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钰麟

以军马为代表的军用动物曾长期作为各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对于侵华日军而言，军马是重要的作战和运输依托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侵华日军第11军为例，在武汉会战中，该部队平均每日用以运输的军马达55408匹。(1)「呂集団軍状一般 昭和15年3月 呂集団司令部〔2〕)」(1940年3月1日)、「第11軍軍状報告 昭和13年7月中—15年3月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支那事変 武漢-26。日军的辎重运输部队、野战瓦斯部队等，其器材搬运几乎完全依赖军马或由军马牵引的马车，军马的作用更不可替代。(2)「野戦瓦斯第13中隊現況」(1938年7月15日-1939年1月30日)、「第11軍中支那作戦覚書類綴 昭和13年7月15日～14年1月3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支那事変 武漢-20。此外，骑兵是军队的眼睛和耳朵，其所执行的侦察敌情、偷袭敌军后方，以及发挥速度优势开展追击等任务，(3)小原正忠『われ等の日本陸軍』、日本兵書出版、1942年、123頁。充分体现军马在作战中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因此，军马在日军中具有特殊地位。日军老兵回忆称：“军队里有着奇妙的地位差别，地位最高的是士兵，其次就是军马。”(4)七三一研究会『細菌戦部隊』、晩声社、1996年、66頁。战死的军马往往如同阵亡的士兵一般，在收尸埋葬后还要举行祭祀活动。(5)「馬政課 支那事変軍馬祭に関する件」(1938年9月16日)、「支受大日記(普)其9 2/2 第9号の2 12冊の内 昭和13年自10月6日至12月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3-18-160。

军马是一种在损耗之后难以于短期内补充的作战资源。日军规定，军马必须年满5岁才可供军队使用。(6)『第8師団 陣中日誌 昭和8年4月1日-4月30日/第8師団満洲馬徴傭規定』(1933年4月)、『第8師団 陣中日誌 昭8．4．1-4．3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満洲-満洲事変-94_2。而日本本土的军马供给十分有限，据1938年的统计，每年仅能供给各类军马7.2万余匹，(7)「馬政に関する細部の要望事項の件」(1938年8月1日-1938年8月31日)、「密大日記 第6冊 昭和13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密大日記-S13-6-13。这一数字远不敷作战需要。

不言而喻，做好军马防疫，避免因传染病传播导致战斗力减损，是日军必须考虑的问题。而民国时期，动物防疫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炭疽、鼻疽等烈性传染病广泛流行。据日本军部1933年的情报，仅江西省就有炭疽分布点22个，鼻疽分布点8个。(8)「附図第17 中支那炭疽分布図」、「附図第18 中支那鼻疽分布図」、「中支那兵要獣医 衛生誌別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兵要地誌-106。1900年日本颁布的《陆军马匹传染病预防规则》规定，鼻疽和炭疽为军马易感的“甲种传染病”，是军马防疫最重要的对象。(9)「陸軍馬匹伝染病予防規則」(1900年5月8日)、「明治33年 陸達」、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軍省達書-M33-1-1。鼻疽和炭疽作为一种人畜共患且致死率较高的传染病，同样也会危及日军士兵的健康，因此，做好军马防疫也是保障日军兵员卫生安全的必要手段。

目前，学界研究多集中于关东军“第100部队”等部队如何通过活体实验发动细菌战等问题，涉及侵华日军军马防疫研究成果较少。(10)王文锋、赵士见、松野诚也、哈里斯等中外学者系统考察了关东军兽医部队“第100部队”的诞生背景、机构设置、各部门功能分配等，参见王文锋：《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研究》，《日本侵华史研究》2017年第4卷；赵士见：《日方档案中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的历史透视》，《浙江档案》2019年第5期；松野誠也『関東軍防疫給水部·関東軍軍馬防疫廠における部隊人数の変遷について』、『戦争責任研究』第91号，2018年12月；谢尔顿·H·哈里斯著，王选译：《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此外，一些日军老兵的回忆录明确揭露了“第100部队”从事活体解剖、人体实验等细菌战罪行的内幕，参见三友一男『細菌戦の罪——イワノボ将校収容所虜囚記』、泰流社、1987年；有关日本学界对于日军军马防疫机构沿革的论述，可参见日本陸軍獣医部史編集委員会『日本陸軍獣医部史』、紫陽会、2000年等。有必要对侵华日军军马防疫体系及其实践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揭示细菌战攻防一体的特征。

