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君恒，韩兆笛

外国记者视角下的1938年武汉难民

孙君恒，韩兆笛

（武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81）

1938年中国抗战中，外国记者汇集武汉，史沫特莱、斯特朗、卡帕等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们冒险在武汉记录了难民的来源、悲惨的处境、难民救助工作等客观的事实与细节，直接控诉了日本法西斯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对国民党发国难财的腐败进行了揭露。

外国记者视角；武汉难民；救助工作；抗战时期

1938年的武汉，因为是“东方的芝加哥”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马德里”而闻名世界。一批外国新闻记者留下了武汉难民的真实历史记录，让人清楚了解那个非凡岁月的辛酸往事，为此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1938年武汉难民潮概况

武汉在1938年前后，截然不同。一个本来美丽和充满朝气的大都市，被侵略者的铁蹄所糟蹋，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一）武汉难民来源和规模

全国各地的难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汇集到武汉。著名记者斯特朗记载：“人们难以想象这场人类灾难的混乱状态。在汉口的一个难民营里，一对夫妇正在为几天前上火车时混乱中丢失的九岁儿子而悲伤。这种妻离子散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情况更为严重，听起来令人心酸。有一户人家，把变当全部家产而换来的二百元钱藏在患病孩儿的尿布里。孩子死在路上，由于在拥挤的船上无法保留尸体，他们就把他扔入河中；在心烦意乱中，他们全然忘了取出这笔家产。另外一户人家说，他们把钱都交给母亲保管，由于船上人多，母亲在睡觉时掉入河里，扔下了她的丈夫和六个小孩。”[1]

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描写了逃难的人们的悲惨命运：“男女老幼，人人都在提着或背着自己的随身用品。那些瘦弱和年迈的，因体力不支被挤倒在地，有的被人群或牲口活活踩死。人群中你推我搡，哀叹声、怒吼声，响作一片，妇女中有人昏厥过去，儿童拼命呼叫。”[2]战争使无辜的老百姓陷于未知的灾难，痛不欲生。沦入敌手的老百姓嗷嗷待哺，伤病需治，有的挨过刺刀，中过流弹、炸弹，在痛苦中呻吟挣扎，有的肢体不全，伤势严重活活地死去，惨不忍睹。

1938武汉难民来源简表

序号难民来源难民主要成分备注 1华东市民、农民上海、南京为主 2北方农民、学生花园口决堤难民 3湖北内地农民战争造成流离

1938年6月，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被扒，黄河洪水泛滥，淹死了数十万人，难民纷纷前往武汉避难，城市难民极为混乱。斯特朗对武汉的难民汹涌而入的记录，历历在目：“在初期难民蜂拥而入的冲击下已耗尽粮食和医药用品的汉口市，正忙于用船把难民运往农村。”[1]109

1938年夏天，从武汉前往南方的逃难者，络绎不绝，疟疾流行，雪上加霜。饥肠辘辘的人们，贫病交加，祸不单行，哀鸿遍野。“从汉口至长沙一路上千千万万的病人和伤兵挤塞道途，我来回奔走于武(汉)长(沙)之间。到前方的每一条道路上，抬担架的人员，步行的伤兵和病人的行列看不到尽头，有的爬伏在树丛里等死。”[3]

武汉在1938年难民的具体数字，由于战乱，缺乏准确的统计，现在难以确切说明。长期研究1938年武汉抗战难民、史沫特莱并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指导史沫特莱档案与文物收藏的学者麦金农先生的统计估算，也是八年长时段的资料。“对于1937—1945年间中国逃亡难民的总数，以前的估算数据低的大约为300万，而高的多达9000万。”[4]

（二）难民状况和城市灾难

难民充斥武汉，许多人穷困潦倒，生活无法自理，度日如年，乞讨食物，求政府或慈善事业给予援助。车夫为了生计，绞尽脑汁，甚至熬夜、欺骗接送客人。史沫特莱记录了她到达汉口被人力车夫拉了两个半小时的经历，反映出当年生计的艰难。“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外国人不识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我们来到了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5]

1938年战事吃紧，日本飞机轰炸接二连三，武汉整个城市处于水深火热的艰难处境，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史沫特莱说：“在武汉那些日子里，死亡和贫困，白天、晚上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3]211整个武汉城市，陷于一片混乱，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空袭警报对我说来不但使我怕得发抖，而且也使我感到精神颤栗……成千上万的市民、男女儿童躲在岩墙下或堤岸下跑警报。”[3]208

武汉成为人间地狱，惨不忍睹。武汉在日军狂轰滥炸下，已经处于朝不保夕的局面，失去了往日的商业繁荣和交通的便利。“每一次空袭过后，汉口街上粉身碎骨不幸死难者的尸体挤塞道途……骨肉流离，哀鸿遍野，死尸载道，白骨塞途。沿江大道天天有靠岸的船只，船上躺着的伤残士兵，血迹斑斑。屎尿臭味熏天，无人护理。”[3]209

