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德　梁文雪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起个大早写稿，刚一坐下，啪，收到两条消息，都是朋友转发的GQ报道《公路旅行：和旅行作家刘子超一起穿过大兴安岭》。

看完写作思路一致却先我一步的同题报道，我瞬间泄了气，扒几口便把感觉更加沉甸甸的碗端回厨房。再次坐下后一度想撂摊子。准确来讲，自7月刘子超的新书发布，两个多月来，我无数次想撂摊子。

我们认识已有七年，算不清多少次在饭桌与酒桌上碰面，但为了他的新书而第一次正式端坐于咖啡厅采访后，我就知道，完蛋了。这个人太难写了。他既没有作家的狂妄（有时被坑了点钱会骂句脏话，但这又有什么呢），也没有作家的脆弱（对还能不能写出下一本书感到焦虑，但那也是因为疫情影响暂时无法出国搜集素材而停下创作，并没有出于对自身的怀疑），有点幽默。有人留意到他书里时常提及的喝酒场景，采访时问他写作的时候不喝吗，他反问，谁写作的时候喝呢，停顿一下后说，武松吗？不过是这种颇冷的小幽默。

性格层面无从圈点，成长经验也乏善可陈，像他自己说过无数次的那样，“没经历过残酷青春，也没有小镇经验。就很正常地在北京长大了”——于是也无法从在某些作家身上会出现的、萦绕一生的写作母题下手。

绝大多数时候，他平滑的脸上没有表情，你看得出他在思考，在观察，但没有情绪起伏。我被逼急了，问他，“你在旅途中有过大笑或大哭的时候吗？”他闪过一丝轻笑，不直接承认也不否认，而是搬出海明威，他说，《永别了武器》整本书都在讲男主人公如何与护士相恋，故事的结尾，护士难产死了，男主人公在病床前坐了会儿，然后关上门，熄了灯，在雨中走回旅馆。“如果写他边喝酒边嚎啕大哭，那就完了，废了。”

啪，又收到一条，这次转发的朋友还贴心地附上她朋友圈中别人转发此稿的评价截图——“目前最喜欢的一位作家，买齐了他的所有书。他能够将目的地像书一样打开在你面前，把遥远的故事讲给你听，让那里的每一颗沙子都充满颗粒感。”

我喝了口咖啡，感觉每一颗咖啡豆都充满苦涩。当初接下这个选题，一方面是仗着这点旧同事的交情，以为写起来会比较轻松，另一个原因，也确实觉得他有被写的价值。不仅因为他是为数不多若干次前往并记录中亚的中国人，光从文笔评判，也优于许多旅行作家或是作家。

断断续续，手机里隔几天就收到编辑、参与此题的实习生的催促。就在昨天晚上，我还梦见自己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却总是忘记给它喂食，最后不敢推开院子的门，看看它是否还活着。

最重要的是遇见人

我试图写过好几版开头，第一个是详细描写他在中亚旅途中的一个场景——

深入哈萨克大草原，前往北部小城塞米伊，这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流放地，也暗藏着苏联时代的秘密核试验场。市区外围一带如何荒凉，以至于曾被俄国人称为“魔鬼的粪箱”。

流放犯人的地方如今经营着三四家供旅客歇脚的住所，刘子超选了当中最高档的、每晚四百多元的游牧人大酒店，电梯间死气沉沉，走廊又长又暗，还铺着歪歪扭扭的地毯。房间形同囚室，只能打开一扇小窗，电源插头更是遍寻不着。二楼餐厅供应早餐，品种有着游牧生活的单调。水果只有遭到虫蛀的苹果，蔬菜只有番茄和黄瓜。他在那里吃了三天早餐，番茄和黄瓜也一日比一日蔫萎。

某晚，他从核爆试验场回来，路上找了个小餐馆，点了一瓶寡淡的鄂尔齐斯河啤酒，和标价六七块的炸鱼，想到这鱼很可能来自核爆试验场附近被第一颗原子弹炸出了坑而形成的湖，潦草地放下碗筷回到酒店，刚一进门又发现进试验场时穿着的鞋套没了，担心有辐射的浮土与微粒不知何时粘于鞋底，立马拿到浴缸边反复冲洗，并用浴巾和毛巾擦了又擦。

