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与史学之关系刍议

2020-11-02陈敏

文艺生活·上旬刊 2020年7期

陈敏

摘要：在人类发展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书写活动都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其它动物有所区别的是人类这一社会群体是以语言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之上。书写活动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媒介、一种获取与传播知识的重要工具以及民主表达与交流的渠道，书写活动本身也是艺术的表现，同时也是保存和留传历史的重要手段。史学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汉字的书写看起来与史学毫不相关，二者实质上却有着一些相似点和关联性，本文试图将汉字书写与史学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及二者的相似点和关联性进行梳理和简要论述。

关键词：汉字书写文化史学

一、汉字书写与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

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形成是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文明;而历史之所以能留存下来并被后人所了解，是因为它借助了文字的记载。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正是因为有了汉字的承载才成为华夏民族独一无二的历史。而汉字的发展与传承又离不开汉字的书写活动，汉字的书写活动是汉字发展变化的推动力，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英国诗人雪莱（Shelley）认为历史是一首刻在时间记忆中的回旋诗。①历史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事件。历史在人类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可以说历史意识的迸发和历史记录的呈现是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梁启超先生在谈到史学的起源时提到，人类逐步形成部落之后，这些部落里的长者便会谈论自己或祖先所经历过的各种事件，这便成为了历史的起源。

中华民族一向具有学习历史、运用历史和研究历史的传统。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横向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作家的不断涌现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②西周时期的周公提出了“殷鉴”思想;司马迁认为修史的目的和作用是“述往事，思来者”，叙说往事为来者提供借鉴;唐代历史专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到借鉴历史的益处很多，“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学习和借鉴历史是当务之急且对国家来说是重要原则和工作，这些都是对历史的价值所做的适当总结。

（一）没有文字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文明，汉字承载着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文字的发明是最伟大的成果之一，有了文字之后，人类社会的历史得以更好地被书写留存并流传下去。文字书写最初和最基本的作用就在于记录信息、记录语言、思想和情感并且将其保存下来。可以说文字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文字也是记录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载体，它记录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延续。

甲骨文大约出现在商朝，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划的这些抽象化的记号是汉字的原形，也是漢字最古老的形态。汉字从商代开始，历经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一系列演变，记录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辉历史，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财产。《易经·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段文字是对中国文字的产生和起源所做的描述。

汉字具有超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表现能力，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璀璨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依靠汉字记载下来的。汉字将字形、字音与字义统一为一体，携带着巨大的信息量，可以说汉字是中国社会的投影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载体。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的推进，汉字产生并逐步发展，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将中国历史的变迁记录了下来。中国的汉字古老而玄妙同时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二）汉字的保存与发展与书写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书写活动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其它动物不同的是人类这一社会群体以语言为基础，人类社会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之上，先进的人类社会如若没有文字的记载便难以为继;没有文字的书写人类的历史难以保存人类社会也难以前进与发展。任何一种文字的产生、演变与发展都与这种文字的书写关系密切，同时也和使用这种文字的过程中使用者的需求以及社会历史的发展需求相辅相成。

汉字的书写活动是汉字发展变化的原动力，汉字的书写活动推动着汉字形态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可以说汉字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汉字的书写活动，汉字的书写也与汉字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二者相辅相成。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陶器上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抽象的刻画符号，这些陶器上刻画的抽象符号是汉字的雏形和最初的形态，是汉字产生的萌芽。历经两三千年的孕育和发展，经历了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到商代时期逐步形成了一套以象形文字为主的符号体系，这一时期的文字主要包括甲骨文和金文。

汉字的字符将字音、字形和字义三者合为一体，这一特殊性质使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与其它文字所相异的独特面。两河文明的苏美尔文字和古埃及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它们的多音节的特征导致了这两种语言系统最终实现了拼音化。与苏美尔文字及古埃及文字不同的是，汉语的字词是单音节的，汉字的字形、字音与字义三位一体的特征使得汉字的各个字符从外部的规范到内部结构在同一空间单位中被规范化，并最终从象形图画类型的文字发展演变成为具有象意结构的四角形的方块字体。