（三）造成难民的罪魁祸首

造成武汉灾难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山西临汾到达武汉的路途，以亲眼所见指出，日本鬼子惨无人道，诡计多端，“他们打家劫舍,残害生灵,奸污妇女,把年轻人抓走。”[2]210武汉陷落后，老百姓更是朝不保夕，生灵涂炭，杀人魔鬼,甚嚣尘上。“日本士兵开始把中国人一群一群地驱到江岸，用刺刀枪托逼人下河，对反抗者当场枪杀。”[2]216斯特朗的记录,同样真实地披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数以千计的市民因为被怀疑曾帮助过中国军队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甚至妇女和孩子，只要在什么方面得罪了日本士兵，也会惨遭杀害。”[1]97

日本在汉口造成的灾难，非同一般，美国驻华武官、后来远东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高级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也亲眼目睹了这一血淋淋的事实，他的记载和史沫特莱、斯特朗的陈述如出一辙，可以相互印证。史迪威从徐州到汉口的火车旅行，非常艰难，十分狼狈，饥渴几乎达到生理极限。汉口的情况非常糟糕，一片混乱，难以想象。“市区一片混乱,成千上万的人‘象热锅上的蚂蚁似地’奔走。”[6]

二、武汉难民的疏散与救助

1938年2月，武汉市难民救济委员会出台了《疏散武汉难民办法》，主要内容包括就近解决、发难民证、伙食标准等事项，其中的主要条目如下：（1）)疏散武汉难民暂指定潜江、石首、公安、松滋、枝江、江陵、宜昌、宜都等县设法收容，在车船无法解决之前，并先指定汉川、嘉鱼、黄陂、孝感、云梦、应城等县以步行方法疏散之。（2）难民给养大人每月三元，八岁以下者两元，由本省难民救济分会每月按照实送人数先期汇送各县支会查收转发。（3）武汉对所收难民应即查明，其志愿移居县份及对移居县份不加选择者，分别册报本省难民救济分会酌量分配，并按册制定难民证发交武汉转发佩带以资证明。（4）难民在途伙食每人每日规定三角，八岁以下者减半。（5）难民到指定遣送地点后，不得提出异议或借故逗留，否则停止收容，必要时并得勒令出境[7]。

当时的突出难题是，一方面需要进行经济救助（施舍粮食、食品等），保证难民活命，另一方面是医疗救助，治疗难民严重疾病。各级红十字会为此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史沫特莱直接参与红十字会，成绩突出，发挥善于交际的才能，致信印度总统尼赫鲁，情真意切，打动人心，促使印度派遣柯棣华的医疗小组前来支援服务。她还经常在国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宗教组织之间穿梭、沟通，化解摩擦和矛盾，动员各种各样的力量，通力合作，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进行医疗救助工作（包括基于八路军医疗急缺物资）。史沫特莱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成员，对当时的救助的重要性和活动情况了如指掌，“在武汉使我有幸同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结了不解之缘，并且认识了医疗队创始人和队长林可胜博士。为伤兵服务的工作支配了我后来大部分的生活。”[3]196

史沫特莱客观、详细地记载了红十字会的艰难境地，说明进行救助举步维艰：“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助手、司机、技工等七百多人已经来到汉口，许多人在途中被杀害。仅有十七辆半载药品的救护车和汽车从南京脱险到汉口。”[3]197参与救助的医疗队兢兢业业，超时工作，无私奉献，其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让人肃然起敬。“医疗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整整一星期打扫垃圾，准备草垫，建立护理卫生制度，修建手术室和手术台，给病人规定特别饮食和洗澡制度。”[3]203

国际红十字会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史沫特莱经常联系国际红十字会，推动国际方面救助武汉，成为其在武汉的投入时间、精力最多的正式职业，她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只是特派（或者特约）记者，虽然她非常擅长新闻和写作，特派记者的待遇优厚，但是可能只是兼职工作，她的主要心思在救助难民，扑在红十字会的工作上。她热心医疗工作和红十字会，向世界性组织写报告呼吁帮助中国，援助救护车辆、汽油、医疗器械和物品。

汉口红十字会，作为地方红十字会机构，开办难民产妇病院，收容已达百余人，同期组织巡回治疗队两队，轮赴各收容所为难民诊治疾病。昨并成立两个种痘队，派姜桂聪、杨国华为队长，由医院院长高光述、理事王宝民监督指导，分往难民所施行种痘，以保健康。汉口红十字会还在药王庙成立难民病院，专收重病难民。

