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ya Qin

“这周末一早要去哪儿啊？”“当然是荡马路去！”

陈立农和上海似乎有几分默契。他讨厌下雨，一落雨便自觉沤成了只泡菜缸子，不自在得很。拍摄前几日，上海的天还一直阴沉着脸，临到当口却天朗气清起来，日光从云层里透出万缕笔直的光线，煦风也跑来凑热闹，吹得紅黄青相间的梧桐叶萧萧作响。秋水长天，空气澄澈，陈立农赶上了上海一年里最好的几个日头之一。

他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来上海了。出道之后的专辑分享会、第一次粉丝见面会都在这里举行，第一张个人专辑《格格不入》的首唱会，包括十月的20岁生日演唱会也定在这里。七月上旬，陈立农还在上海度过了一段漫长的隔离期。14天隔离结束后坐车离开时，他有一刻的恍惚，“你会怀疑车子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么？”窗外一闪而过的街道、路边的梧桐、空气中似有若无的桂花香帮他落实了这种存在。“上海的生活节奏和台北的相似”，陈立农认定了他和上海的缘分，他见过这座城市一年四季的样子，除了下雪的时候，在其他时令依稀可辨台北的片段，街道、建筑甚至空气的湿度都让他觉得熟悉。

但真正细究起来，这些又都是些浮光掠影。《繁花》的作者金宇澄说，上海的精神代表是小马路，曲曲弯弯的情致，有遮有盖，有骨有肉，不像拦腰一条大马路牙子，一眼就看到了底。对于小马路，你得细细打量才能得其韵味。陈立农现在所在的五原路便是如此，这是上海少有的一条不通公交车的隐秘小马路，就在大名鼎鼎的武康路偏隅。周末一大早，城区还未从回笼觉里苏醒，在整条街上半天见不着一辆机动车，游客尚未集体出动，偶有几个衣着休闲的人牵着打扮入时的狗路过，是遛狗，也是“荡马路”。

“荡马路”是江南一带的说法，若是以往，陈立农不见得有这样的闲情，大多时候，他都是在机场、酒店、活动地三点之间来去匆匆，这是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艺人的既定轨迹。不过面对眼下这大好秋色里的浮光一日，他决定入乡随俗一次，荡马路去。从五原路开始，经乌鲁木齐中路、延庆路到终点长乐路，方圆不过几公里，他却意外邂逅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上海味道”。

陈立农是馋吃的人。说到吃，上海的葱油拌面、生煎包、蟹粉，高雄的卤肉饭、盐酥鸡，外婆煮的饭和香菇鸡汤，他“报菜名”似的列了一大堆。打开一座城市的线索有很多，食物是最直接、显性的一环，上海便在不同美食之间散发出了独特的魅力。

“小伙子，馄饨阿要辣油哦？”“阿叔，多加点儿！”

位于乌鲁木齐中路的这家馄饨店有些年头了，碗碟、桌椅和门头，处处显示着被时间打磨过的痕迹。店家是一对中年夫妇，妻子负责跑堂收拾，丈夫在里屋包馄饨。百来张馄饨皮摞成小山堆似的，他眼皮都不抬地取下一张，将它平摊于手掌上，用竹篾撬上一点儿馅料，把馄饨皮对折将其裹住，再将两个下角折叠粘在一起，并用手指压牢，一个小馄饨便大功告成了。

认真说来，这家招牌里带了“福建”二字的馄饨店主打的并不是上海的鲜肉小馄饨，而是大上一两倍的大馄饨。但这并不妨碍店家把鲜肉小馄饨放在菜单头阵，入了谁的地界就照谁的章法来，街头食物的传承靠的便是这种变通。

陈立农一早就吃过早餐了，但在简陋的铁艺凳上一屁股坐下后，胃口又被吊了起来，索性自己也来上了一碗，骨汤作底鲜美，又加了小勺辣油添香，“像是一秒钟回到了高雄的街头小吃店里”。记忆里，在老家也有这般相似的街头小吃店，店里有一味闽南风味的肉粽，三角形的粽子里面包着猪肉、香菇、咸蛋黄、虾米等，花生可有可无，但旁边那一圈酱油膏不能少。台湾南部特有的吃法是，撒上花生粉，“哇，不能想”。

在台湾南部，肉粽是相对传统的食物。陈立农说自己小时候是不喜欢肉粽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口味突然就变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像他人生的隐喻。年少时他从没想过自己长大了会是什么样，那时候他调皮捣蛋得很，连最疼他的外婆有时也忍不住揶揄他，“等你长大了没一条路可以走”。出人意料地，他18岁便正式出道了，19岁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也即将上映。少年有成，境遇反转，他从小孩成为家人的依靠，可惜外婆看不到了。人生际遇的玄妙，也如那口腹之欲一般，不可捉摸、难以言说。

“侬要买撒？”“大闸蟹、青菜、葡萄，每样都来点儿！”

馄饨店斜对面是去年年末刚完成改造的乌中菜场。菜场一共两层，一层主营蔬菜和海鲜，二层是肉蛋、调料和面食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陈立农从小在高雄的夜市边长大，对于这样的市集场景不陌生。此时人头攒动的早市刚过，只有姗姗来迟的零星几人。

