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平

北平和平解放后，入城部队的宣传车行驶在大街上

半年多来，北平地下党先后找到傅作义身边多位人士并通过他们做说服工作，现在又由我父亲开启和傅作义的智囊刘厚同老先生的交流渠道。这一过程就像滴水穿石，日积月累，短期看不出成效。城工部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1948年11月初，就在父亲和刘厚同建立联系的同时，刘仁指示王汉斌，通过天津《大公报》以工作为由，把该报记者、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和她的男友周毅之调到北平。此前，傅冬菊和周毅之均由南系学委委员王汉斌介绍加入中共。11月，城工部將南系学委和北系学委合并为一个学委，学委中直接领导过傅冬菊的有佘涤清、王汉斌和我的父亲。傅冬菊到北平后，以深居将军府邸的“大小姐”身份帮助地下党传递情报并了解傅作义的动态。在平津战事最紧张的阶段，傅冬菊一直陪伴在傅作义身旁。周毅之则奉命以“灰色面目”出现，做傅冬菊的联络员。

没有下文的和谈电报

据父亲回忆，学委书记佘涤清让傅冬菊试探并帮助傅作义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很快向傅作义转达了地下党的意图。担心军统下套的傅作义问女儿：“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是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答：“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你每晚从我这里回家是否有人跟踪？一定要当心！你是不是参加了共产党？”答：“我还不够格。”为稳住爸爸，傅冬菊讲了假话。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一时答不出，请示了佘涤清后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于是对女儿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考虑后才能告诉你。”他还说：“起义，我对不起蒋先生;投降，我面子太难看了。”傅非蒋嫡系，但蒋不遗余力地拉拢傅。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战胜利设立的“国光勋章”只授予了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另外一个就是傅作义。面对这种殊荣，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荣誉是一方面，前途也得考虑，这是傅的纠结所在。学委通过傅冬菊对傅作义的第一次试探得到的信号是：傅作义并不反对跟共产党接触或谈判。此后，佘涤清和父亲指示傅冬菊要注意观察傅作义的一举一动。

这期间，民革彭泽湘通过同乡前辈符定一（毛泽东上中学时的校长）与中共联系商议谈判事宜。按彭泽湘和傅作义的意思，符定一借助北平地下党两次给毛泽东发报，并于11月18日和彭去石家庄联系中共。由于这两封电报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回音，11月17日，傅作义突然下决心让女儿替他“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傅冬菊回忆：“我很激动，拿起纸笔要做记录，爸爸就骂：‘你的脑子是干什么使的？这能用纸笔记吗？他口述了电报内容，让我复述了一遍，确认对了，这才放心。”傅作义特别叮嘱女儿：“这件事一定要办好！”傅冬菊把电文转述给上级王汉斌，王转述给了我父亲。父亲据此拟成电报稿，让我母亲送到地下电台，发给城工部刘仁。

傅冬菊回忆，电文的主要内容是：“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

为什么指名道姓叫南汉宸？原来，南汉宸与傅作义原为太原陆军小学同窗，长期保持联系，堪称手足之交。傅冬菊回忆，南汉宸、王若飞是她父亲在共产党方面最熟悉的两个人，傅作义了解他们，也相信他们。不过，南汉宸正在筹备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无法抽身。这样一来，后来说服傅作义的工作全部由傅作义身边的人来完成。

让傅作义疑惑不解的是，那封电报发了三四天没得到任何回音，从女儿那里也没得到满意的解释。符定一、彭泽湘此行也没有见到毛泽东，只是带来一封以聂荣臻名义回的信：“某先生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到石家庄作进一步接洽，令希转达某先生。”“某先生”显然是指傅作义。看到此信，傅作义焦躁起来，开始责怪女儿：“你们年轻人办事就是不牢靠。”傅冬菊不知所以，无言以对。真实情况是，毛泽东收到电报，决定不予答复。其中原因，直到1993年，随着阎又文的绝密身份被解密，世人才知道之所以对此电不作答复，极有可能源于他送来的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

