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田（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前 言

公共空间作为当代艺术传播的媒介和人们展开公共生活的载体，传达了空间与人的联系和在现实世界的作用，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的评价体系也随着城市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不断发生变化，公共空间艺术生态建设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主体，应该是城市建设的首要考虑对象，然而在实际建设规划中，政治、经济、形象等因素却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首要考虑因素。在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高耸挺立的建筑和笔直宽阔的道路成为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标准，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个个毫无顾忌的、与高楼大厦紧密相连的商业广告，和一些与城市空间毫无关联的雕塑和构筑物，在这些号称彰显城市艺术和文明象征的“公共艺术”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面临传统文化崩塌的城市空壳和在物欲驱使下恣睢无忌、毫无心性的人的内心，而这些，正在逐渐侵蚀我们的城市文化，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城市文化应该如何建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艺术应该如何去表达？

公共空间艺术，简而言之，就是在公共的空间内为人们提供美的意识和美的享受，它是人们对人性自然、对美学观念的诉求与渴望[1]。与一般意义的“公共艺术”相比，它既不是建筑艺术的衍生品，又不仅仅是与城市空间相关联的壁画、雕塑、互动装置媒体等造型艺术和艺术行为。公共空间艺术更多是与大众的思想意识联系在一起，通过设计师、艺术家的艺术思想表达和创作出来的，以城市公共空间为物质载体的城市建筑、景观、小品等艺术形式和活动事件，它强调的是人的根本存在和需求，并以人的需求作为公共空间中发生一切功能的出发点。城市的公共空间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空间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密切联系，这种多样性联系所带来的多元化价值标准成就了艺术的最佳生态环境，也实现了公共空间艺术在物质、社会以及精神方面的价值。为此，充分认识现有城市发展、社会转型带来的公共空间艺术生态失衡之根本疾症所在，和深度探究公共空间艺术如何适应生态平衡的多重价值功能的重塑，既是当代城市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又是城市规划领域公共空间设计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学术话题。

一

当今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存在的本质问题，是人的生存需求与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审视我们今天的城市，不难发现，修建整齐、不允许人们步入的街头绿地；被汽车强占为停车位的人行步道；大面积暴晒于烈日下的硬质铺装，使人与城市渐行渐远。在各种利益驱使下，被赋予太多内涵和价值的城市公共空间，却忽视了最根本的人的需求。从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生态的角度，不妨可以审视出现实问题症候如下：

1.物质美学的失衡

上世纪末商品经济的浪潮给社会带来了大批财富，也激起了社会大众无限的消费欲望，经济和物质的价值开始主宰人们的思想，经济效益日渐成为衡量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指标，而开发商、投资商也成为城市建设中最具话语权的群体。在城市中心区改造过程中，大量的城市用地被建设成商业场所，无情地侵蚀着原本属于城市居民的公共绿地和广场。城市如同一个大卖场，街道充斥着带来商业价值的广告牌和灯箱架，居于其中的人被各式的商品挤压着，城市的文化价值被无情抛弃，甚至连建筑都沦为商业的符号，如河北天子大酒店，建筑外形直接以传统的“福禄寿”三星为彩塑，并成为当时世界同类中以雕塑形式出现的、规模最大的建筑物，其外在造型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座酒店建筑（图1）。沈阳方圆大厦，建筑立面以颇具传统文化意味的“古钱币”为外形，借此预示入驻大厦的业主财源广进、事业发达（图2）。这些直接以世俗的形象和符号代表“成功”“财富”“幸福”来营造城市公共空间，只能给大众提供一个虚假审美的浮夸世界，设计价值和人的存在感知被物欲审美彻底替代。

2.政治美学的崇拜

尽管人类处于21世纪的信息时代，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尤其是市政广场空间的价值观念仍停留在过去的封建年代，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在这里被无尽的渗透。我们的政府办公大楼依然讲求坐北朝南，所谓的“市民广场”端正的南北轴线割裂了无数城市的空间秩序（图3-图4），所谓的公共空间从来不是为公众使用，而是急功近利的干部为了显现政绩的面子工程。一二线大城市塑造宏大的空间，三四线中等城市不甘落后纷纷效仿，而小城镇更是以低俗的外在形态模仿为目标进行城市建设，整齐划一、对称有序、宏大气势的美学思想被当政者追捧，权力美学伴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衍生出“大”的审美趣味，大体量、大尺度的景观构筑成为当代城市建筑与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尽管打着为人民谋求福利、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旗号，却与人民的幸福生活毫无关联。

