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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毛姆对中国文化的解读

2020-11-02庞庆

戏剧之家 2020年29期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毛姆

庞庆

【摘 要】本文选取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两部戏剧《苏伊士之东》和《信》,二者分别讲述了中国故事和蕴含了中国元素。笔者比照分析了两剧中体现出的毛姆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误读和对中国人物形象的正确解读,探究了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的原因。误读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正确解读是受作者的个人生平、感情生活、游览经历等影响的结果。从误读与正确解读两个方面来探讨毛姆这两部戏剧的意蕴,对毛姆的批判研究颇具价值,并且为东西方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毛姆;《苏伊士之东》;《信》;解读中国文化;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9-0004-04

1919年10月,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第一次来到中国,游览了北京、上海、重庆等多座城市。他花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在华收集原始资料,回国后他将游华的所见所闻所感整理提炼,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小说、游记、戏剧作品,其中包括1922年的戏剧《苏伊士之东》(East of Suez)和1927年的戏剧《信》(The Letter)。在这些作品里,他描绘出多姿多彩的中国图画和立体鲜活的中国人物形象。这两部戏剧作品,既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消极误读,也体现了他对中国人的人文主义關怀;既反映出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更表达了当时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苏伊士之东》是毛姆创作的一部中国题材的戏剧。内容大致讲欧亚混血女孩黛西即将嫁给深爱她的英国人哈利,但在哈利家偶然邂逅了从前的爱人同时也是哈利的好友乔治,二人在乔治养伤期间旧情复燃,但乔治一直受着良心的煎熬而纠结。后来黛西之前的情夫为了破坏二人的感情,告诉黛西乔治将娶一个刚来中国的英国女孩,黛西妒火中烧,一气之下将乔治写给她的信寄给了在外出差的丈夫。不久黛西就知道自己被骗了,但事情已无法挽回,乔治开枪自杀,黛西穿戴着中国服饰,神情神秘莫测,心如死灰地回归家庭了。该剧于1922年9月在伦敦英国皇家剧院(His Majestys Theatre)首演。“这是一部很好的舞台剧,不仅仅是情节剧,更不是悲剧或喜剧。就像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先生的所有作品一样,这部剧很有特色。”①该剧不似一般的情节剧,总是充斥着作者的演绎和创造,也不似一般的悲剧或喜剧,总是奠定了整体的情感基调,给观众强烈的戏剧感受,而是似旁观者一般,以严肃、冷峻的目光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而不对其进行干预。该剧的布景装置也极具写实风格,营造出一种东方的氛围,其所展现的异域风情令英国观众啧啧称赞。

《信》是毛姆创作的另一部戏剧,只是在剧中出现了中国元素,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题材。内容大致讲莱斯利在新加坡的自家种植园里向哈蒙德连开六枪,在法庭上辩说是哈蒙德来找她并想要非礼她,她出于正当防卫而失手打死他,获得了陪审团的同情而被无罪释放。但她的辩护律师乔伊斯对她连续开枪的行为表示怀疑,律师的中国书记员王志成向他提供了一封莱斯利勾引哈蒙德前往种植园的信。原来莱斯利多年来一直是哈蒙德的情妇,哈蒙德因为有了一个中国女人而抛弃了她,她怨愤交加于是杀了他。莱斯利的丈夫克罗斯比为了救她,而花了一万美金从那个中国女人手中买下这封信,莱斯利愧悔万分,决心回归家庭,以弥补克罗斯比对她的爱。该剧于1927年3月在伦敦首演。“《信》绝对是一部不能错过的戏剧。这是一部行动迅捷而气氛紧张的戏剧,剧场里座无虚席。”②由评论可知,该剧由于紧凑的剧情和紧张的戏剧氛围吸引了大批观众,曾在英国舞台上风靡一时。

一、毛姆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误读

毛姆在剧中对中国街景、吸食鸦片者、跨国婚姻等的描画,折射出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歧视和误读,以及潜藏在殖民主义与“种族优越论”下的文化偏见。中国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他者”,中国形象被西方用误导性的“东方主义”和仇外心理来解释和塑造,被西方以一种具体的、固定的模式来简单地表述。对中国文化的消极误读根植于每个西方人意识形态里的文化霸权,并在毛姆和多数欧洲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一)丑化中国式场景