解放军进入北平城

大约在傅作义决定致电一周前，与阎又文单线联系的中央社会部人员王玉从北平带出一份战略情报——傅作义的作战计划。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1997年在纪念阎又文的文章中披露，傅作义打算在北平、天津、唐山地区和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会战，他正在用60万军队作这样的部署。这一仗打赢了，整个华北就是他的天下。这一仗打不赢，他考虑的退路有两条：一是由塘沽从海上南下，与蒋介石在南方会合;一条是退到绥远、后套一带，与马家军部队会合，负隅顽抗。作战计划显示傅作义推测东北野战军最早在1949年5月才能入关。更重要的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并不在这份计划之中。也就是说，傅作义给毛泽东发电报更多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军事意图，利用和谈把军事上的被动变为主动，“谈”是策略，“拖”是本意。他希望通过和谈保留60万军队的优势，并以此为条件与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这种谈判前景显然不是中共想看到的。毛泽东根据这份情报分析了傅作义的军事部署，发现他已经把军队收缩到张家口到唐山的铁路线附近，同时把嫡系部署在绥远一带，说明傅一面做与东北野战军决战的准备，一方面做向绥远或南方后撤的准备。这份情报让毛泽东下决心提前决战平津。

此时，东北野战军除先遣兵团入关到达蓟县外，主力尚未入关，军事上对傅作义集团的军事包围和分割尚未完成。为在华北战场上抓住战机，11月16日，毛泽东急电命东北野战军主力取消休整到12月中旬的计划，迅速隐蔽入关，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快速行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隔断傅作义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入关后再作休整;与此同时，暂缓攻打太原和对傅部绥远部队的进攻，意图是不惊动傅作义，避免他感到孤立而下决心南逃或西撤，麻痹下将其海上退路切断。在毛泽东看来，不回电是因为对傅的军事分割和包围刚刚开始，这时和谈无从谈起，此前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实现下一步战略目标的策略而已。

事实上，别说傅冬菊，就是像父亲这样的负责人也不知道毛泽东不答复的原因，那是中央最高层的决策。此后，城工部对父亲的指示仍然是在积极准备军事策反的同时不放弃和谈的任何机会。针对傅没收到回电的焦躁和疑惑，父亲再次拜访了刘厚同，希望他能坚定傅作义继续和谈的信心。刘说，傅作义对和谈有五怕：一怕不能控制中央军，二怕共产党不能谅解，三怕蒋介石轰炸北平，四怕对不住中央军，五怕背上“叛逆”的罪名。刘认为傅作义的这些担忧都很现实，便坦诚地对我父亲说，你看他手下60万部队只有20万是自己的嫡系，40万都是中央军，中央军在北平占绝对优势;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忠实执行“剿匪戡乱”，共产党如果制裁他也不是不合理;如果和谈的消息走漏，蒋介石炸北平，傅作义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刘厚同认为其中的几个担心有办法解除，唯有共產党将来如何对待傅作义不是局外人能保证的，这一点最难做通。父亲相信刘厚同的诚意，也听出他话里另有寓意，他是想要共产党的底牌。

难就难在父亲并不知道底牌是什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毛泽东没有答复傅作义的电报。现在除了传达坚定的信心，其他的事都不好谈。于是，他对刘厚同说：“请老先生相信，也请转告傅将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说话是算数的。现在蒋介石拼命想拉拢傅将军，傅将军要是自己不坚决，不明朗，对前途是很不利的。跟蒋介石跑肯定没有出路，这一点老先生一定很清楚，傅将军也应该很清楚。所以，不论碰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对蒋介石抱什么幻想。这一点，我还请刘老先生务必尽力再给傅将军做做工作。请老先生相信，也请傅将军相信，中共方面对和谈肯定是真心的，绝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傅将军一定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心。”刘厚同很信任父亲，知道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归根到底，谈判是两方军事统帅间的讨价还价，傅作义和毛泽东心里各有一本经。他也知道，凭父亲的身份，的确很难回答毛泽东为什么没回电之类的问题。会面后，刘厚同把这次谈话内容以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傅作义，暂时打消了傅对毛泽东不回电的疑虑。

最重要的牌到手了

最初，学委安排王汉斌负责傅冬菊与佘涤清、崔月犁之间的情报传达。傅冬菊每天都去其父办公室观察情况，王汉斌每天和她会面一次，向组织汇报。后来，鉴于保密局北平站侦捕活动升级，学委决定减少联络环节，把傅冬菊和周毅之的关系转由佘、崔直接领导，王汉斌不再参与对傅的工作。学委分析了这一段对傅作义的工作，考虑到他总是把傅冬菊看作孩子，刚出校门的学生对久经沙场的统帅的影响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心加大对傅身边重要人物的工作力度。

