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小钰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8)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下文简称《先王考》)一文收录于王国维的自选文集《观堂集林》，是王氏古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文中有三次提及商代君王的数量(下文简称“商君数”)，均称为“二十九帝”。然而，根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等文献的记载，商代有“三十帝”，并非“二十九帝”。那么王氏为何称商代有“二十九帝”，而非“三十帝”？“二十九帝”的说法是否为王氏有意所持的不同观点？对此问题，前人并没有专门的论述。在现有刊印的《先王考》中，都以“二十九帝”见称，甚至在有些版本中讹误为“二十大帝”“三十大帝”“三十一大帝”等[1]。笔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考证，发现王氏对商君数的观点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等文献的记载一致，都为“三十帝”。王氏《先王考》的初稿对商君数的表述也应为“三十帝”，而非“二十九帝”。今天我们所见《先王考》等文稿对商君数“二十九帝”的表述都是讹误，应当予以纠正。

一、今所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的商君数

1916年2月，王国维接受英国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的聘请，自日本回到上海，担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同时，创刊《学术丛编》月刊并担任主编。《学术丛编》由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刊行，共出版了24册，王氏的《先王考》一文刊载于第14册。1921年，王氏将该文收录进他的学术自选文集《观堂集林》(二十卷本)；1923年，该文集由乌程(今浙江湖州)蒋汝藻于密韵楼刊印。自此，《先王考》一文始见于《观堂集林》中。在学界，除了密韵楼本外，影响较大的《观堂集林》版本还有：罗振玉所编《海宁王忠慤公遗书》、赵万里所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台湾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王观堂先生全集》、台湾大通书局刊印的《王国维先生全集》、中华书局刊印的《观堂集林》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观堂集林(外二种)》等。经笔者勘核比对发现，上述各版本所收的《先王考》一文表述商君数的字句完全相同。为方便讨论，现将初刊于《学术丛编》上《先王考》中有关商君数的句子摘录如下(1)《学术丛编》原本刊印较少，为今日学者所不易见。2015年，上海书店按照原刊版式进行了影印出版。下文的摘录均出自于该影印本。：

有商一代二十九帝，其未见卜辞者仲壬、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廪辛、帝乙、帝辛八帝也。而卜辞出于殷虚，乃自盘庚至帝乙时所刻辞，自当无帝乙、帝辛之名。则名不见于卜辞者，于二十七帝中实六帝耳[2]197。(1)

自汤至于帝辛二十九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此据《史记·殷本纪》，若据《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则得十五帝)[2]198。(2)

有商一代，二十九帝中以弟继兄者殆半，其兄弟之未立而殂者，亦以先王之礼祀之[2]207。(3)

《先王考》一文共有三处论及商君数，其中前两处出现在正文中，最后一处出现在“余考”中。由此可见，《先王考》前后三次对商君数的表述一致，都为“二十九帝”。前文已提及王氏本人曾担任《学术丛编》的主编，因此在他本人的文稿中理当不会出现错误。难道“二十九帝”确实是王氏原本的观点吗？下文我们将对此做进一步的考证。

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殷商制度论》中的商君数

王氏关于商君数的论述除见于《先王考》外，还见于王氏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下文简称《续考》)和《殷商制度论》。这两篇文章也各自首刊于王氏主编的《学术丛编》，后一并被收录进《观堂集林》。它们为进一步考证王氏商君数的观点提供了重要证据。

首先，《续考》对商君数的表述如下：

《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记殷君数同，而于世数则互相违异。据《殷本纪》，则商三十一帝(除大丁为三十帝)，共十七世。《三代世表》以小甲、雍己、大戊为大庚弟(《殷本纪》大庚子)，则为十六世。《古今人表》以中丁、外壬、河亶甲为大戊弟(《殷本纪》大戊子)，祖乙为河亶甲弟(《殷本纪》河亶甲子)，小辛为盘庚子(《殷本纪》盘庚弟)，则增一世，减二世，亦为十六世。今由卜辞证之，则以《殷本纪》所记为近[2]506。(4)

根据此段表述，我们可以看出王氏对商君数的看法与《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等文献的记载一致，并无异议。《史记·殷本纪》：“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3]98王氏“除大丁为三十帝”的注解则表明了他个人的看法是，将“未立而卒”的“大丁”除外，商代共有“三十帝”。

《续考》篇首曰：“丁巳二月，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时所据者《铁云藏龟》及《殷墟书契前后编》诸书耳。踰月得见英伦哈同氏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拓本八百纸。又踰月，上虞罗叔言参事以养疴来海上，行装中有新拓之书契文字约千张，余尽得见之，二家拓本中足以补证余前说者颇多，乃复写为一编，以质世之治古文及古史者。闰三月下旬，海宁王国维。”[2]497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先王考》作于“丁巳二月”，《续考》则作于“闰三月下旬”，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间隔仅两个月左右。据此可以推断，王氏对商君数的看法在撰写两篇文章时前后应该是一致的。此外，《续考》对商君数的论述比《先王考》更为详细一些，应是考察王氏商君数观点较为可靠的资料。

其次，《殷周制度论》中也有一段论述商君数的文字：

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盘庚、小辛、小乙、祖甲、庚丁)[4]。(5)

在这条资料中，商君数是“三十帝”，与《续考》中的商君数一致，应是王氏商君数观点的正确表述。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除商君数外，材料(5)与材料(2)的文字表述完全相同。至此，可以认为材料(1)—(3)中“二十九帝”的文字表述应是讹误，不是王氏原本的看法。

