚拟整合。这种全宗能更精准敏捷地捕捉信息社会中的档案文脉关系。

在专业实践方面，档案人员应认识到，在技术革新的背景下，档案的储存介质已经由实态的纸张、胶片转变为虚拟的数据储存库或软件程序。传统的结构和背景信息由元数据来体现，并且当文件的系统联系和使用状况发生变化时，这种元数据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记录不再是长期固定的，而应该是动态的。记录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客体，而应该是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中不断发挥主动作用的主体。原始顺序不再指按某种登记原则或分类标准而赋予档案的实体排列顺序，而是成为一种借助软件系统形成的概念化的产物。这种文件存储的地点是随机的，是没有实体意义的，它可以为不同的使用者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通过不同的形式所使用。原始顺序能够满足不同的工作需求，并反映出工作对档案需求的多层次性。人们可以把一组同样的数据按照不同的方式排列，以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档案人员不应再局限于对实体档案及全宗的整理和著录，而是更注重档案之间的相互联系，更注重理解档案的背景、环境，同时把相关的档案体系和功能性的元数据相结合，作为描述档案的工具。

3.后现代主义重新塑造档案学范式。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特里库克深入梳理了1840年以来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并借助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思想将西方档案学的发展总结为欧洲档案學观念与战略的四个范式，即证据、记忆、认同、社会[11]。证据范式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在民主与自由呼声中作为国家公共机构的档案馆诞生了，尽管这些档案馆中保存的主要是官方档案。此时档案工作者的职责是对司法遗存按其背景信息进行整理和编目，其工作信条是“维护证据的神圣性”。记忆范式发展于20世纪30—70年代，强调档案作为历史和文化遗存的记忆资源。此时档案工作者已变成积极的档案塑造者，透过学术历史这个过滤器有意识地构建公共记忆。认同范式是在档案学专业学者的身份认同与后现代思潮的双重力量下催化形成的，档案开始更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呈现其复杂性和模糊性。此时的档案工作者已经从文献管理中解脱出来，成为帮助社会通过档案记忆资源形成多元认同的中介人。21世纪，社会/社区范式正呼之欲出。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我们认识到馆藏收集能力的不足——“没必要把所有的档案产品收集到我们的档案馆”。从而鼓励档案人员放弃“专家、控制及权力”而成为辅导员、宣传员与教练员参与社群建档工作。在后现代的背景下，档案工作者们也意识到目前档案馆收集范围的狭隘与局限。档案已从人类行政活动被动产生的遗留物转变为构建人类文明与集体记忆的积极元素。这种范式或观念的转变引导了档案实践领域的变革。

但库克也清醒地认识到，后现代观念的影响并不是档案学科的原则重新塑造的唯一原因，档案馆服务模式的变化、记录的本质以及其他因素，联合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构成了档案、档案机构、档案职业转变的基础。

三、后现代主义思想带给档案学界的启示

1.对档案本质和“档案科学”形成的重新认识。后现代主义使人们对科学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客观的、公正的、无私的东西，人们开始认识到其中的主观成分。档案科学也不例外，知识和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已经预设了绝对正确的理论基础上，但后现代主义让我们对“真理”的绝对正确产生怀疑——真理或许是特定的、相对的，并非普遍、绝对的，因此假设的真理未必绝对正确。用库克的话来讲，就是要研究：“我们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它们多年来有何变化？又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机构服务……”[12]

对于档案工作来说，不同时间、地区和发展阶段的档案管理原则均存在着差异，从任何一种档案实践中总结、归纳、概括的理论都并不足以指导全部的实践。从这种角度出发，档案工作者应当冷静地反思自身的职业形成，并形成发展的、不断更新的档案职业规范。

2.正视电子文件对档案学的冲击。电子文件对于档案界发起的挑战是档案工作人员重新定义职业范式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在未来迅速变化和组织错综复杂的信息背景下，将产生大量的、分散的纸质文件和大量短暂的、虚拟的文件。档案工作者作为典型的信息工作者，也必须要重新定义自身的工作方式和社会角色。

对此，特里·库克在其1994年发表的文章《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与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中介绍了后保管时代档案工作的核心：档案工作者应该把工作方向和研究的重点由档案实体转向其形成过程，从而转向文件形成过程中的具体的举措、规划、职能关系等等。这样一来，我们鉴定、保护、著录、提供利用的对象将不仅仅只是一些事实和数据，而是揭示整个活动来龙去脉的事实还原[13]。同时信息与储存媒介的可分离性也应得到重视。在电子文件时代，实体介质和文件的记录将会在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的时间后变得毫不相关，因为记录本身会被迁移，实体储存媒介会不断恶化。重要的“原始”记录必须要在新的软件中重新配置，以保持其记录的功能以及其证据价值，这个问题档案学界也需加以重视。

3.建立保存完整集体记忆的公共档案馆。后现代主义对于权力的解构以及去中心化的观点，又为档案实践的发展扩展了空间。特里·库克提出要构建多元的社会记忆，塑造多样化和差异化的档案，要关注边缘和弱势群体，记录更广泛的历史，要求档案工作者由被动的文件遗产的保管者向积极的社会记忆的塑造者转型。档案工作者同时要鼓励大众为集体记忆的构建贡献力量，即“人人成为档案工作者”。

而档案馆应该成为包含全世界历史和记忆的有机实体。让·皮埃尔·瓦洛写到，我们“要为历史建立一个生动的记忆储存空间”。他强调：“这项建筑工作是压在档案工作者身上的沉重负担，因为档案包含了国家和民众记忆的核心，这种来自过去的持续经验带给我们一种幸福感、一种根源感、一种归属感和一种身份感。”[14]

这种变化也鼓励普通的百姓利用档案，档案馆不应是一个私人的花园，而应该成为一个保存着可信的社会记忆的庄严的公共机构。档案人员要尽可能地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政权服务。

参考文献

[1]黄霄羽.致敬特里·库克——特里·库克的专业经历、成就和影响评析[J].中国档案，2014（8）：68-71.

[2]闫静，徐拥军.后现代档案思想对我国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启示——基于特里·库克档案思想的剖析[J].档案学研究，2017（5）：4-10.

[3] 屈菲.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演进及影响[J].北方论丛，2007（3）：127-130.

[4]何嘉蓀，马小敏.德里达档案化思想研究之一——从档案概念说起[J].档案学通讯，2015（4）：23-27.

[5][9][14]Terry Cook. Archival science and postmodernism： new formulations for old concepts[J]. Archival Science， 2001， Vol.1 （1）， pp.3-24.

[6][7][10]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R].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1996.

[8]严翅君 韩丹 刘钊.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关键词[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47.

[11]特里·库克，李音.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J].档案学研究，2011（3）：81-87.

[12] 陆阳.后现代主义对档案学理论的影响[J].档案管理，1999（2）：9-10.

[13] 何嘉荪，史习人，章燕华.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简评文件构成要素论[J].档案学研究，201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