根据刘仁的指示，由城工部出资，学委在北平崇文门外兴隆街48号开设晋丰行栈。这个地方主要是为掩护父亲和刘厚同、杜任之、阎又文等联系，也为刘厚同等上层人士和地下党接触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1948年11月底，晋丰行栈“生意”越来越繁忙。父亲每个星期都到这里来。在这里，通过刘厚同和北平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等人介绍，父亲结识了傅作义的长兄傅作仁、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等傅作义的身边人，他们对傅也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同时，学委又派出秘密党员、《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李腾九与傅作义在保定军官学校有同窗之谊，现任“剿总”少将联络处长。联络处负责为傅作义招待高级客人，包括秘密客人，也代表傅出席非军事的重要会议，受傅直接领导，对他个人负责。因此，李腾九是傅作义最信任的人之一。李炳泉先说服了李腾九，再让李腾九去劝说傅作义，但几次尝试并没得到傅的积极回应。父亲得知李的说服工作非常艰难，心里清楚，这是因为北平地下党手里还缺一张最重要的牌——军事的牌。没想到，只过了一周，这张牌就到手了。

1948年11月23日，林彪、罗荣桓奉命提前挥师入关，东北野战军以神速动作分割包围了北平、张家口和新保安，堵死了傅作义南撤的通道天津和塘沽。29日，平津战役打响。12月9日，傅作义的王牌35军在返北平途中被解放军包围在新保安。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总兵力约100万人，先后攻克了密云、怀柔、顺义、昌平、通县和房山等地，眼看合围之势即将完成。北平各大报纸惊呼：神不知鬼不觉，“东北虎”下山了！11月23日的《华北日报》说：“北平初披武装。”其实，刚刚打完大仗的东北野战军相当疲劳，亟待休整。然而毛泽东认为战机不能丢：“你们是早点出关，抓住敌人，把敌人歼灭在平津地区呢，还是等平津的敌人跑了，你们再去追，追到很远的地方再去歼灭它？部队要休整也可以，但休整完后，你们就要到长江以南去打仗了，现在舒服将来吃苦。”因此，林、罗只能放弃休整，连续作战。

没有结果的出城谈判

震动最大的当数傅作义。他感到和共产党真正的谈判迫在眉睫，开始重新考虑李腾九的和谈建议，并下决心邀请李炳泉面谈。得知消息后，学委决定李以公开的中共党员身份赴约。12月10日，李炳泉在平明日报社社长、傅的亲信崔载之陪同下来到了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办公室。从春天开始策反，九个月后，北平地下党派出的第一位代表终于和傅作义见面了。见面后，傅决定派崔载之于13日出城与中共正式谈判。为了严防消息外传，李腾九奉命称病，带着电台住进北平毕华德眼科医院。他的任务是专门与崔载之出城所携的电台联络。

此时，傅作义内心对和共产党合作没底，更谈不上信任。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李炳泉必须陪同崔载之出城，二是崔出城后地下党必须派人和李腾九保持联系，三是负责谈判的地下党人员和电台搬到傅在西郊的总部以保证安全。学委答应了傅的前两个要求，同意派李炳泉陪同崔载之出城，改由《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和李腾九保持联系。这意味着刘时平的地下党员身份被公开了。但是傅的最后一个要求，立即被学委拒绝了。为了保证和傅作义联系通道的安全、迅速和有效，学委决定在李炳泉出城后，与傅作义有直接联系的五位秘密党员杜任之、李炳泉、刘时平、傅冬菊和周毅之统一由书记佘涤清、秘书长崔月犁直接领导。

崔载之和李炳泉出城并不容易。北平城已被解放军包围，城外即是前线，两军对峙，距离已经近到围城者在阵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守城者的面孔。两人第一次出城，不巧遇到了战事，只好返回。12月14日第二次出城，总算顺利地通过了两军阵地中间的无人地带，在西北郊青龙桥遇到了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两人十分兴奋，恳求部队把他们送到司令部，然而没人想管此事。崔载之和李炳泉又不能说出来意，实在没办法了，便请求战士把他们当作俘虏逐级往上押送，这样才辗转到达了东北野战军11纵司令部。

纵队指挥员与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城工部联系后，核实了李炳泉的党员身份和出城任务，确认此人身负绝密使命。于是，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奉命与崔载之谈判，告诉崔只有在国民党华北军队放下武器这一基本原则下才能谈判。对此，傅作义回复：一、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其指挥;二、商定起义时间并在一定时间内保密;三、要求中共停战，双方谈判解决。电报发出不久，35军被围，大军兵临北平。傅作义坐卧不安，又提新三条：一、军队不要了;二、两军后撤，谈判缴械;三、由傅通电全国。

