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基 何婷婷 黄艳

摘要：本文通过整理并分析我国古代关于疫灾的相关古籍文献材料，归纳发现古代疫情防控的措施主要集中在控制源头、监测上报、隔离治疗、赈济复产四个方面。在逐一分析以上四个方面时，本文结合现况探讨了对当下及未来疫情防控的启示，以期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疫情预防 监测上报 隔离治疗 赈济复产

中华古籍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中华民族防控疫情的记忆，从东周至清末的两千余年里，我国疫情发生之年甚多，疫病暴发频率“平均每四年就有一年发生疫灾”。[1]透过古籍所载，我们可窥见历史上疫情防控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从中汲取经验、开拓思路，为今后的疫情防控提供些许参考。

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重视对疫情的防控，并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创新。在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以前，使用经验总结法是防控疫情较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整理古籍，笔者发现我国古代对疫情防控的措施主要体现在控制源头、监测上报、隔离治疗、赈济复产四个方面。

一、控制源头，降低发生概率

从源头遏制疫病的感染，降低疫情的发生概率，是古人疫情防控的基础。对疫病的预防思想早在周朝便有记载，“不治已病，治未病”。[2]元代朱震亨提出“与其救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病之前”。[3]中国古代已非常注重疾病的预防，古人预防疫情的措施包括药物防疫、医学教育与医疗变革、注意饮食与环境卫生等。

其中使用最多的就是药物防疫。《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4]意识到疫病与季节的关系，故而朝廷也会按时令节气发药以防不时之需。唐代孙思邈提出“天行温（瘟）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5]使用天然药材制烟熏消毒预防疫病的方法能对疫病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且简便易操作。明朝李时珍提出“葱白炒热熨脐”“大蒜膏贴合谷穴以治诸风”[6]等方法驱邪气、防疫瘴、治热病。唐代进行医学教育与医疗变革，太医署为专职的医学知识传授部门。“自今远路僻州，医术全无，下人疾苦，将何侍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7]各州下派医学博士，负责地方疫情防控和医学知识传播，避免医患分布不均。最后，注意饮食与环境卫生在很大程度上能降低疫病的传播。秦时已有下水道、“都厕”、洒水车等公共卫生设施，[8]东汉王充在《论衡·累害篇》指出“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9]清朝王孟英《霍乱论》指出“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广凿井泉，毋使饮浊，直可登民寿域”。[10]人口密集处疫情常有发生，保持环境卫生、饮用干净的水源能预防疫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层面就形成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防疫思想，毛泽东更是指出“要把卫生防疫工作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11]在2002年“非典”爆发期间，古人《瘟疫论》中的药方“达原饮”得以重新启用以预防和提升免疫力；如今，医疗预防工作在城乡得到了普及，各级官方卫生医疗机构在全国肩负着预防疫病基础知识普及的责任。古人优秀的疫情预防观，在当今得到了更好的应用。例如，现在我们用新媒体给大众普及疫病的基础知识，包括如何正确佩戴口罩、新冠的传播方式和发病征兆、疑似病例如何自查和就医等，防控措施上更灵活、多样且有效。

二、监测上报，及时控制

重视疫情防控，采取监测上报制度，确保上报信息的准确性与安全性，保障疫情控制的及时性，这是古人战“疫”过程中通常采用的另一个措施。

宋朝对于疫情的监测上报十分重视。《续资治通鉴》记载“比诸路饥疫相仍，朕念徭赋科调之烦，百姓未获休息，庐巷疾苦，或不得闻，转运、提点刑狱亲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治之术，条列以闻”。[12]此时疫情十分严重，道路皆是疫病流行，仁宗下诏希望灾民想方设法通过爱戴百姓的官员上报灾情。崇宁年间，宋徽宗下诏：“四方之远，视听岂能周遍，虑有民瘼，壅于上闻。可诏逐路监司察民间疾苦，具实以闻。”[13]宋朝国土辽阔以致皇帝不能细致地体察民情，下诏书让地方监察官员及时察访和上报民间疾苦的真实情况。明朝有相对完善的报灾程序，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下令：“灾伤去处有司不奏，许本处耆宿连名申诉有司，极刑不饶。”[14]受灾处的官员如果隐瞒不报，当地百姓可直接上报，确认实情后将用极刑惩处办事不力的官员。清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鼠疫大爆发，政府随即颁布上报制度，规定“各管地有无疫患，必须五日一报，市、州、县以上，有疫毙人数，应报呈”。[15]各地方不管是否有疫情发生，都必须每五天上报一次，有疫病致死的情况须立即呈报。

疫情监测有利于预防和控制重大疫病发生，在疫情监测体系下，疫病发生与传播得以实时监控，从而为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提供相应的依据。古时候信息的传达并不像现在这般便捷，若没有严苛的监测上报制度，疫情信息的及时性将会降低，极有可能错过最佳防疫时间。科技发达的今天，疫情监测上报措施、制度得到了发展与完善。如防控红外线测温仪给疫情监测带来便捷，各大商场、火车站及人口密集区域都设有专门用于测量体温的仪器，如有异常则不准入内并立即上报等。借助于发达的通信技术，新冠肺炎上报实现了“一日一报”。严格的疫情监测上报制度要求直接确保了疫情监测信息能及時、准确地被反馈，保障了国家应对疫情的效率。