在这两部剧中,毛姆都利用布景装置和舞台效果,向从未到过中国的英国观众展示了“中国景象”。

在《苏伊士之东》的开篇,毛姆描写道:“北京的一条街道上有几家商店。有一家是棺材店,苦力们正在一口棺材上忙活着;其他待售的棺材陈列着。”而在象征着毁灭与死亡的棺材旁,却是“有些人用放大镜看报纸,有些人吸着烟斗”。由于残酷的战争和对古代文明的破坏造成了中国的高死亡率,代表死亡的象征性符号被随意地陈列在大街上。更让人惊讶的是,市民们对随随便便地摆放在大街上的棺材熟视无睹。这种以棺木为背景的舒适惬意的生活氛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毛姆塑造出中国人对死亡的淡漠,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已经混沌愚昧到将生命的消逝视作无关痛痒之事,因此亟需西方的先进文明来拯救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所有人的谈话声,苦力的叫喊声,锣声,拍板声,琴声,汇成了一片嘈杂声。”这样的描写并非真实刻画了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街头景象,而是毛姆基于明显的偏见为西方人描画出的一幅吵闹、混乱的中国市井图。这样的主观改造是为了强化西方人对中国落后、衰败的刻板印象,为西方的进一步殖民侵略提供合理依据。

在《信》的第三幕开头,毛姆描写王志成的朋友钟海的形象是病态的、孱弱的,钟海的生活环境是陈旧的、破败的。场景多大程度上还原了新加坡华人区中国人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但笔者推断其与真实的中国式场景一定有距离,因为其中一定包含了毛姆的刻意丑化。毛姆笔下的中国式场景是肮脏的,中国人易被侵犯和征服,然而这并不是中国现实,而是西方人的自我臆断。他们的描述来自对中国的文化想象,他们的文化想象来自西方人既定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这样的消极误读反映出西方人的优越感,他们笔下的东方文明越落后,越能显示出欧洲文明的发达。

(二)恶意放大吸食鸦片者的形象

近代以来,英国人借助罪恶的鸦片贸易打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鸦片在中国很猖獗。在西方人心目中,吸食鸦片是摧残中国人身心、控制中国人灵魂的捷径,因此欧洲侵略者企图利用鸦片使中国人臣服于他们的文化和军事力量,从而确立起欧洲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吸毒者是身形瘦弱、意志羸弱的,所以许多欧洲作家喜欢恶意放大吸食鸦片者的形象来建立他们想象中的贫穷落后、软弱可欺的中国形象,由此更增强了欧洲侵略中国的野心。作为强化“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力手段,对吸食鸦片者和鸦片馆的描写就成了当时许多西方作品中的固定桥段。

在《苏伊士之东》最后一场中,黛西问乔治是否试过鸦片,乔治说没有也永远不想试,黛西表示总有一天他会想尝试的,她会为他做一支烟斗,因为“当你吸了一两支烟斗之后,你的头脑会变得格外清醒。你会口若悬河,却又不想说话。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的所有谜题在你面前都会变得清晰明了……死亡吓不倒你,贫困和苦难威胁不了你”。黛西对鸦片的态度可能不是所有中国人的真实态度,只是西方人想象出来的中国人的态度。但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多数欧洲作家笔下,他们所描写的中国人对鸦片的沉迷可以帮助西方人想象出易于控制和管理的“他者”形象,背后隐藏着西方人对“他者”的贬抑和对“自我”的肯定。在这种文化想象的支配下,欧洲侵略中国不仅是他们的骄傲,更是他们拯救落后民族的“使命”。

(三)排斥跨国婚姻

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殖民,20世纪的独特产物——异族通婚和欧亚混血儿出现了。

