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心妍

摘 要：本文从“桃园三结义”的流变版本分析入手，分析中国古代文本中的“英雄杀嫂”母题设置，以期探讨“英雄杀嫂”这一叙事模式存在的意义。

关键词：桃园三结义;英雄杀嫂;叙事模式

一、绪论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英雄杀嫂”的模式十分常见，但是“英雄杀嫂”这一模式的出现与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与封建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桃园三结义”作为《三国演义》中家喻户晓的故事，其流变过程十分复杂，其中一支就来自《花关索传》中，有关关张二人互杀全家的故事。因此本文就“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流变，试分析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英雄杀嫂”。

二、“桃园三结义”流变版本分析

“桃园结义”的故事是通过《三国演义》为大家所熟悉，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一出为人们津津乐道、耳熟能详的佳话。但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是通过各个不同版本的文学及民间演绎才最终形成的，并由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书写成我们今天所最熟悉的版本。

在正史中也没有关于三人结拜的记载，只是说三人关系十分亲密。《三国志·关羽传 张飞传 赵云传》记载：“先生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生周旋，不避艰险。”[1]这个记录说明，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关系甚是亲密，他们睡觉也在同一张床上，如若亲兄弟一般，在大庭广众之中，关羽与张飞也时时的在刘备左右，跟随其出生入死。《三国志·关羽传 张飞传 赵云传》记载：“少与关羽具事先生。羽年長数岁，飞兄事之。”[2]张飞与关羽一同侍奉刘备，因为关羽比张飞年长几岁，因此张飞就把关羽当作自己的兄长来对待。虽然正史中没有直接记载三人有结拜的仪式，但还是能从文字记录中看出三人的关系非比寻常。也正是因为在正史中对于三人关系的描述，没有一个完整的开头，因此留给之后的文学作品很大的想象与发挥空间。

“桃园结义”的故事情节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志平话》中，之后又经许多的民间艺人改编、演绎，其中《花关索传》的“桃园结义”版本尤为值得注意。《花关索传》中的“桃园三结义”是通过张飞与关羽两人互杀全家，来完其二人对于刘备的忠心表述：即一心一意追随刘备，不会中途叛离，共成大业。

我们可以先来对比一下《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版本，“飞曰：‘吾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齐心同力，然后可图大事。玄德、云长齐声应曰：‘如此甚好。”[3]自此，次日在桃园中三人完成了结拜。虽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版本中，已经将“桃园结义”的故事做了完善与扩充，但是三人的结义在今天看来还是有些仓促和鲁莽。罗贯中版本的“桃园结义”中，虽然摒弃了《花关索传》的桃园结义互杀全家的“糟粕”方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三国演义》中也存在着中国古代小说中，凡涉及结义桥段都过于“鲁莽”和“草率”的弊端。所以，抛去“互杀全家”的伦理道德不谈，只就仪式感方面来讲，这实为一种表述忠心与增强仪式感的行为，可以作为强化三人关系的媒介。

三、中国古代文本中的“英雄杀嫂”母题设置

（一）红颜祸水的传统思想

无论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或是历史记载中，又或是小说话本中——美人（可以泛化为女性），始终都是促成功成名就、完成家国大业路上的绊脚石，甚至在民间传说中还将妹喜、妲己、褒姒、骊姬称为“四大妖姬”。笔者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历史中，她们确实有一些魅惑君主的行为，但是更多的是后人与文学作品赋予了她们此类的属性。比如“四大妖姬”之一的褒姒，其实文献记载中并没有直接记录其祸国殃民的事件，本质上都是间接导致的。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只不过是为了逗褒姒一笑，褒姒其实并没有言语媚主，或是用美色勾引主上，她只是整日郁郁寡欢、面无笑容。笔者认为祸国更多的原因在周幽王自身，是他自己一味的寻求美色，不思朝政，凡事都讲究辩证地看待，如果周幽王是一个一心为民、勤政治国的明君，那么他就不会为了博褒姒一笑做出“烽火戏诸侯”的行为了。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高度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之下，其实隐藏在背后的是一种男权主义，也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造就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美人”始终是祸患的代表。因此可以得出，“英雄杀嫂”这个母体根植于中国古代“红颜祸水”的思想中。

