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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何怕臣子汲黯

2020-10-20王兆贵

华声 2020年9期
关键词:公孙弘明君刘彻

王兆贵

作为君臣之间的互动方式,求谏与进谏、纳谏与拒谏,起初都是出于政治需要,不存在谁怕谁的问题。忌惮的出现,是因为谏议这件事变味了,异化了……

说封建王朝的君臣关系是猫鼠关系,恐怕没有什么异议。正因为如此,一旦遇上“猫怕老鼠”的特例,说法就多了。历史上,君王怕臣子的情形虽不多见,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如孙权之于张昭、李世民之于魏征、李隆基之于韩休、赵祯之于包拯、朱厚熜之于海瑞等。其中,最典型也最微妙的莫过于刘彻与汲黯的关系。

直言进谏的汲黯

汲黯“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从司马迁的评述来看,汲黯大约属于那种冷峻刻薄的人物,为人庄重耿直不合群,为政秉公执言不盲从,行事风格也异于常人。

古代的谏官,大多以讽谏闻名,也以讽谏取胜。他们进谏时,通常先要铺垫一下,或者是打个比方,讲个故事,或者是打个哑谜,说个悬案,还有的就象邹忌那样,事先带上琴弦之类的“道具”,先跟国君玩一会儿捉迷藏,待君王省悟了,再说正事。汲黯根本就不屑兜圈子,也不费那个神,往往是口没遮拦直奔主题,唇枪舌剑火药味甚浓。有人将汲黯比作“愤青”,新潮固然新潮,总感觉有些牵强。就像宋人称王安石为“拗相公”一样,说汲黯是“一根筋”“炮筒子”倒比较贴切,汉武帝私下里就说他戆得很。

汲黯初为奉使传令之谒者,后为京畿三辅之右扶风,本非专职谏官,却以面折廷诤闻名朝野。他批评起汉武帝来,从来都是直言相向,丝毫不留面子。一次,汉武帝召集群儒大谈明君之道,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顶嘴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外表装出仁义的样子,怎么能效法唐尧虞舜之治呢!把皇上噎得半天无语,脸色一变就罢朝了。

朝臣们都为汲黯捏着一把汗。因为这事如果换了别人,非掉脑袋不可!可是退朝后,皇上还真没把汲黯怎么样,只是对近臣愤愤地说,太过分了,汲黯真是戆得很!

汉武帝素以专横霸道闻名,修理起大臣来毫不手软。他手下的宰相换了一茬又一茬,十余任中,仅公孙弘得以善终。因此有人说,在武帝一朝,宰相成了“被宰之相”的代名词。汉武帝在位期间,满朝文武诚惶诚恐,人人自危,唯独汲黯是个例外。他对武帝从无惧意,武帝对汲黯反倒有所忌惮。

大将军卫青入侍宫中,武帝就靠在床边接见他;丞相公孙弘闲暇求见,武帝有时不戴帽子;只要汲黯晋谒,武帝必得肃容整冠。一次,武帝正坐在有兵器的帷帐中,汲黯前来奏事,武帝当时没戴帽子,望见汲黯走来,急忙躲入后帐,派人传话说,批准汲黯所奏。武帝偶尔抱着后妃饮酒作乐,听说汲黯要来,立刻下令清场。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堂堂帝王,对一位并无特异功能的臣子忌惮若此,让读史的人实在难以想象。那么,刘彻真的怕汲黯吗?

忌惮出于情非得已

俗话说,正直的人鬼都怕。但这只是寻常逻辑,世界上有些事用寻常逻辑是解释不通的。从表面上看,刘彻对汲黯确实有些忌惮,但这种忌惮并非出自本心,而是情非得已,势非得已。

一次,大夫庄助替汲黯请病假。皇上问,汲黯这个人怎么样呢?庄助回答说,让汲黯当官执事,没什么过人之处;然而他能辅佐年少君主,坚守已成基业,以利诱之他不会来,以威驱之他不会去,即使有人自称像孟贲、夏育一样勇武非常,也不能撼夺他的志节。皇上说,是的。古代有社稷之臣,像汲黯这样的人,就很接近他们了。以武帝而言,既然把汲黯看作社稷之臣,坚守的是你刘家的基业,先前又是你的洗马,行事“轴”一些,说话“呛”一些,哪怕憋屈、闹心,也只好忍了。

再者,开明一些的帝王,不仅要为江山社稷负责,还要顧忌当世乃至身后的名声。如宋太祖赵匡胤,一次罢朝后闷闷不乐,内侍问他为何,他说,早朝时在前殿为指挥一事出了点差错,史官必然会记下来,所以不痛快。

有些大臣正是利用帝王的这种顾忌,不惜以触怒龙颜来博取诤臣的身价。如灌夫等一干酷吏,多少都有这个倾向,所谓“以讦为直”。不过,“在刀尖上跳舞”的分寸很难把握,弄不好,身价暴跌不说,还会赔上身家性命。有些大臣揣摩到皇上有直谏之好,瞅准时机,也会来一下“合理冲撞”,以便换取恩宠。如公孙弘等人就是这样,所谓“以直取媚”。

“以讦为直”也好,“以直取媚”也好,都是站在臣子的立场上看事、说话,且与汲黯其人的行止不够吻合,因而不能贴切地解读刘彻与汲黯之间的关系。但多角度去对照,会让我们从中看到历史教科书不便呈现的镜像,从而对刘彻与汲黯之间的微妙关系看得更加清楚。

把诤臣当作“民主橱窗”

追溯起来,作为君臣之间的互动方式,求谏与进谏、纳谏与拒谏,起初都是出于政治需要,不存在谁怕谁的问题。忌惮的出现,是因为谏议这件事变味了,异化了。

谏议原本是为了发现问题,防止偏差,改正错误,但在朝野舆论效应的反冲下,谏议偏离了原初的动机,变成评价君王好坏的一条重要标准了。就是说,谏议这件事由手段变成目的了,不管能否产生实际效益,只要肯虚心求谏、诚恳纳谏的君王就是好君王。

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被誉为从善如流的明君,身边总有大名鼎鼎的诤臣相伴随,如本文开头例举的那样。而且,红花绿叶相得益彰,明君诤臣同留青史。史书上是这样写的,戏曲中是这样演的,老百姓也是这样看的。一直延续到今天,凡是与评价帝王相关的书籍或教材,都把纳谏视为明君的一个亮点。

依汉武帝的个性来看,他并不是真的怕汲黯,也并非真有诚意折节求谏。他之所以忌惮汲黯,容忍汲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汲黯当作“民主橱窗”了。就是说,身边有了汲黯这样一个展示武帝开明的“民主橱窗”,至少可以堵住朝野非议之口,也能为自己的政声加分。

汉武帝这样做尽管未能骗过后世,但却成就了汲黯的铮铮大名,并使武帝少干了许多劳民伤财的坏事,让那时的百姓得到许多好处。正如孙玉祥在《皇帝怕了就好》一书中说的那样,在专制时代,如果一个帝王对臣下还有所戒惧的话,那个朝代就是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相反,如果这个帝王百无禁忌,天不怕地不怕,而只有臣下怕他怕得要命的话,不用说,这准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年代。

摘编自《学习时报》202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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