《苏伊士之东》的女主角黛西就是异族通婚的产物和直接参与者。剧中第二场,在黛西出现之前,出现了关于跨种族婚姻的第一次讨论。在诺克斯看来,弗雷迪·贝克是个“该死的傻瓜”,因为“他娶了一个连传教士夫人都看不上的欧亚混血儿妻子,这可不好”。乔治也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里体现出英国人对跨国婚姻及由此培养出来的混血儿的歧视和鄙弃。他们不仅仅有这样不公的思想和言论,更是从实际行动中强化了这种偏见。弗雷迪因为娶了欧亚混血儿而受到公司排挤被调到无足轻重的外港;乔治当年和黛西分开的重要原因是,如果娶了她,他就得辞职;当乔治得知好友哈利即将娶一个混血儿时,劝他:“即便你不做牧师,而只是个商人,对你来说生活也会有困难的。”哈利激烈地反对这种不公正,但大多数西方人还是对跨国婚姻和混血儿极度排斥,因为在他们的刻板印象和固定思维中,中国人的道德是匮乏的,举止是粗俗的,性格是欺软怕硬的,品行是极为不端的。正如乔治所表达的:“不知何故,欧亚混血儿似乎继承了他们所诞生的两个种族的所有不好的品质,却没有继承任何好的品质。我相信也有例外,但总的说来欧亚混血儿是粗鄙的和吵闹的。”由此《苏伊士之东》传达出贯穿全剧的思想观念:东西方文化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如果硬性弥合这种差异,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二、毛姆对中国人物形象的正确解读

毛姆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20世纪初,受大多数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影响,毛姆也把中国视为“他者”,自然地排斥中国,具体表现为他在作品中对中国的消极误读和刻意丑化。但与此同时,毛姆的优点是善于发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他对中国人的人文关怀也在作品中得到了不自觉的体现。

(一)对黛西命运的同情

在《苏伊士之东》中,毛姆表现出对黛西的复杂感情。黛西作为跨国婚姻的后代,她在童年时代遭受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从没有感受过父亲的关心和母亲的爱。或许正是爱的缺失导致了她对爱的极度渴望和追求。黛西的爱情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她飞蛾扑火般爱着乔治。黛西与乔治在哈利家重逢时,乔治已经放下了两人昔日的感情,但她却强烈表达了十年来对他的心意从未改变;在乔治养伤期间,她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照料;乔治在爱情与道义之间纠结时,她告诉乔治不要顾及那么多“荣誉、责任、体面”,因为“我只知道爱,我的灵魂里已经没有空间装其他的东西了”。她对爱情的追求热烈、勇敢,甚至不择手段。所以她才会在被传递了“乔治将要娶塞尔维亚·诺克斯”的假消息之后,“心中充满了仇恨、愤怒和屈辱”,决绝地将乔治写给她的信寄给了在外出差的丈夫。当两人的感情浮出水面,乔治开枪自尽后,黛西“穿上中式服装,戴上中式头饰,画上中国女人的妆容”,表情神秘而冷酷,心灰意冷,因为她失去了生活的全部希望。毛姆将心中隐藏的对待爱情的执着甚至疯狂投射到黛西身上。

乔治内心里非常排斥混血儿,他始终放不下对黛西出身的芥蒂,认为与黛西相恋是件不光彩的事,会使他事业受阻、名誉蒙羞,这也是他当年狠心斩断情丝的重要原因。乔治甚至对她提出极端无理和残酷的要求:“如果你爱哈利,你就不能嫁给他,因为这种做法是无情的。”他不同意黛西嫁给哈利的原因不是想要守护自己的爱人,而是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混血儿是不能和一个白人结婚的,这不仅是对混血儿的歧视,也是对爱情的亵渎。黛西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儿,背负着太多西方社会的偏见,生活处境屈辱:她没有朋友,因为白人女性认为自己出身高贵的血统,而不愿意和混血儿做朋友;她不被尊重,即使是那些口口声声说爱她的人也不会从她的角度去考虑。

这部剧中多处无意间表露出毛姆对黛西的同情和欣赏。一方面,毛姆冷静而客观地描述了一个混血儿的真实处境和悲惨命运,并且对她寄予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毛姆也对黛西的坚强勇敢、执着追求赞赏有加,他呼吁任何爱情都是值得被理解的。

(二)对李泰成品格的赞赏

在《苏伊士之东》中,李泰成是自私狠毒、阴险狡诈的典型代表。为了抢回黛西,他处心积虑。即使黛西不爱他,对他恶语相向,他仍然纠缠不放,威逼利诱,甚至用金钱收买女仆,并雇杀手企图杀害黛西的丈夫。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十足的恶棍,却拥有万贯家财,并且是世界名校毕业的。李泰成并不像欧洲传统作家笔下的其他中国角色那样懦弱、谄媚、没有主见。相反,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面对喬治对中国文化的恶意诋毁,他做出睿智的反驳:“如果我们在心里鄙视和憎恶你们所教导我们的呢?你们为什么这样自信,以为自己比我们优越,以致我们应当谦卑地跪倒在你们的脚下呢?你们在文学或艺术方面比我们强吗?你们从前住在洞里、衣不蔽体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文明开化的人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四亿世界上最务实、最勤奋的人吗?”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盲目自大提出了中肯批评,对殖民主义的野蛮侵略表达了强烈控诉。此外,他坚持穿着中国服饰,而不是对“穿粗花呢衣服和戴鸭舌帽”一味盲从,显示出他不奴颜媚骨、捍卫民族传统的品格。

