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贺安成老师回忆王憨山的文章，我才晓得王憨山也是文化馆的。王憨山出名时我正在省群众艺术馆上班，同事中有个双峰人，画国画的，他当时为王憨山写过篇评论，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其中这么一句：王憨山画憨，人更憨。为何只记得这句呢？因为我一向不苟同画如其人的说法，窃以为社会上很多人常呈现出多种面貌，行事处世都不能言行一致，何况发乎于心的艺术创作？！当然，现在从贺老师的回忆中才得知此言不虚。顺带讲一下，那篇评论按说应在我做美编的《文艺生活》上发表，但在黄剑锋时代，刊名虽称“文艺”，实则只有“文”——通俗文学——而不见“艺”。王憨山常被称为乡土画家或民间画家，说他如何一副农民的样范，实际上却从没人视其作品为通俗美术或民间绘画。所以，我记得那篇评论是登在了内部发行的“群文通讯”上。但《文艺生活》是否在封二、封三发过王憨山的画，因时间太久，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不过，现在贺老师的回忆能在《文艺生活·艺术中国》首发，也算是一种弥补吧。

从气局上讲，王憨山的画的确不能算通俗，尽管他走的是齐白石一路，但比齐白石还要粗犷，有更浓厚的民间特色，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洋溢着天真烂漫的野趣，这是我当年的感受。那时我刚出校门，又是画油画的，内心对笔风粗野的东西还有些轻视——虽然平时也做着收集与整理民间美术的工作，所以对王憨山的看法跟之前见到崔子范的画一样，虽觉耳目一新，心里却以为不过尔尔，无非是以拙取巧、以简胜繁而已，尤其在当时工笔一统江山的湖南，突然闯出一个大老粗，一时令人惊心夺目也只是很自然的反应，就像王朝闻给王憨山的题词，是扬长避短使然。

随着年齿日高，经历多了，见识广了，我渐渐感觉年轻时的许多认识都很肤浅。比如王憨山的作品和为人，就通过贺老师详实丰富的回忆又有了新的、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其中感触最深的是他的人生际遇和创作成就，诚如贺老师的慨叹：可惜了，假使他活得长一些，怕真是能和齐白石比肩而成为湘籍现代中国画家的“双峰”。但掩卷细想，若假以天年，王憨山是否就真的会有更高的成就呢？恐怕也难说。王憨山享年76岁，肯定不能算英年早逝。孔子说五十知天命，王憨山耳顺之年出名，在讲究人画俱老的国画圈里也说不上大器晚成，齐白石衰年变法，其画风也是过了花甲以后才完全定格。再从现在强调的人脉来看，他也并不差，有一些惺惺相惜、鼎力相助的朋友。概言之，天时地利人和，王憨山一样都不缺，应该说运气不错，比我认得的好多画家都好。因此，他能一炮而红，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就像陈丹青点评某名家一样，我以为王憨山也是生逢其时，死逢其时。这点我想但凡了解他的都会认同，正如编者所按：“王憨山一生坎坷，他在绘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在有了一定的名气后，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诸多因素，创作受到了一些影响，尤其社会风气对于艺术的侵蚀，也在王憨山身上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云云。案，所谓“客观和主观上的诸多因素”，我的理解是时代与人物的关系。初读贺老师的回忆，我即有时势造人或命运弄人的感慨。“时，事之征也。”时代也;“命者，人所禀受。”心性也。孰因孰果？一时尚莫能断，及至读到王憨山的手札才茅塞顿开：王憨山之所以功亏一篑，让人扼腕叹息，归根结底还在于他在汹涌澎拜的经济浪潮中没能把持住自己的艺术本心。