12月15日，北平来人被11纵派战士护送到蓟县。这里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联合指挥部所在地。当天下午，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奉命与其在蓟县八里庄见面。崔载之表示：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是有诚意的。他代表傅作义提出的条件是：解放军停止攻击，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唐一线的和平解决;放回被围在新保安的傅的35军;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的军队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此后三天，针对谈判方针，西柏坡、蓟县与北平之间电波来往不断。林、罗与参谋长刘亚楼表示必要时可出面组织谈判，对于攻占天津、全歼守敌有绝对把握，谈判应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原则。毛泽东肯定这一原则，但提出可考虑减轻对傅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保存私人财产换取傅部放下武器，首要目的是解决中央军;应向来人试探傅作义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的权力，如果没有则应让路，由我军进城解决之。他提醒林、罗、刘：此次谈判，对傅而言只是一种试探，表达的只是和平意愿，并未交代具体条件。如其确有诚意，还会派代表来的。

1948年12月19日，国共关于北平命运的第一次正式谈判开始了。崔载之再次提到放回被围在新保安的35军，理由是加强傅部力量以对付中央军，还表示可有解放军人员参与进城;另外，为让傅搞到飞机，解放军应让出南苑机场。参谋长刘亚楼代表中共表示不同意傅作义保存军队和建立华北联合政府、通电全国的设想，提出华北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包括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一律放下武器，解除武装;在此前提下，可保证傅先生及其部属生命财产安全。他提出给傅留两个军，用以解决中央军的军、师两级军官，然后再宣布起义。崔载之把共产党的条件电告傅作义后，傅没有回复。他认为北平城内中央军比自己兵力大十倍，逮捕军、师军官有困难，不宜实施。

鉴于第一次谈判没有得到傅作义的任何回复，共产党认为傅没有诚意，而傅则称那些条件“不着边际”，双方没有找到契合点。父亲和学委忙了大半年才促成的谈判走进了死胡同。谈判没成果，战争难以避免。12月22日，大军按原计划完成对北平合围。23日，中央军委命令攻打新保安。当天，35军在新保安的军部和两个师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35军是傅作义最早起家时的部队，是他的命根子。郭景云的死令傅沉痛万分。接踵而来的仍然是坏消息，守张家口的七个师突围，被华北军区部队、东北野战军聚歼，张家口失守。正在八里庄谈判的崔载之焦急万分，接连发报给李腾九，请他告知傅先放下武器，守城绝无出路。23日，傅给崔发来致毛泽东电，仍称自己拟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作战双方均后撤。“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傅作义大闹居仁堂

傅作义派密使出城与中共谈判时，蒋介石派出包括次子蒋纬国在内的三批特使催傅南下，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希望傅移师青岛。就在多方都在争取他时，一件大事发生了。1948年12月25日，中共以“陕北权威人士”之名在报纸上公布了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名字也在里面。看到名单，傅作义震怒了！在中南海居仁堂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气得把桌上的电话、茶杯、文件统统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傅冬菊赶到时，只见其父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庆祝北平解放的女学生

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几十万人马与和平意愿，至少可以从共产党那里换来军事和政治上的妥协，没想到竟然被列为战犯，傅作义愤恨之下认为还不如一战！他马上给崔载之发电：我傅作义没有任何政治企图，不过是想帮成功者速成，而不是想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12月26日，傅作义命崔速回北平，随后又秘密包租了一架飞机为去绥远做准备，还命令在天坛和东单抢建临时机场以备运输撤退人员，不惜一战。傅作义身边的主和派包括参谋长李世杰、秘书长王克俊都被他这一急转弯吓了一跳。傅冬菊不可能知道事情的全部，只看到自己父亲精神近于崩溃，便通过联络员周毅之要求紧急会见直接上级崔月犁。父亲和她每次会面都是在东黄城根62号，那里是傅冬菊在西南联大同学李忠（李树藩）和诸有琼的家，非常安全。

傅冬菊到达时，父亲已在等候。平常，傅冬菊總是无忧无虑的样子，那天却一脸愁容。父亲关切地问道：“冬菊怎么了？”这一问，她一肚子的委屈和难处化为一声长叹，双眉紧锁，眼里尽是不安，说：“我看我父亲精神已经快崩溃了。”她边说边从包里掏出那份公布战犯的报纸：我父亲这几天已经茶饭不思，有时会突然大发雷霆，见谁都骂，又说悔不该和中共和谈，还说要把兵权交给在北平的中央军李文，自己到蒋介石那里去请罪……她搞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父亲在积极和谈时反而被宣布为头等战犯，这让人怎么接受得了？当初地下党给她的任务除了传递共产党和平谈判的意愿，还一定要照顾好他的生活。可现在这种做法不是逼人走相反的路吗？

