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俊豪

关键词：盘瑶;中越边境;师公;度戒

基金项目：2020年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招标项目阶段成果。

在中国蜿蜒绵长的陆地边境线附近，散居有许多跨境民族。族源地的传统文化，对于扎根异地的他们，其意义是否发生了变化？陈晨认为滇越跨境民族宗教仪式是其表达民族身份的重要方式。[1]陈文清认为，跨境民族共同的信仰和风俗对维系民族感情有着重要作用，是推动民族交流和联系的重要力量。[2]黄彩文对中缅边境地区布朗族宗教文化交流与国家安全进行探讨。[3]阮氏贤认为京族跨境的存在形式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一定的保存作用。[4]可见，学界对跨境民族共同的信仰在维系感情、密切交流上的作用具有共识。在2019年11月笔者在广西宁明县仗鸡屯参加一场中国和越南盘瑶师公共同举办的度戒仪式，两国师公和谐相处，齐心协力的完成了连续3天的隆重仪式。中越盘瑶师公为何可以开展跨境协作？

    盘瑶师公协作的历史渊源

广西宁明县丈鸡屯有38户152人，[5]全部为瑶族。丈鸡屯盘瑶是典型的山地民族，受限于居住环境，他们的谋生手段相对单一，玉米是主要农业作物，普遍种植八角作为经济作物。公母山横跨中越国界，是两国分界山，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最高峰海拔1357.6米[6]，凭借地形条件当地人普遍种植桉树作为经济林，种植松树用来收割松脂。养蜂采蜜也颇为流行。不愿意留在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数去了广东和江浙地区务工。

祖先信仰是丈鸡屯盘瑶信仰世界的核心，其信仰对象一是本家祖宗“家先”，二是瑶族传说中的共同祖先盘王，“供太公”和还盘王愿都是当地较为隆重的宗教仪式。

抵达新定居点的散居民族在保持原有传统文化的同时，或多或少都会吸收新环境的特色。丈鸡屯盘瑶扎根于公母山后，逐渐形成了带有边境风情的特色文化。

张有隽认为瑶族历史上主要的迁徙路线有两条，一条自今湖南迁出并分出两条支线，其中一支进入广东后转入广西，经广西北部、中部进入云南和越南;另一支由广西进入贵州、云南、越南。一条自今福建入广东后西进广西，经广西中部、南部，进入越南、云南。[7]丈鸡屯盘瑶老人对本族迁徙较为清晰的记忆，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他们从唐丁迁出，期间又曾辗转到那南，之后渐渐在丈鸡屯稳定下来，对于更为久远的迁徙历史，当地村民则众说纷纭。一种说法，他们先从湖南迁到广东罗定，再暂居于广西唐丁，接着分别进入丈鸡屯和越南境内;另一种说法，他们的祖先并没有在罗定停留，而是直接转入唐丁，再分流到丈鸡屯和越南。[8]从乡民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丈鸡屯与越南的联系自湖南迁出已经开始。

越南学者阮克颂认为中国瑶族迁居越南“是在13世纪”，并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9]而丈鸡屯盘瑶向越南迁徙可能延续到“文革”时期。抗战时期到改革开放前，丈鸡屯因为靠近越南，处境较为动荡。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1939～1945年间多次袭击、轰炸宁明县域，许多盘瑶翻过公母山避祸;解放战争时期，驻扎与于宁明的国民党军队时常劫掠村民，1950年元月，姚槐被白崇禧委任为为“越桂反共救国军”第一方面军司令，率1000多人枪，盘踞思乐、明江、宁明的部分村屯，设卡勒索过路群众财物，加之山区多野兽啃食作物影响生计，盘瑶被逼迁入越南谋生;土地改革时期，大部分盘瑶实际上没有分到土地，面对生存压力，只得赴越南谋生。20世纪70年代末，宁明县发生了两次旱灾，1977年 6月，久旱无雨，全县受旱面积近13万亩。1979年9月中旬至1980年5月上旬，发生罕见大旱灾，延续时间达8个月之久。[10]自卫反击战争，侨居越南的瑶人为躲避战乱，躲进深山之中，成为越南的过山瑶。

正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公母山两边居住的瑶族形成了独特的联系。分居两国而又同宗同源的公母山盘瑶，虽然国籍不同，但相同的语言和相近的风俗，让他们亲如家人。双方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辅以瑶族的勤劳智慧，便形成了丈鸡屯独具风情的民俗文化，而由越南师公领衔的度戒仪式便是其特色代表。

盘瑶师公协作的基础与分工

公母山的中越边境盘瑶相同的师公教信仰，是两地师公共同协作的文化基础。度戒仪式兼具成年礼和授教仪式，对于盘瑶男子来说一生只有一次，绝对马虎不得。为求仪式顺利开展，必须邀请最有经验和声望的师公。在公母山地区，度戒仪式由各家轮流举行，各家庭内部再按年龄分先后，经历挂3盏灯和挂7盏灯两个阶段，间隔大约5到7年，这就使大部分师公在步入中年以后才完成度戒，接下来还要跟随大师公进行师公“规培”，积累知识与声望，步入花甲之年才能成为有资格给人度戒的师公。

无论是本地师公亦或是越南师公，都是居住在公母山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师公的工作只是作为兼职，毕竟收入最多的法事如度戒、还盘王愿等，每人报酬至多收到10斤猪肉加100元人民币，专职做师公必定无法维持生活。

