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天容

【摘 要】《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是由曾未之执导，由邬倩倩、孙金宏等主演的电影，该片于1984年上映。电影讲述了卓文君冲破封建桎梏勇敢追寻真爱的故事，她身上体现出的女性主义光辉让无数观众动容。本文将从卓文君对婚姻、爱情和社会制度的态度出发，探讨该电影是如何塑造卓文君反封建主義女性形象的。

【关键词】卓文君;女性形象;反封建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7-0176-02

一、面对“女子守寡”的礼法，她为爱勇敢跨越

中国是封建主义制度传承千年的文化古国，人们自觉地遵守封建礼法，社会秩序才得以维系。卓文君所处的年代是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盛行，当时的女子深受“寡妇不得改嫁”礼法的约束，大家普遍认为寡妇再嫁是种“非礼”的行为。《礼记·郊特牲》中提道：“信，妇德也。壹与之齐， 终生不改。故夫死不嫁。……妇人， 从人者也。幼从父兄， 嫁从夫， 夫死从子。”[1]

电影《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讲述了丧夫后的卓文君，从起初的墨守陈规，到认识司马相如后冲破了礼法的“牢笼”，追寻真爱，充当了汉代反封建女性的先锋的故事。在影片的开头，交代了卓文君年轻守寡的背景，她在丫鬟阿依的陪同下坐着马车回卓府，马车里的文君双目怅然，既有对亡夫的思念，也有对自己悲惨命运的哀叹，耳边还回荡着临行前婆婆的告诫之声：“平儿夭折后，你必须终身守节，孀居之人三从四德，从一而终，这是古理，这是古理！”回府后的文君每天靠抚琴排解忧伤，闲暇时，她倚着窗栏看着外面妙龄姑娘嬉戏打闹，不由心生向往，但念及自己“孀居之人”的身份，不禁又黯然神伤。文君时刻提醒自己要恪守礼法，久而久之就将自己封锁在死气沉沉的生活里，压抑真实的内心。她形容自己“哀莫大于心死”，认为自己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由，比死还要悲哀。

电影前期将卓文君塑造成一个伤心度日的寡妇形象，此时的她虽然也表现出对封建礼法禁锢女性自由的不满，但还是在默默遵守，将一切的苦闷忧愁深藏心底。即便后来的文君与司马相如情投意合，面对司马相如的求爱也没有让她产生逾越古礼的念头，她果断地拒绝了司马相如送来的信物：“请还给司马先生，我十分敬佩司马先生，可是父命难违，古礼难越啊！”后来，丫鬟阿依告诉她，父亲要将她重新嫁人：“嗨，什么古礼啊，老爷听说窦家失宠于朝廷，要把你许配给程家的大公子。”文君的内心极其愤怒，便开始对封建礼法产生了质疑：“果真？古礼……守节……”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文君决心不“拘”于礼法，反封建的念头在她的心中萌芽。

二、面对“买卖奴隶”的现象，她勇于指出封建制度的弊病

在封建主义制度产生以前，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奴隶制社会，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奴隶社会的正式形成。奴隶是被奴隶者所拥有并且没有人生自由的，他们的劳动也没有报酬。虽然奴隶制于春秋时期结束了，但秦朝还有小部分的奴隶制残余，擅杀奴仆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到了汉朝，虽说对奴隶的保护政策要严于秦朝，但虐杀奴仆的事例仍在发生，如王褒在《僮约》中提道：“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王充在《论衡·程材》中提道：“人奴之道，得不笞骂，足矣。”在地主的压迫下农民起义频频发生，如历史上有名的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等，底层的许多百姓深受奴隶制的迫害，有苦难言。

汉代的高祖皇帝虽然提出了商贾不得买卖饥民的子女为奴婢的规定，但在西汉初期，也就是卓文君所处的时期，社会上还是存在着富商买卖奴隶的现象。电影里对这种现象也有描写，文君的贴身婢女阿依与奴隶木果真心相爱，寡居后的文君拿出自己的首饰让阿依为木果赎身：“阿依，去看看木果，你们早日成亲吧。”“奴婢不敢。”“把这些首饰拿去，替木果赎身。”这段情节描写一方面体现了文君的心地善良，爱护侍女;另一方面，表现了文君不嫌木果的身份，有心促成两人的婚事，从侧面烘托出她对真爱的向往，认为纯洁的爱情是不分贵贱的。

在文君与阿依一同为木果赎身时，看见商贾在街边对木果肆意凌辱，感到愤怒与惊讶：“难道人还不如一罐盐、十只羊吗？请你禀明我的父亲，我愿拿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替木果赎身。”面对商贾的不依不饶，司马相如这时挺身而出，搬出刑法律令谴责无良商贾买卖奴隶的行为，言词掷地有声，最终与文君一起帮助木果重获自由。

