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锦城

( 莆田学院 工艺美术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

一、 命题缘起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写实性的风俗画，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北宋东京 (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 的生活画面和社会风貌。 《清明上河图》中央位置的汴水之上，有一座规模宏大、 古朴典雅的木制拱桥，其结构精巧、 形式优美，以较短的木质构件形成大的跨度且保证桥下水域通航，而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独特创造。 靖康之变后，宋氏南渡，偏安于临安，汴水失去了运输的重要地位，而汴水虹桥也随着干涸淤死的汴水河道一起消失在历史中。

随着福建东北部山区的木拱廊桥被现代专家学者发现，他们多数人认为福建木拱廊桥是汴水虹桥的改进式桥梁[1]。 随着宋室南渡，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流动人口将中原的桥梁技术带到福建、 浙江边境地区，同时又吸取了当地木构技术和地域特色而发展成集桥梁、 庙宇、 长廊于一体的建筑。

笔者认为福建木拱廊桥有着独立的发展体系和清晰的发展脉络。 福建木拱廊桥是建构在一个立体的、 纵向上递进并持续发展，与文化生态环境共同促成的三维空间中。 因此本文基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与历史环境对其源流进行由远及近的纵向扫描。 通过对福建木拱廊桥存在形态的 “全景式” 考析，进而进行逻辑编排的逆向推理，以此解析福建木拱廊桥的造型结构与文化生态环境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 横向视角下汴水虹桥与福建木拱廊桥的差异分析

1. 整体形制的差异

图1 《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

图2 福建木拱廊桥(升平桥)

如图1、 图2，从空间结构上看汴水虹桥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汴水虹桥桥身轻盈纤巧，桥拱为半圆弧形，主要发挥交通运输的作用。 而福建木拱廊桥是一个半封闭的空间，是集房屋、 庙宇以及长廊结构为一体的复合式建筑；桥身厚重庄严，通体鳞叠着风雨挡板，桥拱为八字形的折边拱形；不仅起到了交通运输的功能，同时也是人居交流的娱乐场所，人神沟通的庙宇空间。 在装饰上，汴水虹桥的装饰元素较少，桥身饰以朱漆，仅桥体的横贯木柱头上以兽首进行装饰。 而福建木拱廊桥在装饰上分为两种，一种建于山间的廊桥没有刻意装饰的痕迹，保留着木头原本的颜色，桥身如同一条长廊，上覆青瓦，素净而淳朴，似与道家追求本源、 强调天然去雕琢的“无饰之饰” 暗暗相合；另一种建于城镇间的廊桥在装饰上则充分体现民间美术合乎主体目的性的审美判断，将民众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以 “真”“善” “美” 的装饰题材融入桥体中，使廊桥呈现出装饰华丽而质朴率真的民间审美特点[2]。总体上来说两者在整体形制具有较大的差异。

2. 建筑结构的差异

(1) 桥面系统

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汴水水面与河岸高差较小，为解决水域通航和舟船与桥体碰撞的问题，汴水虹桥桥面呈现为弧形，以提高桥梁的净高。 但是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陆上行人与车马的通行便利性。

福建木拱廊桥多建造于深沟高涧之上，对桥下水运的要求不高，因此多为平坡桥面，行人的交通往来更为便利。 同时创造性地在桥面上建廊屋、 设神龛、 覆风雨挡板，产生的重力有效抵消了桥梁向上的反弹力，使桥更稳固，并能够阻挡风雨对桥的损害，保持木构件的干燥，增加了桥梁的使用寿命。

(2) 拱架系统

图3 为汴水虹桥的拱架结构示意图，汴水虹桥的拱架结构内并列着21 组拱骨，21 组拱骨是由相互交错的两个系统构成[3]。 《渑水燕谈录》中记载 “取巨木数十相贯” 正是体现这一结构[4]。 桥的拱骨中居外侧的一组称之为第一系统，共11 组，每组是由 2 根长拱骨和 2 根短拱骨构成。 而在里面的一组称之为第二系统，共10 组，每组是由3 根等长的拱骨构成。 这两组系统单独存在时并不稳定，需以横木来连接，横木与拱骨之间的连接是用鬃绳捆绑或者特制的箍形铁件固定[5]。

福建木拱廊桥拱架结构有6 种 (详见下文介绍)，“Ⅲ-Ⅳ型” 木拱廊桥拱架结构与汴水虹桥拱架结构基本一致，拱骨数量等方面存在差异。 但最常见、 最精巧的福建木拱廊桥则是“Ⅲ-Ⅴ型”。 图 4 为 “Ⅲ-Ⅴ型” 福建木拱廊桥的结构示意图[6]，这类木拱廊桥的拱骨也分为两个系统，最常见的第一系统是9 组，第二系统是8 组，有少数或增或减。 第一系统的一组是由3根等长的拱骨构成，称之为 “三节苗”。 第二系统的一组是由 5 根拱骨构成，称之为 “五节苗”。 连接两个系统的横木增加为6 根。 除了基本结构的变动还增加了更为科学的装置: 在第一系统的横梁上增加了木纵梁系统，作用于整个系统力的分解，保证桥的稳固性；在第二系统上横木和竖端排架之间设 “剪刀撑”，有效消除横向的推力。 因此福建木拱廊桥较汴水虹桥来说结构更为科学、 复杂、 精巧。

