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700年，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因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而得名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它分布于浙江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已挖掘的遗址有余姚河姆渡、田螺山②孙国平、黄渭金、郑云飞等：《浙江余姚田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鲞架山、鲻山③王海明、蔡保全、钟礼强：《浙江余姚市鲻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0期。、傅家山④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傅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慈湖、小东门、名山后、塔山等遗址，还有尚待挖掘的沙溪、白泉、孙家山等20余处遗址。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丰富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的素材，同时证明了国内考古学、农学等学科的诸多重要假说，如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说⑤游修龄：《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与传播》，《作物学报》1979年第3期。、中国栽培水稻起源本土说⑥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等。因此，河姆渡文化自1974年发现以来，受到了国内考古学、农学、地理学等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系统梳理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文献，解析河姆渡文化研究的学科结构、研究动向及前沿，有助于厘清其研究历程、现状，预测未来研究热点。因此，基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数据库中研究河姆渡文化的论文，利用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5.3.R4 绘制相关知识图谱，识别其主要研究领域、知识结构、研究热点及知识生产机构，为后续的创新研究提供借鉴。

一、数据与方法

以CNKI和WOS 数据库中收录的论文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专著为数据源：CNKI中以“主题”=“河姆渡”为检索途径、检索结果时间跨度为1976—2018年，删除个人学术成果介绍、书评等不相关条目，共得可用论文406篇；WOS核心数据库中以“topic”=“Hemudu”为检索途径，检索结果时间跨度为2003—2018年，共得可用论文25篇。由于外文论文数量较少，故不进行关注度、作者群/研究机构合作；同时通过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检索研究河姆渡文化的学术专著（表1），删去其中的科普性书籍，共得可用专著18本。

表1 河姆渡文化研究专著

利用CiteSpace5.3.R4的作者/机构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功能识别河姆渡文化研究的知识生产机构、知识结构。CiteSpace是陈超美团队研发的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软件，它通过绘制文献共被引网络、关键词共现网络、科研合作网络等知识图谱来判断某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研究动向，进而预测未来研究方向①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其中，作者/机构分析可识别该领域的核心研究者/机构及科研合作关系；关键词共现分析可识别知识结构。综合考虑知识图谱的可读性及信息全面性，各功能的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

表2 CiteSpace各功能参数设置

注：以CNKI论文的关键词共现分析为例，其参数含义为提取每5年中出现频次排名前20且大于2次的关键词绘制共现网络，再将各时区的网络合并，得到最终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知识图谱的节点用引文年轮表示，年轮的大小代表出现频次。节点间连线粗细表示共现次数。N表示网络节点数量，E表示连线数量，Density表示网络密度，用于衡量网络中节点联系的紧密度，公式如下：

式中，d表示网络密度，N表示节点数量，L表示节点间连线数量。

二、河姆渡文化的研究热度与学者群

（一）关注度

CNKI数据库中河姆渡文化研究的年度论文发表量（图一）。结果表明：CNKI 中，河姆渡文化研究的关注度趋势先上升后下降，经历了早期—中期—衰退期三阶段。早期（1976—1992年）发文量增长缓慢，占总发文量的29.5%；中期（1993—2009年）发文量迅速增长，占比高达54.7%，主要因为1994年、2000年两次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及其他河姆渡文化遗址（如鲻山遗址、田螺山遗址）的发掘，推动了河姆渡文化研究；衰退期（2010年至今）发文量较少（15.9%），研究内容也比较分散，因为已发掘的遗址研究已较为透彻且2007年以后再未有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被系统发掘。

图一 1976—2018年河姆渡文化研究发文量

（二）知识生产机构分析

1.作者群

利用CiteSpace统计CNKI数据库中河姆渡文化研究的发文作者，计算其综合影响因子以绘制作者合作网络（图二）并提取综合影响因子前10且发文量大于5篇的作者（表3）。可知孙国平、黄渭金、刘军、游修龄、王海明、郑云飞、蒋乐平、俞为洁8人是河姆渡文化研究的核心作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也覆盖了考古学、农学、地理学等河姆渡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孙国平、刘军、游修龄的文章质量普遍较高，黄渭金则是发文数量独树一帜。网络中节点间连线较稀疏，同时存在大量孤立节点，网络密度仅为0.0299，说明研究者间的合作强度较弱。网络中出现了以孙国平、黄渭金、刘军、郑云飞、王海明等人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但团队内部核心作者间的联系较少。整体而言，河姆渡文化研究缺乏广泛充分的学术交流。

图二 1976—2018年河姆渡文化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表3 1976—2018年河姆渡文化研究核心作者