一、近代日本军马防疫体系的构建

1887年，日本陆军大臣大山岩颁布《军马传染病处置概则》，着手构建军马防疫体系。(11)「軍馬伝染病取扱概則」(1887年2月21日)、「明治20年自1月至5月 陸達日記 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達-M20-1-2。日军应对军马疫情的举措，包括：1. 发现病马后需上报长官及兽医；2. 病死马匹尸体需经消毒液处理，严禁用牛马搬运病马尸体；3. 要对病马的排泄物、草料、马具等进行无害化处理；4. 要对被传染的马匹进行隔离；5. 传染病流行期间兽医需要每日进行检疫；6. 禁止军马接近传染病流行地；7. 加强饲养管理，禁止从炭疽流行地购入草料；8. 经队长批准后对罹患炭疽的马匹进行扑杀；9. 与被传染的病马接触者需进行清洗消毒；10. 使用石灰水、石碳酸等消毒液进行消毒等。(12)「軍馬伝染病取扱概則」(1887年2月21日)、「明治20年自1月至5月 陸達日記 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達-M20-1-2。可以看出，作为日军最早制定的军马防疫规则，在内容上已很接近现代兽医学的预防标准，规定使用的消毒液也较符合现代防疫洗消的要求。

1906年，日本陆军骑兵科制定《军马管理规则》，将预防军马传染病的相关规定纳入其中。(13)「軍馬管理規則制定の件(1)」(1906年4月27日)、「明治39年乾「貳大日記6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貳大日記-M39-6-49。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该管理规则经多次修改，至1929年有关军马传染病的定义及防疫手段的内容已相当完备，主要包括：1. 传染病包括炭疽、鼻疽、皮疽、假性皮疽、胸疫、腺疫、疥癣、流行性感冒、秃性匐行疹、传染性贫血、加拿大马痘等；2. 疫情爆发时需及时上报并制定防疫计划；3. 组织防疫委员会并进行清洁、消毒等预防工作；4. 传染病流行期间禁止新旧马匹混养；5. 对从传染病流行地归国的马匹施行检疫；6. 加强军马卫生教育；7. 每周对军马检疫两次；8. 禁止马匹接近传染病流行地，禁止从炭疽流行地购入草料；9. 对罹患不同种类传染病的马匹设置不同隔离观察时间，禁止无关人员及马匹出入隔离设施；10. 罹患炭疽、鼻疽的马匹需立即扑杀；11. 做好病死马匹的消毒工作；12. 做好防疫洗消工作，消毒药品主要包括升汞、石碳酸、石灰水、甲酚等。(14)「軍馬管理規則」(1906年5月31日)、「明治39年 陸達綴 総務部記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達-M39-1-1；「軍馬管理規則改正の件」(1913年2月1日-1913年4月30日)、「永存書類甲輯第5類 第2冊 大正2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大日記甲輯-T2-4-10；「軍馬管理規則改正の件」(1923年3月1日-1923年4月30日)、「永存書類甲輯第5·6類 大正12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大日記甲輯-T12-5-18；「軍馬管理規則中改正の件」(1929年3月1日-1929年4月30日)、「永存書類甲輯第5類第2冊 昭和4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大日記甲輯-S4-6-21。

从上述内容可见，日军军马防疫规则虽然屡经修改，但仍然保留了1887年制定的《军马传染病处置概则》的基本框架，其病种划分和应对疫情的操作手段则更加细致、规范，马匹消毒工作中也引入了石灰水、升汞、石碳酸等现代马匹防疫洗消常用的消毒液，(15)宋继忠等主编：《最新马病防治》，中国铁道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6、75页。说明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军已经掌握近代军马防疫知识与操作规范。虽然日军军马防疫规则已较为完备，但要将其应用至实践，还必须构建起覆盖全面的军马防疫机构，以有效地进行防疫。