图4 以端正的南北轴线和大体量、大尺度为特色的当代城市“市民广场”图片来源：网络

3.视觉美学的泛滥

在城市建设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的视觉形象工程一向被赋予极高的期望和内涵。城市迫切希望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景观视觉风光去体现城市更新的面貌。2001年，上海“一城九镇”规划就是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城市企图利用视觉形态的变化来建立有别于过去的城市文化特色。此规划是以上海松江新城及9个中心镇为试点，“借鉴国外特色风貌城镇建设的经验，引进国内外不同城市和地区的建筑风格，重点在城镇新建城区，因地制宜的塑造‘一城九镇’的特色风貌”①摘自2001年1月出台的《关于上海市促进城镇发展的试点意见》。。规划带来的最大的争议即是为了迎合当下市场而全盘移植西方国家风貌。其目的虽是期望通过一种异域和风格化的城市风貌吸引上海中心城区有能动力和支付能力的人，但是由于试点小镇以不同的欧洲城市为原型，直接将原型中的符号进行低级的模仿使用，而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最终变为失败案例。重庆城市“刷脸运动”是当代中国城市美化运动中的又一突出案例。它是以2005年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为契机发起的城市美化，得到市政府权力和财政的支持，斥资达1．5亿人民币，在具体的建筑实施形态中体现出强烈的文化价值取向，仍然是希望通过形态性的塑造获得文化上的特征。[2]“刷脸运动”以城市主要干道、两江水域、旧房整治、城市灯饰工程为主要内容，将重庆市的城市外观“去乱促齐”，增加城市空间的秩序感和统一感，重庆市政府负责人在筹备动员大会上谈到：“在危旧房改造中，通过清洗装饰，进行仿传统民居改造，不仅保存了城市文脉和地域特色，改善了人居环境，又形成了城市形象亮点，一举多得，是个好办法”。[3]然而，这种视觉化的形象工程虽然使城市获得了新面貌，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重庆城市原有的地域特色。不难看出，城市公共空间视觉美学的泛滥是政府政绩考量偏差和片面强调GDP增长经济模式的产物。视觉形象工程下的城市空间被严重异化，沦为装饰和摆设。

事实上，认识现实存在的问题正确与否，解决人的需求与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价值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仅仅从形式化、视觉化的角度确定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的。随着当代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化的发展，公共空间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关系，带来多元的价值标准。上述当今城市公共空间和人的生存环境的现状，正是反映了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生态的一些核心问题发生了倾斜，即存在着城市物质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精神价值的失范，反映在公共空间艺术的功能上即是物质属性、社会属性，以及精神属性上的缺失。由此，在适应当代社会多元关系的发展，重塑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生态的功能和价值方面，有了如下思考。

二

公共空间的价值意义首先体现在社会大众对物质功用的追求上。满足社会大众的实用功能是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主要目的，以物质功能为前提的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建设是衡量环境质量的主要指标。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实用活动的发生引发了一切认知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发生，公共空间的核心功能是承载城市中的各类公共活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性的发生也需要尊崇这一目标，如城市空间景观布局、广场绿地公共小品的建构、街头艺术行为和活动的策划等，都是大众真切感受和体验公共空间的方式，只有在满足了生理方面的需求后，讨论满足大众的心理和其他层次的需求才更具实际意义。然而人对于公共空间需求的认识并非从来就有，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逐步建立起空间对人的需求和人性精神的认同感。在西方，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提出的八角形城市空间模型，在城市交通要道和广场中央的交汇处塑立凯旋门和方尖碑，是欧洲早期城市公共标示系统的雏形，其目的是象征统治者的权利；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设计师和艺术家们开始将绘画、雕塑和建筑融为一体，以求创造出理想的城市环境，体现出人类对于空间精神性的追求，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使得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性达到了极高标准，但仍以国家政权服务为主；近代工业革命引发了城市公共空间的转型，工业化的进程致使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建筑的空间尺度逐步瓦解，在人类盲目肆意的发展和对物质享受的过分追求下，城市公共空间逐渐偏离了人性的原则；20世纪，现代艺术运动兴起，城市社会的进程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城市公共空间在人的行为、尺度、情感等方面的缺失日渐凸显，人们终于意识到，公共空间需要适应人的行为和情感，用艺术化和人文化的手段去创造公共空间，并开展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活动。在我国，由于地理环境、生存方式和生产活动的差异，导致我国传统城市空间并不存在自由、平等、公开、民主等价值理念为核心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当时的城市实体空间都是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为保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修筑的，城市空间的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的作用远远大于作为文化中心和财富中心的作用。而公共空间艺术的表达和建立更是统治阶级的特权，从作为我国最早的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的汉代宫殿和庙祠陵墓前的标志性建筑物石阙，到南朝时期为了营造陵墓氛围在陵墓神道上设置麒麟、石兽，再到明清时期陵墓建筑中采用华表、碑亭、牌坊和其他艺术化象征图案创造陵墓空间，都反映了艺术与国家政权的相互渗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人的需求和大众审美为主的公共空间艺术形态开始建立。各城市纷纷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的要求，对街道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更新整治，更新城市广场、公园绿地。大连市改造过去政治集会为主要功能的斯大林广场，为主要供市民休憩活动的人民广场；南京重修夫子庙建筑街区形成了庙、市、街景为一体的风景格局，成为南京城最具传统风韵和地方特色的城市名片，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的应用，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是艺术与公共空间结合的典型。纵观西方世界和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人性的需要正在逐步取代政治、经济等利益主体，享有城市公共空间“话语权”。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的公共空间艺术已不仅仅存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广场、街道、公园等场所。人们更多的是根据自身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创造互动空间，公共空间也并非是由既定的实体空间范围划定的，而是根据在此空间中活动的人的需求和行为所构建的。根据自始以来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公共空间背景语境的更替，当代艺术与城市公共空间结合的根本除了秉承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概念，更重要的是关注到公共空间艺术事件作为媒介是否能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参与，与公众产生情感的交流。虽然从艺术的角度出发，探索城市公共空间一直是人类优化自身生存状态的重要方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空间应该从人类的基本尺度和基本物质需求入手进行设计。