2.研究机构合作

统计CNKI数据库中论文作者的隶属机构，计算其综合影响因子以绘制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三）并提取综合影响因子前5且发文量大于10篇的研究机构（表4）。可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是河姆渡文化研究的核心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地域、学科优势及其作为河姆渡文化遗址的挖掘者和文物保存者。网络中出现了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北京大学、浙江农业大学等机构的合作团队，但团队内核心机构的联系较少。网络密度只有0.0513，说明研究机构整体合作强度较弱，跨机构合作研究现象较少，符合上文作者群分析结果。

图三 1976—2018年河姆渡文化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表4 1976—2018年河姆渡文化研究核心机构

三、河姆渡文化的知识域与学术谱系论争

（一）知识结构

对CNKI数据库中论文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河姆渡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四，出于可读性考虑该图省略了部分无法提取研究内容的次要词汇）。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专著可知中文文献中对河姆渡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可分为4个群集：（1）群集1为河姆渡先民的农业生产（原始农业、石斧、稻作农业等）、河姆渡遗址遗存稻谷的遗传种属及中国栽培稻的起源（栽培稻、农业起源、稻作起源等）；（2）群集2为河姆渡文化的手工艺品（纹饰、五叶纹、陶器、蝶形器等）；（3）群集3为河姆渡文化的分期再论及其毗邻史前文化的异同、相互关系（良渚文化、马家滨文化、跨湖桥文化等）；（4）群集4较杂糅，包括河姆渡先民的建筑、水井、海洋活动及河姆渡文化的重要影响（图四中未标出）。

图四 1976—2018年河姆渡文化研究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CNKI）

对WOS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五）。WOS中河姆渡文化研究论文关注点可分为2个群集：（1）群集1为河姆渡先民的水稻种植及中国栽培稻的起源（do⁃mestication、rice cultivation、origin等）；（2）群集2为全新世中期河姆渡文化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及文化响应（environmental change、lake sediment、holocene等）。

图五 2003—2018年河姆渡文化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WOS）

（二）主要知识域的学术谱系及其论争

1.遗存稻谷种属

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的种属是农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早期研究多运用偏定性的形态学方法分析稻谷的种属，发现其为栽培稻，但具体是栽培稻中的哪个亚种（籼稻或粳稻）尚有争议。后期研究利用“双峰乳突鉴别法”发现它是非籼非粳的古栽培稻①汤圣祥、张文绪、刘军等：《罗家角出土稻谷外稃双峰乳突的扫描电镜观察研究》，《作物学报》1999年第3期。，同时利用扫描电镜观察稻谷的亚微结构发现其中存在少量野生稻①汤圣祥、佐藤洋一郎、俞为洁：《河姆渡碳化稻中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河姆渡遗存稻谷因其数量巨大、年代久远、保存较好成为中国栽培稻起源问题的重要研究对象。21世纪中期以前，国外学术界多认为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丁颖结合历史学、语言学、植物学等多方面资料反驳了上述观点，并提出中国栽培稻起源于本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栽培稻证实了丁颖的假说②赵艳萍、倪根金：《丁颖教授在稻作（种）起源问题上的探索及贡献》，《农业考古》2013年第4期。。但对于中国栽培稻起源于何处目前尚有争议，“云南说”③渡部忠世、徐朝龙：《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华南说”④张锴生：《中国最早的稻作与稻作农业起源中心》，《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淮河上游说”⑤张居中、王象坤、崔宗钧等：《也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东传》，《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长江中下游说”⑥Fuller D Q,Qin L,Zheng Y,et al,“The Domestication Process and Domestication Rate in Rice:Spikelet Bases from the Lower Yangtze,” .Science,Vol.323,2009,p.1607-1610.“多元起源说”⑦王象坤、孙传清、才宏伟等：《中国稻作起源与演化》，《科学通报》1998年第22期。等假说先后被提出。“长江中下游说”是目前的主流假说，主要因为长江中下游全新世早期的自然环境、社会需求、农业生产能力、稻谷遗存、野生稻资源都符合栽培稻起源地的条件。

2.农业生产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稻谷、渔猎工具、动植物遗骸表明河姆渡先民存在稻作、家畜驯养、采集、渔猎等多种食物来源，这引起了学界对于河姆渡文化农业生产活动的关注。学者们通过研究出土农具、动植物遗存并结合河姆渡文化期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关民族志知识来分析河姆渡先民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研究过程多为定性的主观分析，故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对河姆渡文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存在“耜耕农业”“刀耕火种”“踏耕农业”“踏耕”和“耜耕”并存、“采集渔猎和稻作并存”等假说（表4），早期学界多认同“耜耕农业”，但后期对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发现河姆渡文化尚处于稻作农业的早期阶段，采集渔猎仍然占有相当比重。