三、《古史新证》中的商君数

1925年春，王国维接受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的聘请，任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担任经、史、小学等方面的导师，其中讲授的一门课程为“古史新证”。为此，王氏专门撰写了题为《古史新证》的讲义。“《古史新证》是专为讲课而撰写的，共29页，其主要内容是根据殷墟甲骨卜辞和古书资料讲商代历史的。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据《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改写，第五章‘商之都邑及诸侯’据《说殷》、《北伯鼎跋》二文改写(各文皆已收入王氏的文集《观堂集林》)。”[5]2王氏去世后的1927年10月，《古史新证》刊载于《国学月报》第二卷八、九、十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1930年2月又刊载于《燕大月刊》第七卷一、二期合刊。1968年台湾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王观堂先生全集》和1976年台湾大通书局刊印的《王国维先生全集》都收录了《古史新证》。1994年12月，清华大学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了《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古史新证》的刊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

《古史新证》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论及商君数的句子有两处：

故有商一代三十帝，其未见於卜辞者仲壬、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廪辛、帝乙、帝辛八帝也。而卜辞出于殷虚乃盘庚至帝乙时所刻辞，其先王中自当无帝乙、帝辛之名。则不见於卜辞者二十八帝中仅六帝耳[5]36。(6)

自汤至於帝辛二十九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此据《史记·殷本纪》，若据《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则得十五帝)[5]38。(7)

因为《殷之先公先王》是根据《先王考》及《续考》改写的，因此可以说，材料(6)和(7)分别来自于材料(1)和(2)。其中，材料(6)对材料(1)中的商君数进行了修正，把材料(1)中的“二十九帝”“二十七帝”分别修正为“三十帝”“二十八帝”；材料(7)则对材料(2)进行了照抄，仍旧“二十九帝”。据此可以看出，王氏在撰写《古史新证》讲义的过程中，发现了《先王考》中对商君数的错误表述，并进行了修改，但没有进行通篇校对工作，因此仍然出现了材料(7)中“二十九帝”的错误。

四、商君数讹误的原因

由上述讨论可知，今所见王氏文稿中关于商君数的讹误，主要来源于《先王考》一文中的 “二十九帝”。那么，为何此文中将“三十帝”误写为“二十九帝”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重名。在商代君王中，有两位名叫“大(太)丁”的君王：一为汤子，未立而卒；一为武乙子。《史记·殷本纪》：“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3]98又载：“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3]104对于未立而卒的汤子“大丁”，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并没有把他列入到商代帝王名单中。《史记·三代世表》所列出的商代君王名单见表1。

表1 《史记·三代世表》所列商代君王名单

然而，王国维则将未立而卒的汤子“大丁”列入到商代帝王名单中。在《续考》附录的《殷世数异同表》中[2]508-512，王氏所列出的商代君王有31位，即有两位“大丁”。然而，根据《续考》王氏“除大丁为三十帝”的注解，我们可以看出，王氏是把未立而卒的汤子“大丁”从他所列的商代君王数中减掉的。据此，关于《先王考》中“二十九帝”的错误，我们推测是在疏忽“大丁”重名的情况下，误把武乙子“大丁”也从商君总数中减掉，即在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所列的三十帝名单中将“大丁”减去，而并非从王氏三十一帝名单中减去。

其二，校对不严。《先王考》首刊于《学术丛编》，尽管王国维担任期刊的主编，但从文章有三处关于商君数的错误表述可以看出，文稿在刊印前并没有经过十分严格的校对。同时刊印的《续考》对商君数较为具体的表述和附录《殷世数异同表》对商代帝王名录的一一列举，都表明了王氏对商君数的准确认知。后来印行的《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对商君数的修正，则表明了王氏已经注意到前印本中的错误。至此可以看出，收录进《观堂集林》的《先王考》《续考》《殷商制度论》三篇文章，是把之前在《学术丛编》中已经刊印的各稿本直接收进文集中，并没有对稿本中关于商君数“二十九帝”的错误表述进行校正。此外，《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中部分章节也是直接用《先王考》及《续考》的刊印本作为底本进行誊写印行的，因此仍旧出现了商君数前后表述不一致的错误。

五、余论

随着王氏论著的不断出版和印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文章中关于商君数“二十九帝”的表述，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姚淦铭和王燕编写的《王国维文集》收录了《古史新证》，其中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关于商君数表述的字句为：

自汤至于帝辛二十大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此据《史记·殷本纪》。若据《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则得十五帝)[1]22。

从此条材料可以看出，原稿中的“二十九帝”被讹误为“二十大帝”。编者也注意到这个错误，专门作了注解：“‘二十大帝’，有误，当为‘三十一大帝’或‘三十大帝’(除大丁为三十帝)，见后文《商王世系数》——编者。”[1]但是，编者将“二十大帝”解读为“三十一大帝”或“三十大帝”更是讹上加讹。“大”是“九”之讹，绝不是“大帝”。关于对商君的称呼，无论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等历史文献，还是王国维本人，都称之为“帝”，如“帝外丙”“帝中壬”“帝乙”“帝辛”和“三十一帝”“三十帝”等，没有称之为“大帝”的。希望在今后王氏论著的出版中，对《先王考》和《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等文章中关于对商君数“二十九帝”的错误表述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