自救与助人相结合，在难民中也屡见不鲜，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道德，可歌可泣。斯特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写道：“他们不仅进行自救，而且努力维持秩序，维护团结，把知识授予别人。我在汉口遇见一群从上海来的目光锐利、热情奔放、具有献身精神的纺织工人，她们自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在为他们的国家义务工作。她们曾在女青年会办的夜校里学习急救护理；在大撤退以前，她们一直在上海帮助抢救伤员。”[1]104

白求恩在武汉的经历鲜有人知，值得特别记述。1938年1月，白求恩大夫率领援华医疗队来到了当时中国抗战临时首都武汉，在等待北上的期间，武汉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轰炸，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与助手在汉阳高隆庞修女会诊所，即现在的武汉市第五医院，为伤员截肢、止血、取弹片，持续工作一周，其医疗技术精湛、工作满腔热忱，人们非常敬佩。2010年7月30日，武汉白求恩纪念馆在武汉市第五医院落成，武汉市260名新入职的医务人员在白求恩塑像前庄严宣誓，决心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

三、对发国难财的揭露

作为正义感非常强烈的记者，史沫特莱看到难民惨象的同时，也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官员在战时的严重腐败，对那些发国难财的可耻行为进行了揭露。“国际国内有一股巨大的逆流在这个战时首都起伏翻腾，同老百姓士兵们强大的爱国主义思潮相对立的反动逆流泛滥成灾：国民党官员有的卖国通敌妥协求和，有的醉生梦死发国难财，有的引狼入室从事敌特内奸国际间谍的阴谋活动。”[3]188在大敌当前、民不聊生的时候，国民党官员仍然孜孜以求个人利益，营造自己的安乐窝，显示了丑陋的人性。“国民党军队伤兵的悲惨命运是由于贪污腐化剥削成性的地主、恶霸官僚政客、大资本家组成的半封建性的军事制度和统治阶级造成的。他们有些人飞黄腾达，执政掌权以前也是一些进步人士。他们既非下愚也不落后，但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不惜玩弄一切手段，买田买地修建自己的庄园。”[3]200

国民党对抗战过于乐观，尤其是对暂时的台儿庄大捷欣喜万分，幻想苏联出兵东北与日本交战，使外国记者对当时的困境（包括难民问题）大为不解。斯特朗回忆说：“大祸临头却如此欣喜，其根据何在?”[1]167

四、小结

外国记者们在武汉1938年的战火经历，也深受日本侵略者其害。他们与武汉人民共同遭受苦难，成为同情和帮助中国人民的朋友。记者们之间往往互相安慰、照顾，成为患难之交、生死之交。史沫特莱记录了这些难忘的时刻:“从这种生死斗争一片混乱的局面中出现了前所未闻的极不平常的友谊，在人们的心中萌芽成长。我们作为中国友人的一些外国记者，以及具有同感的领事馆武官，加上少数中国朋友，互相接近，互相探讨，彼此追求全人类最好生活方式的心灵和意志。”[3]212

岁月荏苒，当年的记者们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同情心、正义感是永存的，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长青的，中国人民、武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美国学者麦金农对史沫特莱的历史贡献进行了高度赞扬：“史沫特莱作为一个革命作家所具有的独立感、勇气和力量,应该鼓舞我们,每个男人和女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中坚持斗争,继续走自己的路。”[8]记者们留下的历史资料，对于1938年的武汉研究，更是难能可贵的。

[1]斯特朗.斯特朗文集(3)[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8:103.

[2]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4)[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185.

[3]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1)[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204.

[4]麦金农.武汉1938[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60.

[5]Agnes Smedley:Portraits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n Mackinnon and Steve Mackinnon，Feminest Press, Box 334, old Westbury,New York 11568, U. S.A，1976.//史沫特莱,著;麦金农,编,革命时期的中国人[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113.

[6]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 1945[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46.

[7]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保卫大武汉[C].纪念武汉抗战六十周年专辑,1998:220.

[8]简•麦金农,斯蒂夫•麦金农.她的笔记录下中国风云——纪念史沫特莱诞辰八十九周年[J].新闻战线,1981(2):43.

Refugees from Wuhan in 1938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Journalists

Sun Junheng，Han Zhaod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81 Hubei)

In 1938, foreign journalists gathered in Wuhan, Smedley, Strong, Kapa and so on wer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They took risks to record the source, miserable situation and rescue work of refugees in Wuhan, directly charged against the heinous crimes committed by Japanese fascist, and exposed the corruption of Kuomintang.

Foreign journalists’perspective; Wuhan refugees; Rescue work;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2020-09-03

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开放性课题“美国的武汉抗战文献研究”（IWHS20192011）。

孙君恒，男，河南邓州人，哲学博士，三级教授，中国墨子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岳飞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炎黄儒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方向：历史文化研究。

K265.9

A

1672-1047（2020）05-0085-04

10.3969/j.issn.1672-1047.2020.05.21

[责任编辑：蔡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