日语中所称的“病马厂”，是日军收治病马的基本卫生防疫机构，在军马防疫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病马厂”脱胎于明治维新后成立的“病马院”，1875年更名为“病马厂”之后，曾长期作为陆军马医监的直辖机构。日俄战争期间，“病马厂”作为野战部队的军马卫生机构大规模出现于战地。以日军第四军“兵站兽医部”为例，其下辖有兵站“总病马厂”、大孤山、岫岩、柝木城、海城、大乐屯、烟台、十里河、奉天、蒲河、铁岭、中固、开原等13处“病马厂”，共有各类兽医人员531人，累计收治马匹25078匹次。(16)「第4軍兵站病馬廠業務概況 第4軍兵站獣医部」、「兵站病馬廠業務概況及報告 明治37-38年戦役」、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戦役-日露戦役-274。这些“病马厂”密集分布于日军的作战区域，既保证了兽医在各地出现疫情时及时处理，也确保了病马可以就近获得治疗。(17)菊池正助『軍馬の研究』、兵林館、1910年、51頁。此外，由于日军需要就地采购大批肉类，因此各地“病马厂”除担负日军军马收治之外，也负责对从占领区内“征发”来的家畜开展屠宰及检疫工作，如“海城病马厂”受日军海城军政署委托，对当地屠宰业及肉类进行检疫，“大乐屯病马厂”则于6个月时间内检疫、屠宰各类家畜7213头。(18)「第4軍海城兵站病馬廠業務報告」、「大樂屯遼陽兵站病馬廠業務報告(1)」、「兵站病馬廠業務概況及報告 明治37-38年戦役」、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戦役-日露戦役-274。日俄战争中，位于各地的日军“病马厂”，不仅对军马有较强的收治与检疫能力，同时也积极参与占领区内家畜的检疫，以保障日军饮食安全，成为日军战地综合防疫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兵站“病马厂”在日俄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受到日本军部的重视，在此后日军的作战活动中，兵站“病马厂”成为野战部队的基本设施，如1918年日军第12师团出兵西伯利亚时，就曾设立师团级的兵站“病马厂”，以负责马匹的卫生防疫事务。(19)「第12師団兵站部戦時旬報」(1919年3月26日)、「西密受大日記 大正8年7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西密受大日記-T8-7-48。日本陆军省1922年公布的《兵站纲要》中，明确将兵站“病马厂”列为日军野战军的14个业务机构之一，规定：“兵站‘病马厂’兼具病马的收容与治疗业务……每一‘病马厂’应具备至少收容500匹马的能力，并视情况需要派出分厂，兵站‘病马厂’以治疗为主……应位于方便施治之处，分厂以收容病马为主，应紧随前线部队前进。”(20)「第3章 兵站機関」(1922年3月)、「兵站綱要(写) 大正11年3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中央-全般統帥-125。日军对“病马厂”功能的细致划分与明确的业务要求，为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病马厂”大规模开办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基层部队，军马防疫的主要执行者则是各部队的兽医部长及其下属兽医。1894年日本陆军省发行的《军队内务书》规定，各部队设立兽疫事务室、病马治疗所、药剂室、病马厩舍等设施，并由高级兽医负责管理，兽医负责各中队病马的具体治疗事务，业务繁忙之际，联队长还可命令普通士兵对兽医的防疫工作提供协助。(21)陸軍省『軍隊内務書』、川流堂、1894年、21頁。除此之外，1917年出版的《军队内务全书》规定：部队所属兽医负责军马卫生教育；兽医须定期巡视各中队马厩，检查马匹卫生状况并对病马进行诊疗，根据诊断结果将病马分为作业(可胜任下达的任务)、休业(需要厩中休养)、入厩(需进入病马厩休养)、隔离等四类；兽医负责部队内部的动物屠宰防疫；在传染病流行及执行作战任务期间，联队长应命令兽医随时开展马匹检疫工作。(22)『軍隊内務全書』、武揚堂書店、1917年、81-85頁。这表明，此时日军基层部队已配备具有防疫、收容、治疗等功能的军马卫生设施及相应的防疫人员。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已构建一套现代化程度较高、规范且操作性较强的军马防疫体系，其中以师团、野战军为单位组织的兵站“病马厂”负责对军马及占领区内家畜的防疫工作，在基层部队中则配备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军马防疫设施，以及一批具备军马防疫知识的兽医以应对突发的军马疫情。