其实不仅仅是古代中国有着对女性的排斥，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下，多多少少女性都处于这个社会的劣势地位。在凯特·米利特的著作《性的政治》中这样写道：“亦即我们将称之为幻念派的人们，他们几乎采取的几乎是清一色男子汉观点。这些人经常表达出来的是由男性对所谓女性的邪恶（即性）作出反应时的不自觉情绪。”[4]男性所采取的“男子汉”的观点，也正是他们对于女性的排斥行为，不单单是女性无法在社会中获得合理的政治地位，女性甚至连正常的社会地位都无法拥有，更多的是在社会中被打压和束缚，处于边缘地位。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5]。男性时常要为自己打压女性寻找一个合理的理由，于是他们就将女性形象妖魔化，作出一种对于女性形象的邪恶处理。在西方文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女巫的形象，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则演化为“红颜祸水”的思想。

（二）塑造完整的英雄形象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的地位始终是不能被撼动的。在《性的政治》中有这样的描述：“人类文明是一种男性的事业;并且，由于男人的自负和忧虑（担心‘女人的属性亦即被他们两人视为人类唯一的善良本性被丢失了）既不允许男性获得被认定为女人属性的人性，也不允许女性超越她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中的无能地位。”所以男性为了保证他们对国家和政治权利的绝对统治权，对于女性地位的排斥、甚至是打压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就体现为“英雄杀嫂”。

关羽形象的演变可以很好地佐证这一点。在《蜀记》的记载中，关羽是一个好色之人，他向曹操请求，希望可以迎娶秦宜录的妻子，并且不止一次提出请求。虽然故事的结局是，曹操看中杜氏的美貌，将杜氏收入自己怀中，关羽并没有得到杜氏，但是这一事件不得不说对于关羽的形象有着极大影响，正是因为其沉迷于美色的情节，让后人感觉关羽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英雄。在之后流传的版本《关大王月下斩貂蝉》中，关羽的形象则演变成了不近美色，他将貂蝉视为妖女，并无情斩杀。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更是将关羽这种不近美色的形象描写到了极致，在关羽面对要与两个嫂子一个屋子过夜时，选择了独守在屋外彻夜苦读;在面对曹操送来的美女时，他也全然不收。正是后来有了对于关羽不近美色的种种文学演绎，才使得今天在我们心中的关公形象是高大完整的。

同样，在《花关索传》中，张飞关羽互杀全家的情节，正是为了完成他们二人“不近美色”的思想表述，除去故事中带有的民间故事中暴力血腥的糟粕部分，互杀全家的桥段实则为一个很好地塑造“不近美色”的人物形象的方式。也正是通过这种不近美色的形象塑造，才让关羽乃至张飞的英雄形象在小说中更加完整，更加的深入人心。

（三）意识形态的惩戒仪式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儒家思想贯穿始终，而在儒学思想的核心表现“三纲五常”中明确规定：夫为妻纲。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中，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女性始终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也正是这种根植于传统中国人心中的思想，才会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通过女性角色消亡的过程，来完成對男性角色的塑造。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西方就产生了一种“厌恶女人的文学”[6]，而在东方的文学中则处处渗透着孔子的意识[7]，这就催生了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英雄杀嫂”。

汉纳·阿伦特认为，统治是由两种权利维系：第一种权利来自公众对该权利的认同，第二种权利是通过暴力加强的[8]。通过暴力所巩固加强的权利，暴力在这里不能单纯理解为一种行动范畴，而是具有一种仪式感的存在。暴力在这里可以看作一种过程，只有通过这种过程，权利才能最终得到加强，并且深入人心，这与原始时期的祭祀活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暴力活动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与权利一同，不断得到加强。

这种暴力行为，又常常因为社会的男权意识而变得合法化。正如《性的政治》中所述：“那些实际上控制了每一个公共职能部门的男人们将一如既往地（被授权）实施被认定为他们本性的攻击性行为。”[9]理所当然的，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英雄杀嫂”的行为就这样被合法化了，通过这种暴力杀嫂的行为，一方面巩固了男性的主导地位与其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也强化中国传统社会的“三纲五常”观念。

四、结语

虽然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英雄杀嫂”只是一种亚类型的叙事模式，但是其作为一种对于男权主义的加强，还是值得研究与讨论的。在《三国演义》的故事“桃园结义”的流变版本中，就有着比较典型的“英雄杀嫂”故事，因此本文从《花关索传》的“桃园结义”故事出发，来研究讨论“英雄杀嫂”这一叙事模式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陈寿.三国志[M].中国香港：中华书局，2015：290，298.

[3]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5.

[4][9]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 [M]. 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38.

[5]Max Rheinstein and EdwardShil.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J].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7：323.

[6][7]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 [M]. 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68.

[8]Hannah Arendt.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J].196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