这种对中国文化的赞赏在大多数19世纪欧洲作家的作品中是很少存在的,然而在毛姆的作品中却屡见不鲜。在这里,毛姆想通过李泰成的话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知和积极解读。作为一名英国作家,他既不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当作任由其蹂躏和践踏的野蛮物种,也不藐视中国历史上璀璨的文化硕果;相反,他很尊重中国人民,很崇拜中国文化。在毛姆的作品中,受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完全將对待“他者”的情感排除在外,但他也把自己的许多个人情感倾注到这片土地上。当他看到还有这样自强的中国人时,他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崇敬。

对这些人物的或同情或赞赏,体现出毛姆对中国人的善意,他更愿意从不同的人文主义角度去观察中国人民。由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使得他更加明白被尊重和被关心的重要性。这种文化移情心态,让他更自然地表达出对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脆弱的中国人的友善与关怀。毛姆想揭示一个不同的中国社会环境,说明那里并没有西方人想象的那么陈旧、肮脏、破败、落后。至少,中国应该被西方人尊重和理解。与此同时,毛姆想用这种补充式的描述来提供一种更温和的跨文化交流形式。毕竟,真正的跨文化交流源于平等的沟通,而不是残酷的征服。

三、毛姆误读与正确解读的原因分析

一方面,从19世纪开始,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及科技革命的先发优势,帮助西方社会具备了统治世界的“自信”甚至是“傲慢”,也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从特权视角审视世界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西方开始扩张之后,东方在现实中成为西方殖民掠夺的对象,但在想象中仍是西方充满好奇和渴望探索的“乌托邦”,在这种情况下,毛姆逐渐渴望与简单化的中国文化建立联系,从中国的“礼”中汲取营养。他总是按照西方社会的发展需要去解读中国文化,无论是误读还是理解,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也与他的个人生平息息相关。

(一)误读原因

19世纪的一些欧洲作家,康拉德、吉卜林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他者”的丑陋,这促使毛姆形成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此外,毛姆先后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和海德堡大学接受教育,长期传统的欧洲高等教育使他认识到欧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陆之一。再者,根据萨义德的说法,“东方主义”理论建构“他者”,西方人把“自我”的欲望投射到“他者”身上,通过“他者”的客体来表达“自我”的梦想、迷恋、焦虑、恐惧和敌意,符合西方殖民扩张的目的,毛姆也是受这一理论影响的文学人物之一。

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其深刻的文化语境,文化语境中的外来文化形象往往蕴含着本土文化的自我调适。在西方人的想象和描述中,东方的形象,总是具有一种异域的魅力;古代中国的形象,更是物质发达、文明先进、讲求礼仪的象征。但近代以来,由于经济实力的落后,中国迅速堕落成了“劣等民族、牺牲品和臣民、可以获取利润的源泉、蔑视和可怜的对象”③,成了西方人想象中的一个顺从的、被驯服的对象,一个忍受欺侮、被操控的对象。西方人从想象中创造了“东方主义”,强化了自我认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创造一个以欧洲为中心、东方在边缘的世界地图。在这幅地图上,西方掌握着建构世界秩序的话语权,而东方总是沉默的,总是被表述的对象。“西方人不仅在进行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认同,也在构筑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念中的世界秩序。”④基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和西方人对于东方劣等性的文化想象,西方逐渐建立起文化霸权,对东方实行文化侵略。