二、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的军马防疫

日俄战争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因富庶辽阔而为日本侵略者所垂涎。作为传统农业社会，该地区1925年就有包括马匹在内各类家畜2000多万匹(头)，然而因畜牧防疫机构的缺失，炭疽、鼻疽等烈性传染病频发，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1000万至2000万元。(23)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興業部農務課『満蒙農業開発策及本社之農業施設概要』、南満洲鉄道興業部農務課、1925年、40頁。特别是鼻疽，据日本当局的调查，东北骡马鼻疽的发病率最高可达10%。(24)横堀善四郎『満蒙の家畜衞生』、『中央獣医会雑誌』45 巻(1932年)5 号、368頁。鼻疽作为人畜共患传染病，对于图谋殖民东北的日本军政当局而言，也具有极大威胁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武力侵略，所辖骑兵部队数量急剧增加，关东军于1932年一次性调入骑兵第1、第4旅团，至1937年其所辖的骑兵旅团进一步扩大至3个。(25)黄力民：《日本关东军部队要览》，《日本侵华史研究》2017年第1卷。关东军骑兵部队的作战范围遍布东北各地，由此鼻疽、炭疽等传染病所带来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大。

为了遏制传染病在军马中的扩散，关东军采取依托“民间”研究机构加强检疫等手段， “在军马防疫方面，尤应注意对鼻疽进行检测，以防止马匹损耗”。(26)「戦時旬報(後方関係)(5)」(1939年4月20日)、「陸支受大日記(密)第38号 2/3 昭和14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4-58-147。

早在1924年，为减少东北地区兽疫传染病对日本侨民健康的威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奉天(今沈阳)设立了一家规模较大的兽疫研究所，开展对东北地区兽疫传染病的调查研究，并大规模制造兽疫血清疫苗。(27)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興業部農務課『満蒙農業開発策及本社之農業施設概要』、40頁。奉天兽疫研究所于1926年完工，占地面积近11万平方米，下设实验室及炭疽动物舍等建筑物，可生产包括炭疽血清、炭疽疫苗及鼻疽菌素等在内的多种血清疫苗。(28)南満洲鉄道興業部農務課『農業施設概要』、南満洲鉄道、1926年、48頁。

奉天兽疫研究所成立后，积极从事对东北地区鼻疽的调查研究，该机构认为“对满洲地区的鼻疽调查研究，在保护畜牧产业、人畜卫生及国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9)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総務部調査課『満鉄会社経営自然科学研究所のなせる業績概観』、南満洲鉄道、1932年、74頁。该机构还积极协助关东军的马政工作，为600多匹关东军归国军马进行了鼻疽检测。(30)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総務部調査課『満鉄会社経営自然科学研究所のなせる業績概観』、71頁。由此可见，奉天兽疫研究所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侵略活动存在密切联系。

关东军于东北各地的作战，不可避免会接触当地马匹，若患有鼻疽，就会对日军人马的健康造成危害。而日本的鼻疽检测对象长期以来仅限于从中国战地归国的日本军马，缺乏对中国本土马匹的检测经验。(31)坂本寛吉郎、黒髪善平、岩下光之、安藤栄之助『満洲馬ノ鼻疽検疫ニ就キテ』、『日本獣医会雑誌』7巻(1928年)2号、35頁。为有效消除中国本土鼻疽病马对日本军马的威胁，日方研究人员积极介入东北地区马匹传染病疫情的防治工作。奉天兽疫研究所成立的次年，柘植一夫等3人即对东北地区的中国马匹开展鼻疽检测实验，实验结果表明鼻疽菌素点眼法和血清学诊断法皆为对中国马匹高效的鼻疽检测方法。(32)柘植一夫、豊島武夫、三好武文『支那馬に於ける鼻疽検疫実験』、『中央獣医会雑誌』40 巻 (1927 年)12 号、1183頁。这是日本兽医首次对中国马匹开展鼻疽检测实验。(33)坂本寛吉郎、黒髪善平、岩下光之、安藤栄之助『満洲馬ノ鼻疽検疫ニ就キテ』、『日本獣医会雑誌』7巻(1928年)2号、35頁。1928年满铁卫生研究所痘苗科的坂本宽吉郎等4人受奉天兽疫研究所委托，对东北地区马鼻疽的检测方法、各类诊断法的成效及鼻疽发病率等问题进行考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研究人员共检测马匹1400余匹，根据对鼻疽阳性马匹的解剖结果，他们认为在各类检测手段中，以鼻疽菌素点眼来筛选阳性及疑似马匹，然后以血清学诊断法(补体结合试验)对疑似马匹加以确诊的方法最为有效。(34)坂本寛吉郎、黒髪善平、岩下光之、安藤栄之助『満洲馬ノ鼻疽検疫ニ就キテ』、『日本獣医会雑誌』7巻(1928年)2号、53頁。1930年春，驻扎在奉天的东北军骑兵队爆发鼻疽疫情，778匹军马中有220匹病死，此次鼻疽疫情的传染率与死亡率之高十分罕见，东北军不得不求助于奉天兽疫研究所。当时日方研究人员对剩余的500余匹军马采取鼻疽菌素点眼与血清学诊断相结合的方法，共确诊鼻疽马198匹，(35)奥田金松、豊島武夫、持田勇、佐藤雄三、伊地知季弘『南満ニ於ケル稀有ナル鼻疽爆発例ニ就キテ』、『日本獣医会雑誌』10巻(1931年)2号、125頁。证明其所使用的检测方法对中国马匹鼻疽病例也有较高的检出率。