折腾了一个小时，终于得以在不到10平的房间里坐下，掏出随身带的本子记下当天的旅行笔记，边喝边记，手边杵着从当地超市买的700ml的亚拉拉特白兰地，平时喝个两杯，遇上这种绝望的地方，得喝个三四杯。

一个兢兢业业、历经艰险又有些倒霉的旅行作家，搁置在我的文档里，等待现实生活中无从延续的波澜壮阔。8月份，我们和两个朋友一起去了趟游客扎堆的青海。

白天在无止尽的自驾中度过，为免犯困，他接过我递去的一包挂耳咖啡，哪怕置身油腻聒噪的牛杂汤店吃早餐，也要煞有其事地用店里的暖壶注入，然后提着暖壶，让咖啡在一次性纸杯中“焖蒸一会儿”，再继续注入。开车时，他谨慎地使用着充话费优惠活动每月赠送的1个G流量，播放提前下载好的podcast节目，悬疑的《A very fatal murder》与搞笑的《No such thing as a fish》，但无论哪种气氛，都一再被开窗透气时的高速气流冲散。等到同伴轮换开车，我们坐去后排，他近来对播客饶有兴致，唯独不好意思听自己接受采访的播客;编辑转给他网友自发制作的抖音视频，大概套用了百度答案介绍中亚不同国家标签化的特色，他第一反应是，“胡扯。”

夜晚，海拔近3000米的格尔木街头，我們喝完两扎青岛啤酒，走回一间远离市中心、名为帝王的旅馆。吵闹的夜市里，两人都在为前一天为什么没加饭桌上负责青海女孩失踪案的刑警微信而懊悔。他说起一些往事，毕业刚做记者那会儿，采访南海的考古团队，对方一口拒绝，他找朋友冒充文物局领导，在话筒前捂着毛巾模仿年长男性的声音，说跟xxxx（他当时供职的杂志）关系很好，派过去的记者你们接待一下。对方立马答应他的采访请求，告诉他怎么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采完之后，觉得细节不够，他留意到对方回答问题时偶尔会看一下电脑里的考古日志，于是趁对方洗澡时用U盘哆哆嗦嗦地拷走了整份细节过分充裕（比如今天挖到了海下多少米）的资料，写出了一篇得奖好稿。我说我们俩加起来都多少年的记者经验了（怎么都没有及时反应过来加刑警微信），他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所以我们得不了普利策。

这些对话真够荒谬的。我置身一个未曾听闻的城市，在露天夜市的塑料椅之间，为错失采访对象、无法及时写出一篇时事新闻报道而沮丧，而他嘬了一口啤酒，说自己也在后悔，后悔失去了一扇窗口。他想起多年前采访过的出生于京剧世家的宁夏人，疫情期间对方在朋友圈转发的一些10万加的微信文章，纵然立场令他惊诧，却也因此得以窥见世界另外的样貌，他想了解这些，从而调整写作中自己的位置。

7月17日，刘子超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在单向空间对谈。图/受访者提供

旅途中，他很少展现出那晚步行回旅馆时的放松。在西北矮阔的城市间，他快速灵活地穿梭，如同机警的猎犬总想寻找些什么，并在所获无多时露出一丝意兴阑珊。不像在“特别复杂”的乌兹别克，他可以在街上走一天，光是凭借面孔辨别走来的是塔吉克人、突厥人还是吉尔吉斯人，就足以感到妙趣横生。但在这，他只能成为车里最先发现藏羚羊、火车、雪山的那一个。