三、隔离治疗，谨防扩散

每当出现疑似或确诊疫情发生后，古人以及时隔离治疗为首要措施，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防止了疫情的扩散。

中国隔离制度始自汉代“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16]官方派遣医官诊治疫病，设立疫区隔离病患，并为疫区免费施药。魏晋南北朝疫情严重，《晋书》有载“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17]此时病患的隔离制度更加科学和人性化，隔离的范围扩大到家眷等密切接触者。清初颁布人口户籍管理区分“生身”和“熟身”，若发生疫情则“生身”不准留在京城中。[18]《宋史·仁宗本纪》载，宋时朝廷颁布治病药方，命地方官员制药剂救百姓，“颁《简要济众方》，命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人对于疫病的治疗一直是半巫半医。古人认为导致疫病发生的原因多为违背上天旨意、邪气、鬼神等导致，所以定期举办驱邪仪式，告慰神灵驱灾求福，在探究病原上做出的贡献有限。但也不可否认古人在治疗疫病上的成就，汉时名医华佗尝试加入嫩蒿草用于治疗流行性“黄疸病”；其后，晋人葛洪利用青蒿治疗寒热等疟疾。最为典型的治疗与隔离结合控制疫情的例子出现在晚清，审时度势引进西医伍连德博士，他主持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亲手实施病理解剖，大胆提出病原，设计“伍氏口罩”，[19]并迅速采取隔离病患、管制交通、焚烧尸体等措施，不到半年成功扑灭肺鼠疫（黑死病）。

疫病极具传染性，有效的隔离能把疫情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加强治疗方能直接对疫情进行斩除。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码（也称绿码）可谓是清朝户籍管理制度的衍生，能有效监测流动人员的档案信息，有利于实现对密切接触者的及时隔离和对患者的及时治疗。社会的发展已进入科学文明的时代，科学才是战胜疫情的关键。在吸取中医智慧的基础上，重视病源探寻、对症下药，及时采取隔离病患、全方位地进行治疗，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带来的损失。

四、疫后建设，赈济复产

在经过疫情肆虐后，经济萧条、百废待兴，赈济疫区和恢复生产成了官府措施的重中之重。古人赈济复产的举措主要是帮扶下葬、抚慰家属、减免赋税、开仓放粮、给林自救等。

文献所记，孝武帝所供一切从俭，皇亲国戚和当朝官员的俸禄减半。孝武帝也曾带头节省开支赈济疫区，“其诏御所供，事从俭约，九亲供给，众官廪俸，权可减半”。[20]《顾宪之传》载“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其家人绝灭者，宪之为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地方官员顾宪之用个人的俸禄帮助疫病致使全家身亡者下葬。晋元康七年（297年）疫病大爆发，第二年春天晋惠帝就开国库放粮赈灾“诏发仓廪，赈雍州饥人”。[21]唐朝在疫后赈济和复产方面有更加完善的制度，“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余孩稚，劝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江南诸道，既有凶荒，赋入上供，悉多蠲减”。[22]从帮扶下葬、抚慰家属、给粮救助到减免赋税都有对应的制度可循。宋朝对于流民的救助可操作性更强，名臣富弼指挥防控疫情时开创性地提出“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23]此举让流民利用国有山林自救，是真正意义上的扶之以“渔”，流民能自给自足，不再一味依赖朝廷。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对于疫情后得以幸存的人们而言，生活还将继续。物资短缺是接下来面临的最大问题，此时赈济疫区和恢复生产是必行之举。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武汉的物价一度快速上涨，相关部门紧急运送大量物资前往武汉，不到一个月物价就得到了控制。疫情期间各类商户损失惨重，国家根据现实情况放宽政策在5月支持发展“地摊经济”，鼓励商户小贩以“地摊”形式创收来减轻生活压力，并指出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不将其纳入考核范围，这与“给林自救”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人对于疫情防控的贡献不可小觑，防疫抗疫的理念与措施，在不少方面对今人都有着启发和借鉴意义。人类要生存下去，与疫病的斗争就会一直进行下去，只有不断改进和完善疫情防控措施，才能最大限度降低损失，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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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5]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

[6]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本）新校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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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姜月华.中医预防医学初探[J].江苏中医，200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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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大真，刘学春.中医谈“瘟疫”的预防[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1）：6-8.

[11]王龙友.卫生防疫，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学习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关于卫生防疫工作论述札记[J].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1996（S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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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韩毅.宋代瘟疫防治及其特点[J].社会科学战线，2020（6）：133-144.

[14]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附校勘记[M].台北：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62.

[15]赵晓华，徐凌忠.我国传染病报告管理发展现况及影响因素应对分析[J].预防医学论坛，2009，15（2）：160-162.

[1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80.

[18]兰台.从通州史上五次大疫引发对SARS档案的思考[J].北京档案，2003（8）：47-48.

[19]刘玉锋.“鼠疫斗士”伍连德：华人世界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N].三湘都市报，2013-01-20（A13）.

[2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9.

[2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95.

[22]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百四十七《帝王部·恤下二》[M].北京：中華书局，1960：1783.

[23]《中国史籍精华译丛》编委会.中国史籍精华译丛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宋史·富弼传[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1295.

作者单位：1.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广西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