奉天兽疫研究所对于中国马匹高效的鼻疽检测手法获得了关东军的认可。1932年1月13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交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军马疫情报告记载，在对交付步兵第16联队的中国马匹进行鼻疽菌素检测之后发现两匹阳性马和两匹疑似马，兽医将进一步对疑似患病马匹进行血清学诊断。(36)「押収支那馬中鼻疽発生の件報告」(1932年1月13日)、「昭和7．1．21-7．1．31 「満受大日記(普)其2 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普大日記-S7-4-13。此外，本庄繁于同年1月22日提交的报告中记载，对交付步兵第63联队和步兵第4联队的中国马匹进行鼻疽菌素检测之后发现了3匹阳性鼻疽病马，部队立即扑杀病马并开展消毒，同时对其它马匹进行二次检测。(37)「歩4連隊所属支那馬眞症鼻疽と決定の件」(1932年1月18日-1932年1月22日)、「昭和7．1．21-7．1．31 「満受大日記(普)其2 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普大日記-S7-4-13。上述记录中的鼻疽病马分别来自三支并无隶属关系的日军部队，说明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作战中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中国马匹，且关东军的鼻疽检测法与奉天兽疫研究所对中国马匹所使用的方法如出一辙，似可说明该研究所在东北地区对中国马匹采用的检测方法已被关东军广泛采用。另一方面，日军在发现鼻疽马匹之后采取了扑杀、消毒、再检测、及时上报疫情等防疫手段，符合规定的军马防疫程序，可见日本军部制定的军马防疫规则在实战中得到了严格执行。

除试验有效的检测方法之外，奉天兽疫研究所还从事各类疫苗血清的研制与生产。1927年，该机构生产的炭疽疫苗为1590毫升，鼻疽菌素为1190毫升；(38)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統計年報. 昭和2年度』、南満洲鉄道、1927年、634頁。到1935年，这一数字分别增加到23470毫升和7800毫升。(39)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地方部『地方経営梗概. 昭和10年度』、南満洲鉄道、1938年、232頁。由此可见，随着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武力侵略与殖民统治，该机构所生产的军马防疫物资的数量亦急剧增加。以炭疽疫苗为例，马匹防疫时每次的注射量为0.2毫升，(40)現代之獣医社『獣医畜産年鑑.1936』、現代之獣医社、1936年、225頁。1935年该所的炭疽疫苗产量已可满足近12万匹军马的防疫需求。

1933年日本陆军兽医学校校长渡边满太郎对关东军军马防疫状况进行巡察时，特意视察了作为“民间机构”的奉天兽疫研究所，(41)「満洲国視察所見提出の件(1)」(1933年7月31日)、「昭和8．8．5から8．8．31 「満受大日記(普) 其13 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普大日記-S8-21-51。这说明该机构与日本军方在军马防疫领域存在密切合作关系。据日军档案记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关东军的军马防疫物资基本来自本土补给或“非军部机构”的补充，(42)「満洲国視察所見提出の件(1)」(1933年7月31日)、「昭和8．8．5から8．8．31 「満受大日記(普) 其13 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普大日記-S8-21-51。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动物防疫药品生产机构，此处的“非军部机构”极有可能指的就是奉天兽疫研究所。

除了“民间”检测机构外，在军马防疫机构方面，关东军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即开办“病马厂”来开展军马防疫。1931年9月20日，攻占沈阳的关东军于当地开办了“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43)赵士见：《日方档案中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的历史透视》，《浙江档案》2019年第5期。1933年2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签发特命，将该机构更名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同时命令“关东军临时病马厂”派出5名兽医协助“车马搜集委员长”“征发”当地的车马。(44)「関後命第260号」(1933年2月15日)、「混成第14旅団 作命綴(甲) 昭8．1．12-8．5．25」、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満洲-満洲事変-105。这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军马防疫机构积极介入民间的马匹征用，保证日军所“征发”马匹的安全性。