具体讲吧，在王憨山的手札中，有两通提到自己“已收拢猿心”（1988年9月）、“心猿难缚”（约1988年底）。案，“猿心”即“心猿”，在佛经中特指一种心相。古人云，“客到两忘言，猿心与禅定。”现在好多国画家不是好参禅吗？但真正入定的能有几人？齐白石应该算是一个，他在衰年变法前曾“意马心猿昼夜忙”，后来在高人的点拨下才坚心定志，“自出新意，变通画法，……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高希舜也可算能真入定的，他曾同毛主席一起学习“心学”。经历了文革的人大都背诵过这段毛主席语录：“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案，所谓外因内因就是来自心学，说白了也就是社会和人的关系。因此，高希舜平生很注重内因的决定作用，他晚年《自述》“修身敦行以养气，兢兢业业，刻苦探索，诚诚恳恳，以画为乐，从罔有他求以分心，数十年如一日。”云云。王憨山是高希舜的入室弟子，对内外因的关系也应很清楚的。其画风化自齐白石，当然也晓得齐白石“扫除凡格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的经验，所以他在暴得大名后并未得意洋洋，而能幡然“觉醒过来，下决心谢绝一般社会活动，锁门治画治学，”计划像齐、高那样狠下十年苦功之后“再行问世”，他甚至还举范文澜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来表明其对闭关修行的认知和毅力。但结果呢？尽管他气充志定，也不乏高人提点，却还是不能脱俗，也就是说发愿以后并真正的行动，理论和实践相背离，所以当十年期满后，他非但未能“再行问世”，反因过劳而猝然离世。对亲友来说，这当然是令人叹惜的。但从旁行者的视角来看，我以为才力还是有限，或者说是他的宿命吧。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王憨山虽有所“觉醒”，其作品也有过人之处，但面临尘世浮华时心神不定，无力自胜，这就从气局上反映出他和大师的差距：虽能习得齐、高妙趣横生、自出新意的生动笔法，然未修炼到他们不从于众、不汲于利的淡定意境。我以前在评论张月明的油画时曾提出了“画如其心”的观点，现在通过王憨山的创作经历更加确定了这一认识，即画家的本心之于其艺术表现有着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有心有一切，无心一切无。从艺术创作的发展历史而言，画由心生，境由意造，并非神秘莫测的唯心主义的创作方式，乃是被反复验证了的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无疑，在人事变化多端的大时代里，王憨山未能一以贯之地遵从自己既定的艺术方向，以致终生都没能达到期望的创作高度。这是逝者的遗憾，也是生者当引以为鉴的一个典型教训：即身处诱惑和陷阱并存的现实世界，应如何保持自己的艺术定力？在“八五新潮”的时候叫能否“坚持自我”？套句当下最时髦的话，是怎样“不忘初心”？就王憨山出名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有定力的，可以心无旁骛地苦学和钻研，安贫乐道，知命不忧。或因一举成名天下知，好事来得太快，像农村人说的：从糠箩里一下到了米箩里，难免心旌摇荡，不能自已。“我一直在盼望有一个神从空而下出手拯救，这个神可能就是朋友加毅力。”这是王憨山手札中一段话，显然，他是知道自己的不足的，因此，若将其自知而难以自拔的无奈之情和齐白石变法时“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慷慨之气相对照，我想，谁都会有这样的认识，即就坚定果敢的意志而言，王憨山是無法和齐白石比肩的。古人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此言得之，毕竟一个人时间和精力很有限，一生能把一件事做精、做绝，已属不易，何况还有才力高下之差别。所以苏东坡讲，“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王憨山是有才华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否达到甚至超过了齐白石？因天不假年，不得而知。就他最后十年的情况来看，窃以为雄心有余而定力不足，此生也注定只能成为轰动一时的名家而非开宗立派的大家。是故，时隔三十年后再看其人其艺，我的感觉是可敬可叹而非可惜可师。

其实，回顾改开以来的这些年，类似王憨山的情况或现象并不少，特别在当下无私可隐的信息时代，再以标新立异来成为空前绝后的大家是几无可能，惟有“贞固足以干事”，倘能在某一方面到以往的历史高度还略有新意也就不错啦。因此，就作品来说，王憨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变化发展并有所突破，确实值得赞赏和借鉴。而作为社会变革或转型时期的一个典型，王憨山更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我想，但凡从改开时代走过来的人在读了贺老师的回忆后，都难免会有一种对号入座的代入感，至少我就联想起了已往的所见所闻。总之，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真实的环境，按照现实主义的手法，加上入木三分的记述，贺老师以其鲜为人知的文字功力让我们从王憨山的故事中得到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和启示，尤其对以绘画为生的人来说，自身和时代、社会、生活、学养、个性等相互关系及作用，永远是值得研究和思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此而论，我以为贺老师的回忆不仅是一个简单传述个人经历的生活记录，同时也是一篇深刻表现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

2020年7月初于北京

（卢家荪，画家、美术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