父亲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傅冬菊的诉说。他能理解傅冬菊，她才24岁。这几个月，她每次都是高兴地接受任务，可除了任务，这里还有父女之情啊！父亲一边安慰着傅冬菊，一边指着那张报上的一则短讯说：“你父亲注意过这条消息吗？”短讯的位置不太显眼，大意是说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但减轻刑罚是可能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傅冬菊摇了摇头。看到报纸的那一瞬间，被“战犯名单”气晕了，包括她在内，大家都没注意到这条短讯。父亲对她说，你是中共党员，应该坚信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们党在斗争策略上采取一些手段，那也是为了和谈能够成功，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傅先生好。你一定要告诉你父亲，共产党谈判的大门始终是开着的。你要告诉他，继续走和谈的道路，前途一定光明，也只有走和谈的道路，前途才能光明。

这些话并非空洞的劝慰。不久前，父亲已收到城工部转来的中央指示，对傅作义，“虽列为战犯，但他与蒋介石有矛盾，仍应争取”。把傅作义列为战犯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告诉他必须和过去作个了断，以放弃武装为基本条件;第二是为了麻痹南京和蒋介石，更好地掩护和谈。那条短讯，实际上是针对傅作义最后的电报中的“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的那句话，专门回复给他看的，告其放弃保留武装的幻想。从父亲的谈话里，傅冬菊知道党以前要她做的和现在要她做的是一致的。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不得已用一些策略来获得更有把握的结果，了解这些就足够了。父亲一席话让她心里重新踏实了。回到傅作义的身边后，她很随意地把父亲说的意思透了过去，傅作义的怒气总算平息下来。

与傅冬菊分手后，父亲沉思了好久。傅作义情绪的激烈变化父亲能理解。第一份电报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答复，李炳泉和崔载之第一次出城受阻，这些都在傅作义心里打了结。双方信任并没有建立，傅不清楚共产党打的是哪张牌。父亲分析：傅作义一直没和共产党讲和是因为35军还在。现在该军已被歼灭，傅作义就更不能跟蒋介石南下，没了势力在蒋手下会是什么日子，他心里很清楚。今天，傅作义对被列为战犯反应如此激烈，也说明他非常看重共产党怎么对待自己，这一情绪变化有可能影响他的决断。我们党想要的是逼傅作义放下武器，而不是激怒他背水一战。想到这里，父亲拿出一张窄窄的小纸条，把傅作义大闹居仁堂的详细情况写成电报稿，让母亲火速送到译电员何钊处，由秘密电台发给刘仁。傅冬菊回忆说，这一情报成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后来发出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的重要依据之一。它的重要性在于提醒党中央，傅作义仍有决战的可能性，逼他决战不是共产党的目的。

当时，父亲每天上午和傅冬菊见面，他俩就坐在李忠、诸有琼家的小凳子上交谈。每次见面，父亲向傅冬菊了解傅作义的动态和心理情绪变化，一起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同时传达城工部、平津前指或中央的有关指示，把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及宣传册给她。通过傅冬菊，这些印刷品不时出现在傅作义的办公桌上。这种在父女亲情气氛中进行的政治策反，产生了特殊的效果。1982年4月，父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傅冬菊同志是党的好情报员，也是傅作义将军的好女儿。在我们党公开与傅作义谈判的过程中，我作为共产党代表，给傅冬菊的主要任务则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那时我和傅冬菊见面是在东黄城根李忠同志家里。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每次见我，她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头天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比如思想斗争激烈时，他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棍，甚至想过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同志，由刘仁同志及时转给前线总指挥部。”如此重大的事件，在父亲的笔下变得简单而平淡。

“李大夫”突然消失

与此同时，父亲也向刘厚同解释中共中央的本意，通过他让傅作义早下决心接受和平谈判。如果傅作义能避免战火，保全文化古都，那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傅大闹居仁堂后，闻讯赶来的刘厚同对他说：“宜生，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认清形势，下决心，把和谈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解决平津问题。”傅说：“人家的要价太高，我无法满足。”刘说：“高，不就是让你把中央军的军、师长抓起来，宣布起义吗？你办不到，说明情况再谈嘛！现在平津已陷入重圍，南下的路行不通，平津路又被斩断。时至今日，应当机立断顺乎人心，设法与中共疏通渠道，谈和为好。共产党政策很明确，说话算数的，高树勋就是一个见证，万不可三心二意了。”