日军军马防疫机构因战事的扩大暴露出诸多问题。1933年渡边满太郎在巡察后即指出：“(关东军的)军马防疫物资基本来自本土补给及非军部机构的补充，难以及时、准确地满足军队的需求，在作战上十分不便，因此关东军有必要建立一套可以生产部分防疫物资的设施”，除了防疫物资生产上的困难，渡边还指出：“在鼻疽检测方面……将来还需要下功夫保证检测手段的进一步完善”、“如果在各个部队内都配备鼻疽检测设备的话，从经济角度考虑是十分不妥的，因此需要在某一处设施内配备完善的鼻疽检测设备，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综合上述意见，渡边强调关东军军马防疫应“自给自足”，应当在关东军内部设置一个具备研究、检测、防治、生产等功能的综合性“军用动物防疫部”，来统辖包括军马在内的军用动物防疫工作。(45)「満洲国視察所見提出の件(1)」(1933年7月31日)、「昭和8．8．5から8．8．31 「満受大日記(普) 其13 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普大日記-S8-21-51。

1936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提交给日本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对于充实在满兵备的意见》中指出：“按照预定计划，于1936年将‘关东军临时病马厂’改编为‘关东军军兽防疫厂’，该机构为具备收治伤病马、防疫和应对细菌战等功能的研究机构”。(46)「在満兵備充実に対する意見の件」(1936年4月23日)、「昭和11年「陸満密綴 8．26-9．1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密大日記-S11-9-41。板垣所提到的“关东军军兽防疫厂”，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非临时军马防疫机构，其性质与名称都与渡边所提出的“军用动物防疫部”极为相似，而且“按预定计划”这一表述，似可说明至少在1936年4月之前，关东军就已经开始筹备设立这一机构，意味着关东军的这一举动可能受到了渡边巡察意见的影响。1936年8月日军完成对“关东军临时病马厂”的改编，将其正式命名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47)「編成完結の件」(1936年8月1日-1936年8月31日)、「昭和11年 「陸満密綴 7．21-8．2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密大日記-S11-8-40。该机构就是臭名昭著的关东军“第100部队”的前身。(48)松野誠也『関東軍防疫給水部·関東軍軍馬防疫廠における部隊人数の変遷について』、『戦争責任研究』第91号，2018年12月、69頁。板垣把军马防疫与细菌战结合起来考虑，充分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1937年6月14日修订的《关东军勤务令》规定，“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任务为“其厂长受关东军司令官指挥，掌管与军用动物防疫相关的调查研究及试验业务，并直接负责预防、扑灭传染病和制造药品等工作”，(49)「関東軍勤務令改定の件」(1937年6月10日)、「昭和12年 「満受大日記 (密)」」、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密大日記-S12-15-62。表明该机构不仅直接参与军马防疫，而且还从事与之相关防疫物资的生产。1934年8月，关东军尚需陆军兽医学校支援其炭疽疫苗及鼻疽菌素各1万毫升，(50)「血清類交付の件」(1934年8月30日)、「昭和9．10．25-9．11．6 「満受大日記(普) 其11 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普大日記-S9-22-73。而至1937年12月，关东军陆军仓库已向驻屯天津的华北派遣军支援了鼻疽菌素和炭疽疫苗各2万毫升，炭疽血清和腺疫血清各5万毫升。(51)「関東軍命令」、「昭和12年 「満受大日記 (密)」」、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満密大日記-S12-24-71。这表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不久，“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已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其所生产的军马防疫物资不仅能够满足关东军“自给自足”，还能大批支援华北日军，这无疑大大减轻了中国战地日军军马防疫的压力。