苏美尔文字和古埃及文字最终演变成了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在线性空间中展开的、简单的字母连接;而汉字的象形结构是在一个方块的平面空间中展开。汉字形体的结构均衡运用了风水上称为“四隅向”的四正四隅③空间定位，方块空间的展开与九州、九宫、井田等宇宙观念和空间观念相类似。汉字的形体与中国文化里的空间观念密切联系体现了中国人的空间观念。

实用性从甲骨文时期开始便成为汉字书写的主要目的，郑樵在《通志》中言：“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从早期的彩陶图画遗迹和遗留下来的甲骨文时代的墨迹中可以看到，先民们很早就发明并且开始使用毛笔书写。大量地书写契刻用以记录语言是从甲骨文开始的。

汉字的形体伴随着书写活动的开展而发生着一系列改变，同时汉字的书写也促进了汉字书体的逐步演进。甲骨文具有书写简化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汉字演变的方向，一方面汉字的书写使其朝着线性结构化的方向逐渐演变，用简单纯粹的线条、笔画的交叉与排叠来架构汉字;另一方面汉字的书写在内部将图画性的填实和平涂文字的书写提炼，并将象形图画符号的外部轮廓用线条加以概括。

文字的书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汉字的书体演进是由书写带来形体改变继而被推进的。文化的发展在汉字书体演变发展的过程中相伴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场合运用也被用于不同的目的，与之相应地形成不同的书体、风貌，同时规范性和约定与潦草性的挥运交替发生。当人们运用文字的状态逐渐偏离了前一次的规范从而使得共识产生混乱时，新一轮的约定便开始了，与之相对应的规范的书体也发生了改变。汉字书体的每一次改变和演进过程都遵循了这样的规律，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到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汉字演进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如此。

二、汉字书写与文献史料

（一）史书中有不少有关汉字书写的资料，而书写历史上的很多史料又能与传统史料相辅相成与传统史料相互印证，有的书写史料还能对传统的历史资料进行补新、纠谬

在浩如烟海的我国古代历史资料中有不少与汉字书写相关的内容，在这些史料中一类是实物资料如云南佤族发现的传代刻木的实物，这是远古时期先民刻木记事的历史资料，还有龟甲、兽骨、玉器、陶器以及商代各式各样的青铜物件、简牍、缣帛、石磐、钱币、瓦当、碑、砖、兵器、纸张等媒介物，可以说不管是书写或者镌刻在何种媒介物上，只要上面有文字都可以看作是汉字书写的资料，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稳固政权、发展经济开展了一系列变革并命人将诏书镌刻于青铜制的标准权量之上，这些直接用刀镌刻于金属权量上的诏书文字天真不拘、烂漫多姿、稚拙率意，字态丰富多变、妙趣横生，无论是在史学还是在汉字书写的历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另外一类是文献史料，这一类资料中关于汉字书写的内容有的涉及历朝历代的代表性书家，他们是书写史上彪炳千秋的代表人物，如王羲之、颜真卿;有的涉及汉字书写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例如记载了秦皇游猎事件的四言诗被工匠用籀文刻在鼓形石上，这些石刻文字古老而质朴，是我们学习篆法的宝贵资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广施行“书同文”的政策，颁行一种新的书体来取代纷繁杂乱的六国文字，这种新的规范性书体——小篆书体是在史籀大篆的基础上加以省改，为推行这种新书体，李斯、赵高、胡毋敬三人受秦始皇命作字书以作规范。④

中国古代书写活动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成果，除了书迹之外还有包括抄本和印本在内的文献文本，不论是墨迹、抄本抑或是印本，这些文献中的文字资料都与“书写”相關，它们是古代“书写”活动的丰富成果。这些流传下来的书迹和文献保存至今弥足珍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存与历史资料，它们能与传统史料相互印证，有的书写史料如碑志、方志等等，还能为传统史料补新、纠谬。汉字书写的历史资料中便有不少可以为传统史料补充甚至纠谬，例如一些地方的碑刻方志不仅是汉字书写历史上的宝贵实物资料，也为当地的地方史补充甚至纠正了一些史料。

（二）汉字书写与史学在研究方法、方法论、价值观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史学是根据史实来记述和再现历史面貌并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加以总结得出经验、增益智慧，正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⑤。