在众人劝说下，傅作义决定重新和地下党联系。可这次，他却连一个地下党员也找不到了。李腾九联系不上刘时平，刘厚同也联系不上同仁医院的“李大夫”了。这些人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失踪？共产党到底搞的什么名堂？难道是故意回避？原来，包括父亲在内的负责傅作义工作的北平地下党员，接到了暂时隐蔽的命令。

12月28日，父亲接到城工部转来的华北局第一书记彭真的紧急指示：鉴于傅作义26日紧急召回崔载之，第一轮的谈判突然中断。由于不了解傅作义的下一步打算，为避免地下党的意外损失，地下党员暂停一切公开活动，凡是在城里有可能暴露的共产党员都必须重新隐蔽。父亲必须执行命令，那个星期不得不对刘厚同爽约了。

刘厚同如约来到法院院长吴煜恒办公室等“李大夫”，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这可急坏了老先生。吴院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按照约定，如果时至见不到人，就当对方已经出事。刘厚同急匆匆来找傅作义，让他马上派人到各个监狱查问，有没有一位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各处的回复都说没有。傅作义知道即使保密局也不敢在这件事上瞒他。没有在监狱里查到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傅作义刚刚平复的心里重生疑云：既不是逮捕，人都上哪儿去了？为什么消失了？他哪里知道，地下党突然回避完全是因他突然召回崔载之造成的。

战事每况愈下，傅作义的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又得到一个坏消息：第11兵团——自己另一支嫡系主力，在张家口战役中除主将率少数骑兵逃出外，全部被歼。这样一来，就更没有本钱和共产党决战了。战则必败，和呢？共产党开出的条件实在很难接受，保密局又在加紧调查和破坏。傅作义明白，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心里越发焦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一战到底必败无疑。把部队交给中央军李文指挥，自己一走了事比较容易，但部属和市民要被卷入战火;下决心和谈也不容易，既要顶着“叛逆”的骂名被特务暗杀，更糟的是还有可能被部下出卖。

此时，北平城里有一名共产党员心里的焦急和紧张一点儿也不亚于傅作义，这个人就是我父亲。父亲虽然告诉傅冬菊应坚定地说服傅作义往和平解决的方向走，但他知道傅也有可能孤注一掷。北平的时局复杂，中央军兵力在城内占优势，保密局时时刻刻在打探傅作义的和谈行动，傅内心对“投降、缴械、起义”这些词的抵触以及对无力把控与共产党合作的后果的担忧都让他举棋不定。和平这两个字，要靠什么样的智慧才能写下？

难就难在共产党并不是唯一对傅作义有兴趣的政治势力。父亲通过刘厚同劝说傅作义的时候，蒋介石在用委以重任拉拢他，美国人也想收买他，支持他在华北“独立”，各方都在争取傅作义。一个多月来，傅作义的反复无常让刘厚同心力交瘁，导致他的左眼突然失明。刘厚同毅然决定回天津去。听到这个消息，急坏了父亲和杜任之。杜任之立即请来了北平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对他说：现在正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之时，一定要把这位和平使者留在北平。为了挽留刘厚同，杜任之让冯杰宸陪着刘老先生看戏、吃饭，还赶制了裘皮大衣，想办法让老先生开心。地下党为了争取傅作义，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可谓是用心良苦。刘厚同被感动了，决定继续留下来。

傅作义最近情绪的剧烈反复使得父亲他们这些地下党员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时间拖得越久，就越容易被保密局侦破，地下党员的危险也越大。父亲每天给刘仁一份电报，报告傅作义的情绪和一举一动。根据城工部最新指示，学委的任务是在不放弃和谈的同时还必须为武力解放北平做好准备。为此，学委动用了更多的力量策反傅作义的部下。地下党对刘厚同所做的一切，冯杰宸都看在眼里，地下党员舍生忘死地工作就是为了让傅作义认清形势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于是决心更多地帮助共产党。

冯杰宸认识一个重要关系——35军副军长丁宗宪。35军的两个师被歼后，丁宗宪率领的262师是傅作义在北平城内剩下的唯一王牌部队。在冯杰宸的提议下，冯和晋丰行栈的董事长吴哲子、总经理刘学周、丁宗宪拜了把兄弟，发誓为和平解放共进退。如果傅作义决意跟蒋介石走，丁宗宪则单独率部起义。