“最重要的是遇见人，历史其实去不去都可以写。”在青海，比起静态的清真寺，他明显更关注有戴着白色帽子的回族老头出没的农贸市集，和在白斩鸡一条街街边扯鸡毛的妇人。北京的夏天让他坐立难安，他本想来青海湖骑行，纯粹地自虐，让自己受累、受饿，重新感受对食物或对活着的渴望。后来得知无法靠近湖边骑行，便驾车前往，到了湖附近，穿着当地服饰的居民牵着马守在路边，声称去湖边必须下车付费骑马，“算了”，转头上车离开。到了水上雅丹，不想在烈日下排队，宁愿在车里打开车门吹风等候同伴，“国内有些景点挺不错的，但用这种圈起来收费的方式，就让人失去了兴趣。”

景色无关痛痒，比起在文艺作品中多次呈现的可可西里，他更关心那个只身前往无人区的女孩，当夜幕降临，她在想什么，她会害怕吗，最后又是怀着怎样的心绪，在缺氧的干寒环境与野兽将至的恐惧中离开这个世界。还有那位家乡在湖南的警官，为何愿意在偏远的格尔木一待十几年，嘴上已沾染西北口音的普通话，肠胃却仍忠于湘菜。他长期在全国各地奔走办案，至今单身，午夜梦回，最先涌上心头的又会是哪个案件。

远方的确认

一天的赶路结束，他回到房间，坐在书桌前，从行李箱中取出厚厚一沓翻译稿以及一瓶威士忌，继续《漫长的告别》的翻译校对，有时也修改采访稿件。或许是受海明威影响，平时他也习惯写完1500字就及时停笔，以便第二天能立马接着往下写。酒不离手，当然，写作时尽量不沾。当年，《巴黎评论》的总编乔治·普林顿追了整整三年，才说服海明威接受采访。最终那篇洞见深邃的长篇访谈，经过了海明威长达一个多月的认真修改，他甚至重写了自己的许多回答，以确保“你必须得特别、特别确定自己在说什么”。

劉子超在哈萨克斯坦塞米伊。图/受访者提供

就连职业选择，也来自海明威的建议——“想当作家的话，有几年记者的经验是很好的。”海明威一生最重要的几部小说，无不带着战争深刻的痕迹。他不停地到达现场，观察、记录，从不写凭空捏造的人物和事情，坚信写小说是基于认知的创造，并抗拒一切不是，或者说不能完全成为真实的东西。刘子超同样不擅虚构，想不通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丑闻缠身的库切为何能在《耻》里把勾引女学生的教授写得如此真实。他唯一尝试过的小说脱胎于大学经历，在《今天》杂志上发表后，北岛赞赏有加。但此后，很快因“生活乏善可陈”而彻底作罢。

2016年夏天，他从牛津访学回来，不情愿地辞职，大家以为他早已心不在此，离开是迟早的事。他的高冷——当人们想联系他时总不免想起，让人懒得自讨没趣。他纳闷，为何没有人问询。

外部也无人问津，想到很多杂志的主编都比自己年轻，媒体已无法重新委身。去公司做公关，更不可能。整整一年，他深居简出，避免过度关注外界而心生焦虑，不买新衣服，甚至极端地不再出门吃饭、社交。

到了2017年春天，第二本书已写完，但出版不顺利，依然没什么收入。他逐渐想清楚，现代人的焦虑不是穷到没饭吃（这倒是比辞去记者工作后屡遭退稿、常常饿着肚子对妻子谎称有人请吃饭却只能去附近公园溜达的海明威强），而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发慌。媒体的式微，众人各寻出路，他形容，如同被时代洪流冲散，不知道各自会以怎样的方式到达彼岸。明白了反正饿不死，那倒不如去做真正想做的事。

“你就想有钱了之后自己想做什么，如果现在做也饿不死，那你就现在去做。”

全职旅行写作成了生活中的锚，他决定去中亚，希望自己从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得到启发，随身带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有方向地出发，不是随便出去玩，也不是游荡，而是像牧民们随季节选择牧场一样选择自己的旅行线路，成为“新游牧”，靠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在移动的过程中与世界保持关联。他比以往任何一次旅行前的准备都做得更充分，甚至提前下载好当地的社交软件，将自己的年龄填小10岁，约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出来聊天，“不择手段”地寻找、制造发现人心的机会。