图3 汴水虹桥的结构示意图

图4 “Ⅲ-Ⅴ型” 福建木拱廊桥的结构示意图

(3) 桥台系统

杜连生在 《桥梁史话》中记载: “汴水虹桥最后一节拱骨，作为北端拱址约有三分之二的长度被培土垫拱埋置于桥堍之下。”[7]这种方式固然可以有效地稳固桥梁，但是木头长期埋在土中容易腐烂。 桥堍虽 “累巨石固其岸”[6]，但由于桥台低，不免时常受到水的冲击，这也成为虹桥无法长久保存的原因之一。

福建木拱廊桥的桥台多选在河道较窄且两侧有稳固的岩石处。 桥台一般有三种形式: 一是在天然岩壁的基础上修整凿成，如宁德寿宁县下党乡鸾峰桥；二是在两岸岩石上以石条、 石块砌筑，如宁德寿宁县芹阳乡张坑桥；三是在两岸边修建桥台，抬高桥面与水面的落差，如宁德寿宁县坑底乡大宝桥。 这三种桥台形式都可以有效保持木拱架的干燥和避免水流的冲击。

三、 纵向视角下福建木拱廊桥的发展体系

1. 文史追溯

当前许多学者认为木拱廊桥的技术是随着宋室南渡从中原地区带到福建边境山区的，宋室南渡的时间是1127 年[8]。 位于福建省屏南县长桥镇长桥村的万安桥，该桥始建于北宋，桥正中石墩上有一嵌入桥墩的石碑，碑文云: “弟子江稹谢钱一拾三贯又谷三十四石，结石墩一造，为考妣二亲承此良因，又为合家男女及自身各乞保平安。 宋元祐五年 (1090) 庚午九月谨题。”[9]宋元祐五年与宋室南渡的时间相比，早了37 年之久。

根据史料记载，福建省始建于宋代的古桥还有许多，如闽清县的合龙桥建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桥长 39.7 m；柘荣县的归驷桥建于南宋淳熙十四年 (1187)，桥长25 m；屏南县的百祥桥建于南宋度宗年间 (1240—1274)，桥长38 m[10]。 这些桥梁虽然建造时间晚于宋室南渡的时间，但是从桥梁的跨度上足以证明宋代时期福建先民便具有成熟、 高超的木拱廊桥营造技艺。 有学者认为现存廊桥皆为明清以后所建，而始建古桥可能为结构简单的木平梁桥或木支架桥等[11]。 但笔者反思，古桥的跨度很大，且桥建于溪涧峡谷间，难以建造桥墩。 纵使可以建造，木平梁桥的制作成本与难度都远远小于木拱廊桥，无须后期改建为木拱廊桥。 同时虹桥若为中原一带首创，在宋代中原地区应当也有众多结构相似的木拱廊桥，为何编纂严谨、 切实有据的宋代百科全书 《营造法式》中没有记载，明代的 《天工开物》中也未有记录。

2. 发展体系

福建木拱廊桥营造技艺作为民间建筑技艺的一种，它的传播方式具有 “活态性” 和 “流变性” 的特点。 因为创作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木拱廊桥营造技艺在传播过程中容易产生 “变异”，表现出递进式的发展过程。 笔者对福建地区多座廊桥进行田野考察和文献研究，发现廊桥的结构相似却又呈现出多种形式的变化，推测桥梁的结构发展是为适应不同环境的需要由简单到复杂，由简易到完善的发展过程，其拱架结构可分为6 种，如图5 所示。

图5 福建木拱廊桥的6 种拱架结构

第一种是人字形桥拱，或者叫两节拱，也称之为木支架结构，简称 “Ⅱ型”。 这种木拱廊桥是在木平梁桥的基础上添加了人字形的支撑拱，简单的结构便可分解中心的受力，增强桥梁中间的支撑力。 福建莆田仙游县象溪乡溪边村就有一座这种结构的廊桥。

第二种是八字形桥拱，又称为八字撑、 三节苗或者三节拱，是一种组合式结构，简称 “Ⅲ型”。 相当于在人字形拱桥中间延长了受力面，能改善长木梁的受力状态和增强拱桥的稳定性。这种结构的廊桥比较多，如寿宁县犀溪乡的升仙桥、 南阳镇的外洋墩桥。

第三种类型的桥拱由两个系统的结构构成，第一系统是一组三节苗，第二系统是一组两节苗，简称 “Ⅲ-Ⅱ型”。 两节苗的节点为三节苗的水平杆提供支撑，两相扶持，使整体获得稳定。这种类型的代表是周宁县玛坑乡玛坑村的上坑桥。

第四种类型是由两组三节苗相互 “编织”而成，简称 “Ⅲ-Ⅲ型”。 第一系统的水平杆压在第二系统的水平杆上，而第二系统的水平杆支点则又压在第一系统的斜杆上，两个系统相互“编织” 咬合在一起。 这种类型的廊桥如南平市顺昌县的岚下桥、 兴隆桥。