1949年1月中旬的一天，父亲收到了学委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组织、清华大学地下民联领导人的报告，说民联盟员、清华学生唐东尧的叔叔是青年军中的军需官，很想见见地下党。父亲考虑到青年军虽属中央军嫡系，与共产党敌对的人居多，但是在国民党树倒猢狲散的情势下也不排除被策反的可能性。既然有人想与地下党联系，说明他对国民党已怀二心，这也是争取守军部分官兵起义或投诚的机会。于是，父亲马上找来了王甦并对他说，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他们有可能投诚，但是你还是要酌情行事。王甦领受任务后化名王博生，通过唐东尧来见他的叔叔唐雨新。了解到唐雨新所在的青年军林师长派他来试探地下党的态度，他马上约见了林师长并成功地说服他起义。林师长答应如果傅作义决定防守到底，一旦解放军攻城，他在德胜门一带的驻军将主动撤防，放人进城。与此同时，王甦还受父亲之命领导策反小组成功策反了铁甲总队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相约一旦解放军攻城，一大队就从前门站攻向永定门，内外夹击。

对傅作义下属的军事策反工作在卓有成效地进行，但父亲知道，对傅作义的工作一天也不能放松，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如果傅作义能接受共产党开出的条件，以他在军中的威望和政治上的经验，完全有能力控制局面并实现和平。

“灵魂”人物一锤定音

对傅作义的策反从1948年春天开始，转眼九个月过去，寒冷的西北风把被困的北平带进了冬天。傅作义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困难的抉择。就在这时，一位重要人物应邀到了北平，他就是人称傅作义“灵魂”的邓宝珊将军。

能够充当傅作义与共产党之间的斡旋者，比较理想的条件是与双方都有非同寻常的良好关系，这恰恰是邓宝珊所兼具的。他是傅的生死之交、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又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交往频繁。抗战时期，他驻守榆林，与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良好的友邻关系，被毛泽东称为“榆林的朋友”。值得一提的是，傅作义有身为中共秘密黨员的女儿傅冬菊，邓宝珊之女邓爱梅也是中共坚定的支持者，而且更早就开始对其父进行统战工作。如果她没早逝，很可能也会参与北平和谈工作。这样看来，邓宝珊的确是最好的人选。学委动员曾延毅、杜任之、刘厚同、傅冬菊、李腾九等对傅作义的规劝虽然没能让傅作义下决心和共产党合作，但他们毕竟铺出了一条通往谈判的路，也同样是这出超级策反大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现在，终于到邓宝珊登场，给傅作义一锤定音的时候了。

12月28日，邓宝珊应傅作义的邀请飞往北平。由于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专机只好在临时修建的天坛机场降落。从天坛机场到中南海一路上都在修工事，枪声、军警的棒喝声和民夫的吵闹声混成一片。车子走走停停，北平的混乱把邓宝珊惊呆了。这完全不像傅作义以往带兵守城的样子，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就凭这副样子，拿什么和平津城外的100万解放军较量？

接连两天，邓宝珊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张东荪、符定一和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从张东荪那里，他得知中共已同意让张作为“第三方”陪同傅的代表出城谈判。邓宝珊分析，从各方面的信息来看，中共没有放弃和谈，现在摆出不急于答复的姿态，有可能是傅作义方面要的条件并非中共所想。对于邓宝珊的到来，父亲当天就从杜任之那里得到了情报。同一时间，邓宝珊找到了他的好友、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要王协助他尽快联系中共方面代表。王捷三不敢耽搁，马上联系了父亲：“邓宝珊来了，你想不想见他？这个人是左倾的，对共产党的政策比较了解。”

父亲意识到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机会，便说：“可以见。”重启和谈，希望在即。解放军对平津的分割包围已经完成，淮海战役已进入最后阶段，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军事形势对共产党更有利了。父亲估计这次谈到一起的可能性比上次大很多，为此请示了刘仁。为了更多地了解邓的意图，他先去拜访了刘厚同。自上次父亲突然爽约后，刘厚同一直在替父亲担忧。见到我父亲，刘老先生如释重负。父亲上前一步握住了老先生的手连忙道歉：“因为急事上周不能赴约，让老先生担忧了。”刘厚同很能理解地下党的纪律，既不责怪也不多问，只是告诉父亲：上次托傅作义通知各个监狱查找，都没有找到同仁医院的“李大夫”，但是找到了一位同仁医院的孙大夫。这是指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地下党员孙振州。父亲听后十分感动，更加相信刘厚同对共产党的一片诚意。从刘厚同那里，父亲了解到傅作义请邓宝珊出马的意图是专门请他来和共产党谈判的。父亲对第二天的会面心里已经有底，下一步就是要了解邓宝珊是不是有能力说服傅作义放下武器。必须要让邓宝珊明白，共产党绝对不允许傅作义保留军队，这是和谈的前提，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傅冬菊在《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一书中回忆，邓宝珊到北平后，傅作义曾连续几个通宵在邓宝珊住所讨论时局的发展变化，慎重研究了和平解决北平的各种问题。“这时，地下党加强了同邓宝珊的联系，崔月犁曾三次去给李宗仁北平行辕当过政工处长、时任原国民党西北系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意思，与邓面谈，讨论国内外形势，希望邓宝珊劝说我父亲速下决心，进行具体和谈。”