从关于欧洲的《午夜降临前抵达》，到描写南亚的《沿着季风的方向》，再到如今的《失落的卫星》，和前两本相比，书里“人”的气息与故事明显增多，有了情感，从书名便可见一斑，而史料则尽可能压缩。他越来越清晰要写什么，以及如何写。回想失业后、尚未确定写作方向前的低迷，他将应对姿态总结为grace under pressure（重压下的美学），孤注一掷，彻底地收紧、聚焦，把自己沉到水底，再用力喷发。

新作出版后，媒体终于开始大范围注意到他，报道里不乏溢美之词，比如“中国的何伟”。去年，书中有关乌兹别克斯坦的章节内容获得“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特别关注作品后，许知远更是高度评价他为“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游记作家”，“他的叙述与感受常让我想起保罗·索鲁。偶尔，我希望他更狂野与热情一些。”

颁奖典礼在瑞士的伯尔尼举行，他给我看领完奖在城中宽阔河道里漂流的照片，相当符合他所说的被时代洪流冲散，不知会以怎样的方式到达彼岸的画面。当地的朋友向他传授经验，诀窍在于提前锁定岸边木桩并朝它划去，这样才不会在该停下时措手不及。

历史学教授罗新看完《失落的卫星》后很是吃惊，他认为作家似乎永远滞后时代一点点，没想到原来也有中国作家在写当代中亚。尤其发现其文字“不是一般的游记、博客文章，一看就是精细的、有计划的旅行者视角，去街巷跟人接触，体现着旅行文学的优秀传统”后更加惊喜。他在一场与刘子超的线下对谈中流露出羡慕，并毫不吝啬美言，“我年轻时敢不敢也不一定，但我们总需要去确认远处的人跟我们一样是人，有一样的喜怒哀乐。这种确认，就是写作、旅行的过程。它很宝贵，也很动人。”

另一场在上海举行的读者分享会中，有嘉宾十分好奇这位不苟言笑的旅行作家“看起来不像特别外向、话多的，但为何在旅途中能得到很多人的信任”，刘子超用一贯低沉的口吻回答，“最重要的是倾听。像我这样的旅行者非常少见，对他们来说，我的存在就像一颗遥远的星球，一颗划过的流星，相遇之后马上朝着另外的方向走，更能激发别人的倾诉欲。”

書里被津津乐道的一个段落就来自他与一位餐厅老板娘的对话。老板娘生于吉尔吉斯，在沙特长大，大学期间去过美国，从小与母亲跟着来自荷兰、在石油公司工作的继父全世界生活，掌握了无懈可击的英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几年前，父母离婚，她回到比什凯克（吉尔吉斯首都），开了一家面向穆斯林家庭、不卖酒精饮料的餐厅，看到在餐厅里一直记笔记的刘子超，让平日在比什凯克不容易找到倾心交谈的朋友的她觉得，或许可以对这位异国作家说很多话。

谈话最后，她对刘子超说：“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不属于这个星球，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告诉她，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自己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新游牧。这样的人总是不停移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缺乏归属感，家只不过是当下的落脚之处。对他们来说，旅行不是为了去任何地方，只是为了旅行。最重要的事情是移动。”

同样被多次引用的，还有他在书里写的“这就是世界真实的样子，充满琐碎的细节，而我用尽所能来理解它们——这让我感到自由”。

但“琐碎”似乎过于平和，我想，世界如同这趟旅途，总在体味面对遗憾的苦中作乐，伴随着靠岸前的忐忑与无措。晚了一步发送的长稿，生死未卜的小猫，最终没有靠近的青海湖边，不知是否如愿抵达拉萨的直播，我们有笑有泪，但多数时刻看着壮阔而单调的土地沉默，饱经马力不足以负担空调的越野车内的闷热折磨。总有未得的奖、错失的窗，我们想写小说却不知如何安置人名，海明威说，可巴黎是个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又如此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