文君从起初偶得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感叹其才华，到如今看见商贾任意打骂、买卖奴隶，司马相如与她同仇敌忾，更让她对相如的人品大加赞赏，从而加深了对司马相如的爱慕之情。

卓文君自小锦衣玉食，与琴棋书画为伴，成长于深闺之中的她，接触到的大多是美好的事物，造就了其单纯的性格，如此优越的生活环境并没有让她骄矜。身为富商之女，却能指出以富商为代表的地主阶层的弊病，其正直的品质是难能可贵的。这次的发声其实可以算作卓文君反抗封建势力的一个举动，是文君对封建礼法不合理性的控诉。此时的文君被塑造成一个充满正义的女性形象，她替奴隶呐喊争取自由，何尝不是在抒发心中积压已久的对自由的渴望！

文君虽为一介女流，却勇于直言，面对封建社会的丑恶势力毫不退缩，其身上所散发出的女性主义光辉吸引了司马相如，她“叛逆”的性格也为影片后期打破封建礼教、追寻真爱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三、面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她勇敢主宰自己的幸福

我国传统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宗法制的作用下，婚姻大事必须由父母主持，再加上媒人的撮合，才算循礼、合法，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封建包办婚姻是古代婚姻的基本特征之一，由长辈掌握子女的婚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2]。因为婚姻被父母掌控，因此古代的男女失去了对婚姻的自主权，他们的结合是以传宗接代为目的，而将个人的感情置于末位，造成了古代多数人婚姻幸福感的缺失。在这种不合理制度的压迫下，酿出了不少婚姻的悲剧。

卓文君为爱争取婚姻自由的行为具有鲜明的反时代特性，郭沫若先生对卓文君冲破封建藩篱、勇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抗争精神进行了赞扬：“卓文君的私奔相如，这在古时候是视为不道德的，……我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从一而终的不合理的教条，我觉得完全被她勇敢地打破了！”文君寡妇再嫁的形象，尤其是与司马相如为爱私奔的行为，被郭沫若先生作为反封建的主题写进剧本，更被改编为话剧在浙江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演出 [3]。在电影《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中，对文君的反封建形象也给予了不少情节的塑造。例如，文君恳求父亲卓王孙成全自己与相如的婚事，其父却因嫌弃司马相如“一无官禄，二无家财，徒有虚名次”而严词拒绝：“此种文士只可结交，不可结亲。”文君极力辩解：“司马有才有志，女儿矢志助他立功立业，爹爹，儿志已决，万难更改！”可父亲认为女儿与司马相如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故而极力反对。得不到父亲的支持，文君选择与司马相如私奔。卓文君对抗父亲的行为表达了她对传统婚姻制度的不满，其为爱私奔的大胆举动更是被刻上了反封建的烙印。

私奔后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开了家酒肆，过着平淡朴实的日子。贫苦的生活并没有埋没司马相如的才华，在文君的鼓励与帮助下，他最终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封为中郎将。就在相如远走长安的这段时日，文君被父亲掳回卓府，逼其嫁给程郑之子。在卓父看来，程家地位显赫，程卓两家联姻，不仅能为卓家的生意带来好处，文君也不会过苦日子，门当户对的婚姻在卓父看来再合适不过：“与程公子喜结良缘，幸福无穷，幸福无穷啊！”文君却宁死不从：“儿誓守长卿，白头不渝！”“儿志已决，黄天可鉴！”“布衣素食，卖酒终身！”“粉身碎骨，矢志弥坚！”可见，文君将至死不渝的爱情视若珍宝，她认可的婚姻是以爱情为纽带而非其他，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更是视为不屑。

卓文君的“自主婚姻观”无疑是被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的，但她仍然努力捍卫着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文君与父亲间的冲突可视为她向封建权威的挑战，电影将此处作为故事的高潮部分，是為了突出卓文君敢于对抗封建世俗的坚韧性格，更为了造就一个美丽聪慧、个性叛逆、对爱忠贞的女性形象。

四、结语

历代的爱情故事浩若繁星，电影《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让我感动的不仅是两人矢志不渝的感情，文君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更加打动人心，面对爱情，她勇敢执着;面对婚姻，她努力争取;面对封建势力，她顽强抵抗。卓文君正是凭借着这份执着和毅力最终收获了爱情，她也被当作新时代女性的典范。

参考文献：

[1]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之檀弓[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2]何川.关于古代婚姻制度的反思[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4）：296.

[3]魏朗.漫谈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传奇故事的戏剧[J].文史杂志，2017，（0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