父亲和邓宝珊的会面地点选在南池子北口一个小四合院内，也就是王捷三家。父亲住的地方离王家不远，就在南池子南口的南湾子胡同里，步行就能到。第二天父亲骑车匆匆赶到时，看到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邓宝珊已经到了。父亲与王捷三已交往半年多，两人经常见面，成了很好的朋友。王知道父亲非常忙，也知道这次会面的重要，简单问候了一声，连忙把他让进了书房。

屋內坐着一位四五十岁的军人，身穿一套国民党士兵的灰棉布军装，身材高大，正襟危坐，四方的脸膛透着久经沙场的军人气质。这一定是邓宝珊了，父亲这样想着。就见军人已经起身迎来，主动作了自我介绍：我是邓宝珊。父亲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自我介绍说，我是北平地下党代表崔月犁。因为这次是正式会面，父亲没有再用“李大夫”的身份。邓宝珊声音浑厚洪亮，一见面就笑着对父亲说：“我是了解共产党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邓宝珊平易近人的开场白使会面就像两个老朋友重逢一般。他提到的孩子就是邓爱梅。父亲有备而来，顺着邓宝珊的话，把随身带的最新记录的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宣传材料拿出来递给了他：战争的发展形势，将军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略知一二。两人的谈话马上进入了正题：先是国际国内形势，然后是北平局势，傅作义的前途及中共对傅的政策。

通过这几天在北平的走访和对平津形势的分析，邓宝珊知道大局已定，共产党注定是战场上的赢家。然而父亲的话里非但没有胜者的傲慢，反而充满对傅作义的诚恳和善意。

父亲回忆说，他和邓宝珊谈得很投机，甚至觉得十分轻松，不用顾忌那么多。父亲直率地对他说：“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时间不多了，希望你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点好事。”邓宝珊爽快应承：我们谁也不愿意做千古罪人，一定尽全力劝说傅作义走和平的路。但是现在傅作义派李腾九联系刘时平，刘时平不知下落;几次致电毛泽东，都没得到答复;张东荪也表示乐意作为第三方陪着傅方的代表去谈判……可是中共方面也应该拿出个明确的态度来呀！父亲始终不打算替中央解释为什么没有回电，他理解不答复无非谈判中的一种策略而已，放下武器的基本原则不会变。至于刘时平的“失踪”，他更不能说。

于是，父亲说，中共对谈判的态度一直真诚而明确，对傅先生也没有放弃争取工作和宽大政策，关键是傅先生自己必须丢掉幻想，早下决心。他恳切地对邓宝珊说：“时无多日，希望邓先生以对中共政策的了解，敦促傅先生早下决断！”邓宝珊听着父亲毫不松口的语气，知道共产党的确是在要价：那就是必须放下武器。用他们最不愿意听的话说，就是起义或者是投降。谈话快结束时，父亲试探性地提出榆林问题，那里是邓宝珊的地盘。邓宝珊说：“先把傅先生的事谈定了，至于我那地方的问题好办。”从这句话里，父亲几乎可以断定，邓宝珊对傅作义的影响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完全可以帮助傅下决心。

与父亲会面后，邓宝珊犯了难：这位代表说话不多，给人一种信任感，他坚定的语气表达了中共不可能在“放下武器”这个底线上留有余地，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给傅作义以宽大待遇;而傅想保留武装，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解放军在军事上已经占绝对优势，傅作义现在的处境是想战无力、欲逃无路，而投降缴械这样的词又不能接受。左思右想，邓宝珊找不出用什么方法才能替代“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的结局。见到傅作义后，邓宝珊慢吞吞地说：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想办法如何“光荣移交”了，看来现在咱们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傅作义对邓宝珊绝对信任，听邓这样说，没有答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未完待续）（特约编辑：胡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