少了众人围观，陈立农乐得这份自在，开始在水果摊儿、水产摊儿到处流连，最终停在了菜场中央那个最大的蔬菜摊儿旁，拿起一只彩椒主动和摊主大叔攀谈了起来。菜场从早七点营业到晚七点，陈立农懂得这份艰辛，十几岁时他也这样跟着家人在夜市里谋生，出道后妈妈常对他说，能被这么多人喜欢不容易，要珍惜。

他是在一套朴素价值观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勤勉、实诚、待人随和。菜场是一方小天地，能窥见人心里的小，也能彰显人性里的大。

“伐好意思，大噶要排排队。”“好额呀！”

上海人對吃很讲究，对吃的热情也是不输别处的。乌鲁木齐中路全长不过八百多米，陈立农经常走着走着，去路就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排队人群拦住了。

这次是一家不到十平方米的馒头店，人们也排出了网红店的阵仗。馒头店不只卖馒头，也有包子、花卷、烧卖、粥，全天候供应，边卖边蒸，一天要用掉两袋面粉，一屉一屉出笼的时候，香味乘着热气，勾勒出一个个暧昧的轮廓。店家是一对来自安徽安庆的兄妹，从亲戚那接过这个门面后，至今已有14年了，没挪过地方也没怎么涨过价，兄妹俩的朴实也一如既往。平时光顾的多是周边的邻里，遇上有急事的熟客，他们骑着电动车往路边一靠，跟老板招呼声，人都不用下车，包子、馒头就已经递到了手里。

大城市总是着急的，但人总有慢下来的选择。一个人被隔离在酒店房间的那两周里，陈立农进行了一番自我反思，“工作态度上有点儿太过于急躁了”。出道后的生活里，他都是高速运转着，每天都有忙不完的通告，常常飞来飞去，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到哪里都可以，吃什么都行，独立，也着急。后来他去横店拍《赤狐书生》，这是一部大古装戏，拍了三四个月，搭上前期训练，有半年之久，这才多少锻炼了些性子。二十岁临近，过往经验逐渐积累，他慢慢有些开窍，发现急也没用，“你会发现所有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累积的，开窍也是需要花时间的”。

“无事不好下馆子。”“二十岁生日时，要来一碗上海阳春面。”

午后绕道延庆路的一处里弄公馆，陈立农为了一碗家常的阳春面而来。阳春面没有浇头，汤头用骨头熬出，呈上桌的是一碗书卷气极重的白汤阳春，未加酱油，象牙白的细条卧在一汪透亮的油水里，撒着碧绿的小香葱花，汤清、面健、味鲜，这是被勾勒出的本地人的高光活法。

然而，这阳春白雪并不足为外地人道。陈立农尝过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来上海不久，醉蟹、油爆河虾、草头圈子，叫得出名字的本帮菜不多，心心念念的还是一道红烧肉，浓油赤酱煨出来的油腻甜烂，那是上海平常人家锅碗里的一抹丰腴性感。

上海人无事不好下馆子，在这一点上倒与陈立农相近。下馆子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在陈立农的记忆里，这样的时刻并不多。大多时候，一家人就在家里，吃咖喱饭和香菇鸡汤，外婆和妈妈都会做。他平日里有时间，也乐于下厨做上一道咖喱饭。那是从外婆那偷学来的祖传手艺，用的是日本黄咖喱，猪肉、洋葱、胡萝卜随意，猪肉是他的秘密武器，要先放锅里炒过，待脂香溢出，再去炖咖喱。陈立农说，家从来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接近一个情感概念。“把我妈妈带上、阿公带上，还有我的宠物带上，去哪里我都无所谓了，哪里都是家，什么地方都可以很快习惯。”

“炉子是从意大利运来的，要试试做比萨吗？”“当然！”

在国内，上海的西餐水平一骑绝尘，但其也经历了多番波折。早年间，上海人曾把“西餐”通俗口语化地统称“大菜”。这份记忆延续到当下，是外滩欧式建筑里的米其林餐厅、老牌大饭店里的新式 Fusion，也是梧桐树下的地道西餐小馆。

从延庆路可以拐到长乐路，躲在弄堂深处的意大利家庭餐厅便是其中一个代表。主厨和老板是意大利人，比萨是纯手工现做的，传统的柴火比萨炉占据了餐厅的绝对中心。跟着主厨师傅手把手揉面团的时候，陈立农说像回到了幼稚园里老师教他烤饼干的现场，他愿意尝试，但那至多只是一种闲时的消遣。这是陈立农理解一座城市的方式，也是他真实生活的一种缩影。

上海有自己的讲述方式，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舌尖记忆，吸取了全国精华，加上海外奇珍，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一直未曾停止，和面团拉扯一样，在不同的人手下显现出不同的形状。“我希望自己除了台北还能常住在上海。”在某种程度上，陈立农和这座城市是同构的，在跌跌撞撞的成长中，始终保持昂扬向上。这是一座城市的生气，也是一个年轻人的生气，城市气象万千，年轻人满怀宏图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