如若要考察中国古代的书写史，就不得不重视与“书写”相关的领域，重视相关的研究，大致说来，中国文字史、中国文献史、中国书法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史学史都值得重视，此外，还有中国经济史、文化史、艺术史、制度史、法律史、宗教史、教育史、社会生活史、传播史等，也涉及到“书写”活动问题。

汉字的“书写”活动不仅记录语言还记录史实、表述心志、积累知识、记录人的思维，同时它也是史学的表达方式。

对书写活动的研究与史学研究都奉行“求真”的原则。真实性是史学的基本属性，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宋代史学批评家吴缜曾经提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⑥，尊重历史事实、真实记录历史事件是所有正直的史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史学家作史首先要求他所反映的历史是真实的，而人们对书写活动的研究同样需要做到求真务实。

研究中国古代的书写活动，可以运用马克思关于“目的——手段——结果”的理论以及关于“生产者——生产——产品”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认识“人的活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关键，也是认识活动的“真正对象”，他认为要把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去理解与认识。⑦这些理论对于史学的研究同样适用，史学研究同样是以认识“人的活动”为出发点。

我国古代的书写活动要依靠历史资料和证据去认识和陈述。流传下来的历代书迹与文本是古代书写活动产生的成果，它们是研究书写者和书写活动的珍贵资料和证据，海量的古代文献和著述中也记载了许多与书写有关的史料，我国的政治制度史、宗教史、教育史、艺术史当中都包含了关于书写的史实，这些史实是记述我国古代书写活动的证据。史学的研究同样需要资料和证据来支撑事实的陈述和观点的表达。

中国古代的书写活动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发展过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书写活动的发生有特定的背景，对书写的研究应将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史学的研究同样是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

三、两者在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的共同点

汉字书写与史学在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也有不少共同点。从古至今历史的记载和编纂从未停止过，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众多杰出的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不断记录人类前进的步伐，为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宝贵的历史著述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也表达了各种史学观点，陈述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以及治史之法，这些史料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的文字书写与其它民族、国家的文字书写相比是一种更突显、更独特的文化活动，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更加注重书写、重视文字。汉字产生以来留下了许多书迹与文本、文献，这些异常珍贵的书写资料在国家的兴衰更迭中不断产生、散佚又不断湮灭、聚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

不管是“私人性书写”活动还是“公共性书写”活动，它们都有交流和传播的功能与作用。“私人性书写”除了记录语言、表达观点外，很多时候还发挥着传递信息、传播理念、交流思想的作用，例如书信、日记、留言、契约等“私人性书写”，它们能够“遗数十言，致意千里”。而“公共性书写”的作用更是如此。我国古代从殷商时期便开始实行“史官制度”，其“记言记事”与“公共性书写”相异，为后代留下史料，在当时更是有其“当下价值”。如我国古代的政治机构颁布的政令，便是以文字书写的形式发布与传达，言语产生即消灭，而以文字的形式传播则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文字可以四海通达“简檄相传，望烽走驿”，“四海尺牍，千里相闻”。皇帝的诏书、圣旨、谕、敕，以及各级、各地政府机构的公共文书都是书写而成的，这些政令、文书的书写、传布活动都跨越了广阔的地域，将信息传播到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再如，中国古代佛教盛行，传经、取经、抄经、译经、解经等活动都是通过书写活动来完成;文人骚客创作诗词曲赋，创作文学作品的这一过程也包含了书写活动，这些书写活动既传播了知识又交流了文化。

史学里的各种文献，各个国家的制度史、教育史、文化史、经济史、文字史、宗教史等，同样起着传播文化和交流文化的作用。

由此可见，汉字书写与史学既有诸多共通之处，同时也具备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重要分支，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谱写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注释：

①张世欣：《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329页。

②[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6页。

③四正四隅：四正是指东、南、西、北四个正的方向;四隅指东北、东南、西北、西南，是除了东南西北外八方中的另四方，风水上称为“四隅向”。

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

⑤语出司马迁《报任安書》。

⑥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0页。

⑦[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8页。

参考文献：

[1]张世欣.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