三、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华北的军马防疫

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大量日军军马被投入中国战地，军马防疫机构也在华北等沦陷区各地纷纷设立。1937年9月，日军在华北战地已开办7座“病马厂”，分布于天津、丰台、石家庄、邯郸、德县、保定等地。(52)「昭和12年9月第1旬衛生業務旬報送付の件(2)」(1937年9月1日)、「支受大日記(密)其4 昭和13年自2月1日至2月2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2-111。1937年11月，日军成立“华北方面军马厂”，收容各兵站“病马厂”转运来的伤病马与疲马，并将治愈康复的马匹再次补充各部队。该军马厂具有相当规模，共有兽医军官539人，这些人员在数量上至少可以满足另开两个分厂的需要。(53)「北支那方面軍馬廠臨時動員要領、同細則の件」(1937年11月1日-1938年2月28日)、「陸支機密大日記 第2冊 1/3 共7冊 第4号 昭和13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機密大日記-S13-4-94。伴随日军侵华战争的长期化，日军在华北战地的军马防疫机构不断变化，其分布及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华北地区日军军马卫生机构分布及变动情况表

1939年3月1940年9月临汾第108师团“病马厂”兽医材料分厂第41师团“病马厂”兽医材料分厂军马卫生防疫机构总数(家)3640

从上表可见，1939年3月华北地区日军各类军马卫生防疫机构共有36家，至1940年9月则增至40家，遍布华北沦陷区内大中小城市。而大多数日军军马卫生防疫机构位于铁路沿线或交通枢纽，这有利于防疫人员、病马和防疫物资的调集与运输，从而大大提高军马防疫的效率。

各地的军马防疫厂与当地驻屯日军密切配合，经常组织防疫班，及时处置突发疫情。1938年3月底，第114师团军马中出现炭疽疫情，华北日军临时军马防疫厂立即派出防疫班对该部队军马进行检疫收治，数日内即扑灭疫情。(54)「戦時旬報提出の件(4)」、「支受大日記(密)其25 昭和13年自5月27日至5月2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14-123。这次行动反映出日军军马防疫机构具有较高的机动性与效率。

为了最大程度排除鼻疽对军马与兵员的危害隐患，日军每月均会对各部队所属军马开展鼻疽检测，部分检测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 战时日军军马鼻疽检测情况表

从上表可见，自1939年初至1941年末，日军对军马鼻疽的检测数快速增长，鼻疽发病率呈急速下降趋势，这说明日军军马的检测、防疫发挥了实际作用。

这得益于各地的兽医材料厂为当地日军提供了充足的鼻疽菌素。1939年4月中旬，日军共生产鼻疽菌素11200毫升。(55)「戦時旬報(後方関係)(5)」(1939年4月20日)、「陸支受大日記(密)第38号 2/3 昭和14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4-58-147。每匹马检测所需鼻疽菌素为0.25-0.3毫升，(56)現代之獣医社『獣医畜産年鑑，1936』、1936年、226頁。按此计算，兽医材料厂一旬产量即可满足37333至44800匹军马的鼻疽检测需求。当年4月中旬经日军检测的军马数为2656匹，(57)「戦時旬報(後方関係)(5)」(1939年4月20日)、「陸支受大日記(密)第38号 2/3 昭和14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4-58-147。显然，日军生产的鼻疽菌素已完全实现“自给自足”。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军马防疫机构积极介入沦陷区家畜防疫。日军兽医学校特别指出：“军用动物传染病的来源往往是地方家畜，因此军阵防疫与地方家畜防疫存在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58)陸軍獣医学校『軍陣獣医学提要』、陸軍獣医学校図書編纂委員、1942年、190頁。由此，日军军马卫生防疫机构不断向沦陷区基层延伸。1938年7月16日，河北省宁河县部分村庄陆续出现骡马死亡现象，当地伪政府立即向日军驻天津临时野战防疫厂请求支援，经日军兽医检测发现为炭疽疫情，日军随即对疫区家畜开展注射炭疽疫苗及隔离工作，对病死家畜进行消毒焚烧处理，很快扑灭此次疫情。(59)陸軍省兵務局、農林省畜産局『陸軍省農林省主催日満家畜防疫会議要録. 第10回』、陸軍省兵務局、1939年、127頁。1940年5月6日，日军军马防疫厂本部于北京各城门设立检疫所，对2615匹往来的民间骡马进行了鼻疽检测，避免疫情流入北京城内。(60)「第7 獣医部関係事項」(1940年5月1日-1940年5月31日)、「北支那方面軍戦時月報 (後方関係) 昭和15年5月分」、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支那事変 北支-15。1940年7月，山东省济宁县畜产管理局的一头黄牛染病暴毙，日军第27师团“病马厂”立即对该地牲畜展开全面检测，同时对驻济宁日军所属军马进行炭疽接种，最终此次疫情很快平息。同月，山东省恩县出现不明原因病死马匹，日军济南军马防疫分厂立即行动，当月月底即扑灭疫情。(61)「戦時月報の件(7)」、「陸支密大日記 第45号 1/2 昭和15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119-214。从上述事例可见，日军军马防疫机构能够及早发现并有效控制疫情的滋生、蔓延。

