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露锋

古代宫廷管理机构中，清代内务府独一无二。独特之处在于，其主要人员是包衣，他们在身份上属于皇帝的家奴。

早在清民族形成之初，部落成立之时，贵族按等级的不同，会分到数量不等的奴隶，这些奴隶称为包衣。包衣是属于贵族的私有财产，可以随便处理，而且是世袭的，无论传多少代，子孙都是主人的奴才。与通常意义上的奴才不同，这种奴才不只是做家务活，而是可以去外地帮助主人看管财产。专制王朝是家天下，如果主人当了皇帝，包衣也被派到外地做官，替皇帝“看家”。

不仅如此，皇帝任用包衣为官，有其深层用意。按照满族族规，包衣即便做了官，私下仍是皇帝的家奴。让包衣当官，皇帝掌控朝局的手段，除了行政官僚体系这条常规途径，又多了主奴这重私属关系。

包衣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财政税收方面。清代的几个重要税差皆属内务府包衣专任。乾隆帝即言：“各省盐政、织造、关差，皆系内府世仆。”在清代朝廷收入之中，盐课和关税分别是第二、三大宗，这些税收均由包衣经手。

包衣出任重要税官的代表性例子，莫过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寅之母孙氏是康熙帝的乳母，曹寅与皇帝名义上是主仆，但二者关系亲密，因此曹寅长期担任两淮盐政、江宁织造。康熙帝曾六度南巡，曹寅四次接驾。接待皇帝的高昂成本被转嫁到盐政、织造衙门，造成财务亏空。康熙帝死后，雍正帝与曹寅的私人关系不如其父，在亏帑无法弥补的情况下，曹家被查抄，迅速走上衰颓的命运。曹雪芹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巨著《红楼梦》。此例显示包衣的仕途起伏受到皇权影响的戏剧性，也说明包衣官员不过是皇帝掌权敛财的工具，有用则用，无用则弃，终归不过是家奴而已。

最能说明身兼朝廷官员和皇帝家奴这种双重身份的典型例子是英和。他23岁考取进士，后升为朝廷一品大员。即便如此，作为包衣出身的英和，必须为主人当差，尽奴仆之责。他在外朝任职，也必须兼任内廷差使，负责为皇家监修陵寝。应道光帝节俭的作风，英和“裁省”物料，不料陵寝漏水，皇帝大怒，英和被夺官发往黑龙江当苦差，两个儿子也连同罢职遣戍。

清朝任用包衣为官的做法，类似于元朝的怯薛。成吉思汗为了巩固大汗权力，大肆扩充自己的护卫军，从各级户长和平民子弟中选拔，称为“怯薛”。其主要职责，是平时轮班护卫大汗金帐，承担各种杂役事务，大汗亲征时则冲锋陷阵。他们还经常奉大汗钦命出使各地建立怯薛军。

怯薛与大汗之间是主奴关系。正如清朝一樣，元朝皇帝将草原上的主奴关系，带入到帝国朝廷的君臣关系当中。官僚体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公共性，其对皇帝的制约能力遭到严重削弱，皇帝可以肆行己意，专权能力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而臣民则匍匐在地。

历史学者张宏杰认为，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元明清三代尤甚。此言有些绝对，但说出了部分历史真相。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魏晋风流，大唐的雄健，宋代的君臣共治，经历元清两次“主奴式统治”劫数，似乎只剩下“奴才该死”了。以致于到了近代，梁启超、鲁迅等文化巨人，为改造国民性而殚精竭虑，为提振民族阳刚之气而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