中越师公受教育程度较低，自称“不识几个大字”，但包括不懂汉语的越南师公，都能熟练记忆喃诵近200页的仪式经文。双方都不懂对方国家的官方语言，但仍然可以用共同的民族语言——盘瑶母语流畅交流。在仪式的休息时间，身着相同传统服饰的师公围坐一起，用相同语言談天说笑，根本没办法分清他们谁是越南人，谁是本地人。同本地师公交谈中得知，相似的经济文化生活环境，让中越师公之间没有隔阂，合作融洽，这是他们合作的经济基础。

中越师公在仪式中的职责界限相当分明。还愿师、祭兵师、赏兵师这3个领衔席位均由越南师公担任。还愿师是仪式的主祭师公，是整个仪式的总负责人;祭兵师负责主持祭兵祭将，是受戒师男的引导者;赏兵师负责赏兵赏将，是还愿师和祭兵师的第一助手。担任把坛师的杨如旺师公也来自越南，是受戒师男的岳父，作为年纪最大的师公在仪式中更多的是担任一位“资深顾问”。还愿师等前7位师公是负责主持度戒的大师公，五谷师在度戒仪式中并非主要师公，但在念五谷这一环节中由他负责念五谷疏文，以答谢神灵对受戒师男家庭的保佑。

笔者同村民访谈时了解到，从他们度戒的时候开始，当地度戒仪式最重要的前三位师傅便是从越南聘请的，总体分工形式也和现在相差不远。成熟的合作模式是師公们合作顺利进行的保障之一。

盘瑶师公的师承关系

宗教仪式是公母山中越盘瑶重要的交流形式。越南师公在公母山各类宗教仪式活动中都有参与，且担任主要职责。这种局面的形成有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

十年“文革”期间，盘瑶传统的民间信仰师公教被认为是封建文化遗毒而遭到打击，陷入停滞状态，有经验的老师公害怕遭到迫害而逃到了越南，年轻的师公缺少前辈指导，造成了技艺传承的断代。各类仪式所要用的经书亦被视为“四旧”，遭到大量焚毁，导致仪式材料失传。但此前避居越南的师公在新的家园继续开展包括度戒在内的传统仪式，许多仪式书籍也被带到了越南，这为丈鸡屯的仪式文化保留了延续的火种：越南师公成为了年轻中国师公的师傅，对后辈进行言传身教，仪式资料也可以从越南同道的手中获得。

改革开放之初，掌握经书的是越南师公，在仪式中也充当带头人的作用，这一状态延续至今。度戒仪式中最重要、最困难的步骤，越南师公都要亲身示范或是独立完成的：引戒师通过“下禁”仪式创造出一个隔离一切污秽之物的神圣空间。主醮师与度戒师要在请神开坛这一环节持续诵经直至神灵降临。度身、学马吃草等过程较为激烈的环节，年近七旬的主醮师也要亲自带着师男去完成。这次度戒仪式，中国师公工作量最重的职位是证盟师和纸缘师。证盟师在降童环节中会被神灵“附体”，在会场中不断地走罡步、打筶问神，一个环节下来往往已经精疲力尽;纸缘师则是度戒仪式的后勤总管，仪式中所有的道具和贡品，如纸马、贡酒、祭品和木香都需纸缘师经手后，他人方可触碰，其工作贯穿三天仪式。

中越师公在仪式中职责或许有所不同，但付出却是没有差异的。整场仪式在茶话聊天中开始，又在欢快的酒宴中落下帷幕。

丈鸡屯的跨境度戒仪式孕育于跨境盘瑶相同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其一，公母山地区的中越盘瑶拥有共同的迁徙历史，因此产生了共同的迁徙文化。对于跨境民族来说，国界线并不能阻止他们之间的自由往来。由于长期且频繁的自由交流，公母山地区的跨境文化保持了较大的相似性，这便是越南盘瑶师公可以到中国丈鸡屯来主持度戒仪式的历史基础。

其二，公母山横跨中越国界，山水相连的环境使分居于两侧的盘瑶形成了密切的跨境往来关系，经过世代的通婚和互市，中越盘瑶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互动中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彼此不分的共生互惠关系。跨境协作的度戒仪式是丈鸡屯独特的互动方式，折射出了双方在文化上的一脉相承。

中越盘瑶师公在仪式中可以和谐、融洽的共同工作。而共同进行的度戒仪式，又反过来密切了中越盘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对传统文化起到了存续的作用。基于对共同文化的认同，中越盘瑶的交流互动史将继续书写下去。

参考文献

[1]陈晨.滇越跨境民族地缘意识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6

[2]陈文清，陈永香.跨境民族共振效应与边疆地区的和谐发展——以云南跨境民族为例[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11）

[3]黄彩文，黄昕莹.中缅边境地区布朗族的宗教文化交流与国家安全[J]大理学院学报，2014（07）

[4]阮氏贤，武洪述.京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中国广西京族跨境群体的传统仪式与信仰为个案[J]钦州学院学报，2018（04）

[5]数据来源于屯内“2017年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公示牌”

[6]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西通志·自然地理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57

[7]张有隽.瑶族历史与文化[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30

[8]陈锦均. 度戒：对公母山瑶族一项宗教仪式的民族志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4.

[9]莫金山.中越边境瑶族迁徙往来的实例、原因、路线及规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5）.

[10]宁明县志编纂委员会.宁明县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