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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10000倍!深圳如何从“探路人”到“关键先生”

2020-10-20李振王帆

华声 2020年9期
关键词:经济特区特区深圳

李振 王帆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句话,让深圳走过了不平凡的40年。

1979年,他提出“划出一块地方”创建经济特区;1980年8月,深圳便获批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激荡40年,弹指一揮间。深圳特区从一个“小渔村”成长至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

40年来,深圳从经济特区,发展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功能定位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窗口和试验田”,变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全球5400多个经济特区,没有一个特区能像深圳一样长期保持高速增长——40年来,深圳GDP的增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9倍、全国的1.8倍。这意味着,过去40年世界每向前一步,深圳特区就跨越了近五步。

不止于此,最近揭晓的《财富》世界500强中,有8家企业来自深圳。21世纪经济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报告》也显示,深圳摘得综合绩效、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三个单项冠军,高质量发展总得分位列全国第一。

深圳特区成绩斐然背后,绝非简单的“一特就灵”,而是其40年不懈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勇气与锐气,深圳奇迹恰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首吃螃蟹

1979年,时任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二处四队副队长的倪鹤安,和100多名队友奔赴深圳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的首批建设者。倪鹤安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炸山开路,移走蛇口五湾和六湾之间一座拦路山头。

经过商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提出了采用集群爆破施工法,负责施工作业的重任落在了四队身上,倪鹤安亲自按下了爆破电钮。随着第一声开山炮在蛇口响起,南粤大地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昼夜轰鸣,拉开了大规模经济开发的序幕。

从工业一路到工业九路,从太子路到海上世界,蛇口工业区至今依然遗留着改革开放时的印记。蛇口虽小,但作为深圳特区先行者,这里开创了众多“全国第一”。

成立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开创定额超产奖励制度,第一次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实现职工住宅商品化,在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号召建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及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

实际上,早期从蛇口工业区孕育、起步的一大批企业,早已成长为享誉全球的知名代表,如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金蝶……

不止蛇口,首吃螃蟹的基因还渗透到了深圳特区发展的方方面面,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回忆,深交所诞生之日就冒着违规的巨大风险,他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先生小孩后拿出生证”。

原来,1990年5月,深交所筹备组去北京报批开市事宜,并未领到“出生证”;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的拍板下,深交所于1990年12月1日在全国率先开始集中交易;直到1991年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才由中国人民银行补了一个“出生证”。

就是在如此开创性举措之下,“吃螃蟹”精神在深圳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深化,贯穿了整个40年。

仅以住房制度改革为例,1980年,深圳开始建设东湖丽苑,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1987年,深圳敲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拍卖“第一槌”;如今,深圳在2018年又启动了“二次房改”,提出到2035年,新增建设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超出商品房的供应量。

从“三来一补”到“三新一高”

自蛇口工业区设立出口加工区开始,深圳特区就凭借廉价劳动力、土地的比较优势,吸引了一大批港资进入,包括第一家引进来的酒店、第一座引进的加工厂等,迅速打开了特区对外开放的局面。

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特区设立之初,深圳仅有1家县办企业,员工108人。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到了1994年底,深圳特区的“三来一补”企业就超过了8000家,从业人员100万人,产品种类也从不足10种发展到近千种,构成了以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

以富士康为例,作为首批进入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富士康在1988年就开始在深圳设厂,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的数次跃迁。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回忆称,富士康在深圳的第一个生产基地是位于深圳宝安西乡的电脑接插件厂,到2004年已经逐渐从简单的“三来一补”向电脑、手机等高端制造转型升级,凭借劳动力红利、大规模、高效率、低毛利的策略,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大“代工巨头”。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减弱,“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耗能、高污染等后遗症也开始显现,产业转型势在必行。1993年底,深圳特区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这也标志着深圳利用低成本要素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的结束。

为培育新兴产业,深圳在“八五”计划中明确制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战略,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的目标,力主发展电子、石化、轻工、纺织、新型建材、精密机械等六大主导产业。

一个被特区传为佳话的细节是:1999年,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在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获得了关键的第一笔220万美元风险投资。而这个日后被称为“中国科技第一展”的技术成果交易会,成了深圳特区在新世纪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开端。

在经历了“腾笼换鸟”淘汰低端落后产能、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后,深圳成为了“三新一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

自2009年以来,深圳先后出台实施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截至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已超过3万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10155.51亿元,其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达到了67.3%。

见证“移民之城”大时代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在短暂的40年间,从一个人口只有30多万的边陲“小渔村”,发展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背后秘诀可围绕一个“人”字展开。

早在特区创办之初,就曾出台不少全国瞩目的引才之策。包括农村户口入深圳户籍,家属没工作的,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住房;高薪聘任人才,聘用期满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蛇口1981年在全国公开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首开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3年,蛇口率先实行薪酬改革方案,不论级别职务,根据才能和贡献确定薪酬。

一时间竟引得全国人才东南飞,不少人受特区朝气蓬勃的生机召唤而来。

据不完全统计,1997至1999年间,深圳人才大市场仅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数量就超过了350万。而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深圳全市技术人员只有一名拖拉机维修员和一名兽医;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200万,40年间深圳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增长了近100万倍。

如此大揽人才,不难让人想起“来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有学者将深圳的创新气质与其移民特色联系起来,解释“移民之城”为何能够成为创新之城。“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抛弃了原有的稳定生活,愿意承受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去满足其对未来的高预期,这种文化特质尤其适合以IT为背景的高科技领域的创新。”

过去4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约42倍。直到目前,深圳依然在采取宽松的户籍政策,大专以上学历落户不受限制。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2019年,全市新引进人才28万人。

勇当制度创新策源地

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曾是一座“四无”城市——无重化工业基础、无重大国家项目、无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无资源环境承载力,深圳凭什么迅速实现崛起?在众多沿海、沿边经济特区中,深圳的成功与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不无关系。

例如,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全国各地都来经济特区参观学习,民间科技企业相关规定也逐渐影响到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

早在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在全国首次提出科技人员可以以现金、实物及个人所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作为投资入股,并分取应得的股息和红利。

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也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基础。

不仅于此,深圳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经由此推向全国。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包含新制定法规14项,其中,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破冰”,科技企业有望实施“同股不同权”,深圳的立法探索背后,是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迎来“双区”时代新使命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恰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迎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不少学者对如何看待深圳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诸多讨论。

受访专家认为,在争当全球标杆城市的赛道上,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而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是国家赋予深圳的新使命。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科技创新的高地,深圳有着雄厚的发展红利和持续创造红利的能力,理应为中国方案的探索和供给作出贡献,相信这也是中央将深圳设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初衷所在。

在40年发展过程中,深圳特区虽历经过波折,但“关键先生”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特区模式可能被别人抄袭,但特区功能不会,其最根本的一点是创新、先行先試。尤其是在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三区叠加下,深圳仍要继续发挥特区作用,在全方位先行示范。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站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新起点上,深圳的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如何继续扮演中国科技创新龙头的角色,再造新时期的华为、腾讯,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深圳仍然需要依靠持续的改革。

摘编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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