在毛姆这两部戏剧作品中,他以欧洲的殖民者身份,揭示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世界形势,以及大多数西方人认为西方比东方强大的价值观。他有意将中国场景描写得破败、混乱、肮脏,呈现出一派衰颓落后的景象;有意将中国人描写得狡猾奸诈、唯利是图、是非不分、浑浑噩噩,处在社会的边缘,展现出亟待西方人救赎他们的状态。这些描写表面上来源于作者旅华期间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真实活动和形象,但其实质是作者内心隐秘情感的无意识表达。欧洲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排斥,其目的是认同和维护他们自己的文化。因此,毛姆认为中国是“他者”的刻板印象,是源于他作为“东方主义”的受众,而被打上的深刻心理烙印,同时,他的作品也成为“东方主义”的传播者,影响了更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形象认知,是在其主导的思想框架和话语表达中进行的,是一种混杂着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认知体系,难以形成客观的立场。毛姆的这两部作品中“他者”与“自我”形象的交织,自然包含着东西方文明的对立,当然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

(二)正确解读原因

毛姆的一生非常特别。他出生于1874年,直到十岁,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父母去世后,他被严厉的牧师叔叔收养,小毛姆根本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学里,由于他身材矮小、口吃和对新环境的陌生,经常遭受欺凌。不幸的寄养生活和悲惨的成长经历使他养成了胆怯、内向、敏感、偏执的性格。后来毛姆还曾习医五年,这段经历不仅使他有机会接触底层民众的生活,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关爱和欣赏,而且帮助他以解剖刀似的目光冷静、客观、犀利地看待人生和社会。1916-1959年间,他多次到远东旅行,细心体察异域风土人情,所有这些特殊的经历都反映在他后来的作品中。

除此之外,他失败的婚姻和复杂的双性恋倾向可能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作品风格。“在19、20世纪,同性恋是一件非常隐晦的事情,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同性恋亚文化正在蓬勃发展,在受过教育的男性中,对‘柏拉图式的恋爱的崇拜也很普遍。”⑤毛姆作为其时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同性恋文化并将其付诸实践。当时同性恋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它是违法的并且是不可原谅的行为。毛姆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再加上他性格胆小、敏感、多疑,因此他不会做任何违背道德的事情。但即便他不敢直接承认自己的性取向,同性爱情也仍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甚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是选择和同性伴侣共度时光。长期的抑郁和难以言喻的痛苦使他极度悲伤,而他的苦难又无处诉说。只有经历过类似苦难的人才能从别人的角度去感受去理解,才能设身处地地同情“他者”,因此在他目睹了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和被摧毁的土地和文化之后,他自然地对中国投注了更多同情。

毛姆一生的游历对他“东方主义”的动摇、人文主义的重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体验了真正的中国生活之后,开始质疑自己头脑中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因为在中国,他找到了自己一直在探索和寻找的东西,那是冷酷的欧洲人让他从未体验过的千人千面的鲜活形象,是自恃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不具有的敦厚、悠久的历史传统。它们完全不同于根植于他心中的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偏见,相反,让他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唤起了他对殖民地人民的同情,也激发了他探索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的愿望。毛姆能够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认真地思考真正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这种思想在20世纪欧洲作家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而在毛姆的作品中、在他对自立自强的中国人的描写中、在他对中国女性的同情与肯定中,人文主义都不知不觉地隐晦地显现出来。当时的大多数西方人都没有考虑过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是否正确,中国文化是否值得他们讨论、学习和理解,所以毛姆展现中国生活和文化的戏剧作品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人文价值。

因此,从误读与正确解读这两个方面来探讨毛姆作品的意蕴,对毛姆的批判研究颇具价值。只有减少误读,增强理解,平等对话,东西方文化才有机会实现沟通,跨文化交流才有可能高效开展。

注释:

①Dukes.THE STAGE OF THE DAY: HIS MAJESTY'S: “EAST OF SUEZ”[J] .Ashley Illustrated Sporting and Dramatic News.British Periodicals pg, 1922,(9):98.

②The Sphere.“THE LETTER”:A POWERFUL MELODRAMATIC PLAY [J].THE LATEST MAUGHAM DRAMA.British Periodicals pg,1927,(3):417.

③[美]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M].于殿利,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126.

④周宁.停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J].书屋,2001,(10):10-23.

⑤Chris William.A Companion to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

參考文献:

[1]William Somerset Maugham.East of Suez[M].London: W.Heinemann,1922.

[2]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The Letter[M].New York:Doran,1925.

[3]张怡然.“自我”与“他者”之间——毛姆<苏伊士之东>,<面纱>和<在中国屏风上>的中国意象[D].吉林:吉林大学,2019.

[4]朱文杰,张之燕.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以<苏伊士之东>为例[J].名作欣赏,2018,(12):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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