表5 河姆渡文化农业生产方式假说

3.文化分期争论及与毗邻史前文化的关系

河姆渡遗址共有四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层。其中，学界普遍认同第三、四文化层属于河姆渡文化，但对于第一、二文化层的内涵归属仍未有定论。主要原因是河姆渡第一、二文化层的文化面貌与第三、四文化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学者们对这些差异是否已导致文化的质变争论不休。目前主要存在三种假说（表6），其中多数学者认同河姆渡文化四期说，田螺山遗址中清晰、连续的地层关系以及一、二、三期遗存中紧密衔接的文化内涵也为该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表6 河姆渡文化分期假说

河姆渡文化与同时期毗邻史前文化（表7）的关系是考古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学者们通过对比分析各史前文化遗物的异同（材料、形状、纹饰等方面）来探究其相互关系。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以夹炭陶为主，器形多为釜、釜支脚、盘、钵，表面常见拍印绳纹，绳纹陶釜是河姆渡文化的标志①刘恒武：《论宁绍与杭嘉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及其流变》，《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3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多认为河姆渡文化是马家滨文化的源头，但随着1980年马家滨文化早期遗址——罗家角遗址（距今约7000年）的发掘，学界认识到马家滨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是两支独立发展的史前文化，二者由于地理上的邻近性存在相互交流，因而文化面貌上具有一定相似性②。河姆渡文化自第三期开始衰落，受到崧泽文化的强势单向渗透，文化面貌上兼有两种文化的共性，甚至部分遗址中崧泽文化因素超过了本土文化。距今5300年左右，河姆渡文化被北方良渚文化所融合，演变为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③刘军，王海明：《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河姆渡文化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刘恒武、蒋乐平认为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源头②蒋乐平：《钱塘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及文化谱系研究》，《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黄渭金则认为跨湖桥遗址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器物的差异性远大于共性，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④黄渭金，张殿发，杨晓平：《河姆渡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比较研究》，《东方博物》2008年第2期。；石兴邦提出太湖流域的三山文化遗存是河姆渡文化的来源⑤石兴邦：《再论河姆渡文化的溯源和追流问题》，见王慕民，管敏义《河姆渡文化新论:海峡两岸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年。。造成这一争议的原因是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判断主要依据其文化面貌（建筑、手工艺品）之间相似性和差异性，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该争议的解决需要更多毗邻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

表7 河姆渡文化的毗邻史前文化概况

4.手工艺品及精神文化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六千余件手工艺品，按其制作材料可分为骨器、陶器、木器、石器、玉器等，按其用途可分为斧、凿、耜、镞、锥、矛、匕、釜、罐、哨、装饰品等，具有明显的专业化分工①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大量纺织缝纫用具（纺轮、梭形器、缝纫针）的出土表明河姆渡先民已掌握一定的纺织技术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装饰品常用捏塑、雕刻等手法制作，捏塑的形状多为猪、羊、鱼等动物及釜、盘、杯等生活用品，雕刻的图案多为鸟、猪、圈纹、稻穗、植物叶片等，线条细腻、错落有致，风格讲究对称，追求柔和的曲线美，清淡素雅且不尚色彩。由于大量鸟图案装饰品的出土及鸟类在河姆渡先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农业除虫、食物来源等），目前学界普遍认同河姆渡人存在鸟图腾崇拜③俞为洁：《鸟图腾的起源及崇拜对象——试论河姆渡文化之鸟图腾》，《民俗研究》1990年第2期。，并且是中国鸟图腾崇拜的源头④周庆基：《河姆渡人的宗教观念和“凤”的起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但对于其他图案（如圈纹、五叶植物）的实际内涵众说纷纭，存在“生殖崇拜”“太阳崇拜”“万年青崇拜”“土地崇拜”等多种解读。艺术雕刻并非客观世界的真实重现，对其内涵解读时又常通过形态分析，存在一定的主观倾向，故有较多争议。

5.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及文化响应

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分析其中的孢粉类型发现当时的植被类型为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植被组成以亚热带与热带地区植被为主，气候较之现代更为温暖湿润，早期（距今约7000—6000年）年平均气温18-20℃（比现今高2-4℃），年平均降水1500—1800mm（比现今高200—400mm），后期（距今约5800年）开始气候转凉，植被组成中温带地区植被比例增加，森林面积减小⑤刘为纶、夏越炯、周子康等：《河姆渡古气候可作为预测长江中下游未来气候变暖的经验模式》，《科技通报》1994年第6期。。自然环境的演变对河姆渡文化发展至关重要：距今约7300前，浙江地区海平面开始下降，宁绍平原海退成陆，河姆渡文化随后诞生于此。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适宜的气候、多样的地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使得河姆渡文化迅速发展并达到繁盛，其后海平面上升造成了短暂的文化间断①He K,Lu H,Zheng Y,et al,“Middle-Holocene sea-level fluctuations interrupted the developing Hemudu culture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China”,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Vol.188,2018,p.90-103.。自然环境的变迁使得河姆渡文化于第三文化期开始走向衰落，最终在5300年前后被南下的良渚文化取代。对其消亡原因，学者们先后提出了“海侵说”②郎鸿儒：《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全新世海面的变化》，《浙江国土资源》1987年第1期。“水患说”③邵九华：《五千年前宁绍平原的特大洪水》，《浙江水利科技》1999年第1期。“气候说”④蔡保全：《杭州湾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环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多因素综合说”⑤李明霖、莫多闻、孙国平等：《浙江田螺山遗址古盐度及其环境背景同河姆渡文化演化的关系》，《地理学报》2009年第7期。等假说（表8）。