第五种类型是三节苗与四节苗的组合结构，简称 “Ⅲ-Ⅳ型”。 两组拱架相互咬合在一起形成稳定的结构。 这种结构与汴水虹桥的结构是基本相同，而福建德化县上涌镇曾坂村长寿桥也是属于这种类型。

第六种类型是三节苗与五节苗的组合结构，简称 “Ⅲ-Ⅴ型”。 五节苗的水平杆压在三节苗的水平杆上，而五节苗两侧斜杆与三节苗两侧斜杆相互叠压咬合。 这是福建木拱廊桥的最具代表性的类型，也是当前福建木拱廊桥发展的最高形式，有效实现了短构件形成大跨度的结构特点。这类廊桥主要集中宁德寿宁县，如升平桥、 回澜桥、 鸾峰桥等。

通过以上6 种廊桥结构的分类整理，基本上勾勒出了福建木拱廊桥的发展谱系: Ⅱ型→Ⅲ型→Ⅲ-Ⅱ型→Ⅲ-Ⅲ型→Ⅲ-Ⅳ型→Ⅲ-Ⅴ型。 如果这一木拱廊桥的发展演变过程成立，那么福建木拱廊桥有着独立发展体系的观点便可能成立。 而再反观汴水虹桥所在的中原地区，难以寻找一个如此完整的木拱桥体系。 汴水虹桥作为一个结构精巧造型优雅的民间造物，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而中原地区的石桥技术较福建山区更为发达，优越的经济基础和天然的自然环境为石桥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反而影响了高水平木桥营造技术的产生与发展。

3. 环境要素

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说: “脱离了对环境的考察就不可能理解和解读文化形态的任何一种特质。”[12]从环境决定论来看，福建木拱廊桥是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催生出的产物。

(1) 自然环境是廊桥造型形成的根本原因

人类的造物活动都是在 “需要” 下产生的，福建木拱廊桥作为民间造物艺术亦是如此。 木拱廊桥主要分布于福建北部、 东部，这一地区洞宫山、 武夷山、 鹫峰山等山脉交会于此，形成了山峦叠嶂、 溪涧纵横、 河床陡峭的地貌特征。 而该区域盛产茶叶、 香菇等农产品，交通往来是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便产生建造桥梁的需要，在有意识地满足 “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努力创造，形成了高超的桥梁营造技术。 而该地区山林茂盛，林产资源丰富，尤其盛产南方杉木，这种树木挺拔，树高可达30 多米，节疤少，耐腐，不易受白蚁蛀食，是建造木拱廊桥的上好材料。 因此当地能工巧匠便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地使用木材来建造桥梁。 福建地区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夏秋季有台风，普通的木质桥梁容易腐烂受损，便产生遮蔽风雨以保护桥梁的需要。 当地造桥工匠创造性地在桥上建造廊屋，桥身鳞叠覆盖风雨挡板，既便于民众遮风避雨，又有效地保证桥身干燥。 同时廊屋本身的重力能够抵消拱架层压后产生的向上的反弹力，促使桥身结构更为平稳坚固。 因此自然环境促使了木拱廊桥的出现，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造型结构、 建造材料以及外观功能。

(2) 人文环境是廊桥造型发展的肥沃土壤

福建木拱廊桥是根植于闽东闽北地区的民间建筑，必然受到该地区审美心理、 民俗文化、 价值观念等人文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独特的造物观念、 建筑形态以及审美特征[13]。 《八闽通志》记载: “闽俗好巫尚鬼，祠庙寄闾阎山野。”[14]由此可以看出福建地区浓厚的民间信仰氛围，建造宗祠、 庙宇的需求旺盛。 因此将廊屋与庙结合成为廊桥的一大特色，廊屋造型模仿庙宇形态来装饰，屋顶采用灰塑的装饰手法，常常以花卉、 鸟兽、 龙、 凤等元素因势赋形而进行装饰。 廊屋内设置神龛、 藻井、 泥塑神像、 彩绘、书法等，在功能和形式上基本等同于庙宇，以便民众在桥中进行祈祷、 祭拜等宗教活动。 由于宗教文化的融入，一定程度上为廊桥的保护、 发展提供更多的精神动力和资金支持。 而木拱廊桥中展现出的民间艺术也深深刻上了当地民俗文化的烙印，廊桥上的彩绘、 泥塑、 书法、 灰塑等造型艺术不仅是当地民众为宗教信仰、 生产生活而进行的艺术创作，更是富有表征意义的民俗事象、民俗活动的静态呈现，是人文环境作用下的物化结果[15]。 因此人文环境对廊桥的造型、 装饰、功能以及保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 结语

综上所述，福建木拱廊桥与汴水虹桥在造型以及建筑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它是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下当地人民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适应并应对环境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以空间为维度的地域范围下所建造的福建木拱廊桥，以更为科学、 系统的结构区别于汴水虹桥。以时间为轴线的历史进程中，木拱廊桥保留和强化了与当地环境构成要素一致的品类，并呈现出一条清晰而完整的发展脉络。 通过外显形制与内在结构呈现出闽东、 闽北这一区域独特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