除了开展军马检疫并积极介入沦陷区家畜防疫，日军也高度重视疫苗的研制与使用。日军早在1896年就研制出了炭疽疫苗。(62)陸軍獣医学校『軍馬伝染病論』、兵学書院、1907年、51頁。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军马在开赴中国战地之前，即被全面注射炭疽疫苗，此后每隔4个月注射一次，以充分保证疫苗效力。(63)陸軍省兵務局、農林省畜産局『陸軍省農林省主催日満家畜防疫会議要録. 第10回』、107頁。驻华北日军的疫苗供给得到了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保障，如1938年3月关东军向驻华北日军提供炭疽血清7万毫升，炭疽疫苗1万毫升，腺疫血清20万毫升，(64)「血清類交付の件」(1938年3月12日)、「支受大日記(密)其18 昭和13年自4月21日至4月2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11-120。6月再次提供上述物资各15万毫升、5万毫升和10万毫升。(65)「血清類交付の件」(1938年6月15日)、「支受大日記(密)其39 昭和13年自8月6日至8月9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18-127。以马匹每次注射量为0.2毫升来计算，关东军军马防疫厂3个月内提供的炭疽疫苗可满足30万匹马的防疫需求。日军在1938年对15072匹军马注射炭疽疫苗后进行跟踪调查，这批军马的作战范围遍布华北及伪满各地，并未出现一例自然发作的炭疽疫情，(66)陸軍省兵務局、農林省畜産局『陸軍省農林省主催日満家畜防疫会議要録. 第10回』、372頁。充分验证了日军炭疽疫苗的效力。当时，日军的炭疽血清除了可以用来检疫并制造疫苗外，也有治疗炭疽病的功效。1938年河北省宁河县爆发人感染炭疽现象，日军随即对患者注射炭疽血清，得以较快控制疫情。(67)陸軍省兵務局、農林省畜産局『陸軍省農林省主催日満家畜防疫会議要録. 第10回』、127頁。

事实上，日军对于炭疽病的研究、检测、防治，涵盖了军马与人员两方面，呈现攻防一体的特征。战后，原“731部队”训练部部长西俊英在伯力审判中供述，日军细菌战部队曾制作掺杂了炭疽菌的食品作为细菌武器，这些毒物被用来进行“军事破坏工作”。(68)王国栋编译：《日本细菌战战犯伯力审判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也供述，1942年的浙赣战役中，该部队生产部曾制造130公斤副伤寒及炭疽菌以用于细菌战。(69)拂洋编写：《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这些供述揭露了日军曾使用炭疽菌作为细菌武器杀伤中国军民的事实，从侧面反映出侵华日军自身所具备的较为完善的炭疽防治条件，恰成为其对华进行细菌战的前提条件。

四、结语

早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已着手构建近代化的军马防疫体系，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这一体系基本建成，并服务于之后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地的军马防疫。根据实战需要，日军开办了从野战军、师团至基层部队的军马卫生防疫机构，作为防疫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此外，日本军政当局还利用奉天兽疫研究所等所谓的“民间”兽疫研究机构，积极开展鼻疽菌素检测实验等工作，其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关东军军马检疫的成效，其所生产的血清及疫苗作为关东军军马防疫物资的重要来源，最终服务于日军对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镇压与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在此期间，“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出现，标志着日军具有开办集兽疫防治、细菌武器研制、防疫物资生产于一体的综合性军马防疫机构的能力，这一机构成为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第100部队”的前身，揭示日本对华细菌战攻防一体的特征。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病马厂”“军马防疫厂”等军马防疫机构广泛开办于华北等沦陷区内主要城市及交通枢纽，保证了日军可以有效地开展军马防疫。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战地军马防疫机构对沦陷区家畜开展的检疫，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地家畜疫病对日军军马的危害。通过实战检验，日军在兽疫检测、疫苗研发、疫病防治等方面都具备较强的能力，战地炭疽、鼻疽等人畜共患传染病未对日军构成严重的威胁。侵华日军军马防疫体系的构建，也在某种意义上为日本对华细菌战提供了制度与技术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