表8 河姆渡文化消亡原因假说

6.河姆渡水文化及文化影响

（1）水文化

河姆渡第二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座木构水井。其为方形竖井，面积约4平方米，深约1.35米，距今约5600年，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水井。水井的开凿与当时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彼时当地的地表水经常由于洪水冲刷、海水倒灌而变得混浊、咸化，无法饮用⑥刘军：《河姆渡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故河姆渡先民依据生活经验开凿水井，以供不时之需。

河姆渡遗址中的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出土上千件木制建筑构件和器物，学者们据此推测出河姆渡先民居住于干栏式建筑内。建筑基座的架空高度约为1米，构件之间均以榫卯结构连接，制作工艺精湛。干栏式建筑的作用包括居住、防洪、防潮、抵御凶猛动物（如鳄鱼等）的进攻。它是原始巢居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干栏式建筑的源头。干栏式建筑作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特有的建筑样式（不同于北方史前文化的半地穴式建筑），证实了该区域史前文化独立发展，未受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影响，继而可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说的又一有力证据。

河姆渡遗址及慈湖遗址出土了8支木浆、1只陶舟，1个石锚⑦陈仲玉：《试论中国东南沿海史前的海洋族群》，《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2期。，同时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四十余种动物遗骨，其中有不少海洋生物（如鲻鱼、鲸、鲨鱼等），蚌类、鱼类的遗骨都十分破碎，推测是敲碎食用后随意丢弃的。这些都表明河姆渡先民已经有了海洋航行、航洋捕捞等活动，开始涉足海洋经济。河姆渡的海洋活动扩大了生活资料来源，开启了中国海洋经济篇章，也给浙东地区留下了独特的海洋意识和开拓冒险精神。近代以来浙江商帮的迅速崛起与这种精神不无相关。

（2）文化影响

河姆渡文化对中国乃至东亚史前文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姆渡文化的有段石锛工具及稻作农业，北上传播至朝鲜、日本等地，南下传播至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等地，促进了东亚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河姆渡先民创造了中国最早的干栏式建筑、漆器、舟楫、水井等工具和构筑物；河姆渡文化清淡素雅、不尚色彩的艺术风格是中国绘画南方流派的一大源头，其鸟图腾崇拜也是中国崇鸟意识的源头；河姆渡文化年代久远、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它的发现再次有力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说提供了又一有力证据。

结论与展望

基于CNKI和WOS数据库中研究河姆渡文化的论文，利用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绘制相关知识图谱，识别其知识生产机构、主要领域研究动态，得出结论如下：（1）河姆渡文化研究的核心作者/研究机构贡献巨大，但尚未形成紧密的学术合作网络，研究者间缺乏广泛充分的学术交流。（2）河姆渡文化研究重点关注河姆渡遗存稻谷的种属、河姆渡先民的农业生产、河姆渡文化与毗邻史前文化的相互关系、河姆渡文化的手工艺品样式及全新世中期河姆渡文化区的自然环境变迁及文化响应。

河姆渡文化自1974年发现以来，受到了国内考古学、农学、地理学等诸多领域的关注，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尚处争议的学术难题。与此同时，河姆渡文化作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价值巨大，但目前文化遗址存在对外宣传不足、建设规划缺失、开发理念落后、制度保障有限等问题①杨燚锋、孙亮：《“名城名都”视阈下的河姆渡文化发展策略研究》，《宁波通讯》2018年第1期。。结合河姆渡文化遗址的研究和开发现状，未来学界应在以下方面展开重点研究：（1）加强学术争议热点的研究，通过发掘新遗址并结合民族志等方法，解决河姆渡文化的来源、农业生产方式、自然崇拜类型、消亡原因等难题，以完善河姆渡文化内涵；（2）河姆渡文化作为宁波最早的史前文化以及海洋文化，是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最优阐释。学界未来应从内涵提升、景观营造、品牌打造、产业建设等方面加强对河姆渡文化遗址旅游开发提升路径的研究，以进一步推动宁波的”名城名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