三

物质的功能环境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状态，公共空间中的社会状态对其功能的社会价值起到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没有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事物永远是孤立存在的。今天的城市公共空间大多只是城市历史积淀和设计者规划形成的实体空间，而鲜少能够真正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场所。场所社会性的形成与否，取决于城市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如果无法认清这些方面的因素，就没有了社会价值的基础。公共空间同样如此，公共空间是由建筑进行围合形成的开放性的空间，建筑的数量、密度、形式的变化形成公共空间的环境，只有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关系背景下才能转化为具有社会性的公共空间。而对于艺术而言，其社会属性与生俱来：艺术作为一种语言，是艺术创作者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情景描述和情感表达，这种描述和表达一旦被观看者进行解读，艺术的社会属性便显现出来。公共空间艺术的社会性是艺术本体社会性、围合空间建筑的历史文化属性，以及艺术所处空间的社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产生的现象是多样化、复杂化的。如“张唐景观”在北京五道口一商业中心前广场中设计的转盘喷泉，转盘以时间为度量作用在公共空间中，广场中心的转盘代表宇宙中的行星，驱动圆盘中的喷泉和树进行转动，圆盘的转动有五十分钟，当圆盘里的喷泉和树回到原来的位置，泉水开始喷涌，喷泉涌动十分钟后，进入下一个五十分钟的转动。在这个空间中，可以转动的圆盘以简单的形式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在驻足中展开社会交往，引发了多样性的活动和大众无限的想象，虽只有水、树、坐凳简单的元素，但由于人的使用和商业空间中事件的发生，空间也变得更为丰富，同时空间又引发大众对时空、时间、地球的联想。（图5-图7）人们通过社会活动将艺术形式转化为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反过来塑造人们的生活，不断变化调整的社会价值萌发的新的价值观念，总是最先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这种艺术形式在城市空间中的展示能够促进公共空间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从而推动人、自然、人文环境相互之间的密切互动。

图5-图7 人们通过社会活动将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艺术形式转化为社会价值(张唐景观：北京五道口宇宙中心广场改造)图片来源：网络

“公共空间”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其物质空间环境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意义相结合，揭示了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纵观城市公共空间产生和发展的历程，社会政治的变化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也是实现社会交往空间载体的核心价值。在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公共领域”直接作用于物质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社会结构、运行机制等相关联。哈贝马斯建立的“公共领域”研究框架，正是在政治哲学视角下探讨自由主义模式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政治功能、运行机制等问题。“对于这种‘成熟的’资产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物，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4]在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公众通过针对王权和国家公共权力的讨论与辩论形成自主的政治意识，使其免受政治干预。同时，公共领域又是构成公民社会的主体，公众聚合在一起形成公共领域，在这一空间内，通过批判、讨论与公众相关的规则和问题，以维护并巩固私人经济地位，规约公共权力机关，抵制政治权力干预。[5]由此可见，公众通过在公共领域一系列法制、民主性活动使政治强权转化为理性的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社会的利益，公共权力得以显现。广义上说，强调把公共权力放在价值判断首位的思想可以认为是公共主义，同样，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发生一定是建立在公众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不能被称为是公共性的艺术。艺术从过去的专门为上流社会服务的沙龙中走出，逐步走向普罗大众和城市公共场所，从最初以剧院、美术馆、博物馆等作为传播艺术和公众文化的主要场所，扩大到公共集会场所，是艺术阶级化扩大的表现，是公众性、普适性对抗传统精英化、个人化的体现，这种阶层的扩大化从根本上也反映出一种社会的变化。当代社会强调城市公共空间以公众权力为核心，强调大众对城市空间产生的积极作用，当公共空间艺术作为一种符号与公众产生互动的联系，那么这个艺术就具备了超出一般意义的社会性从而体现公众精神。（图8-图9）

图8-图9 公共空间艺术作为一种符号与公众产生互动（贝聿铭：卢浮宫）图片来源：网络

四

公共空间艺术功能的精神价值表现在满足人的精神审美状态。城市是人为的场所，城市的建筑和公共空间蕴含着丰富的城市文脉和精神内涵，是对城市文化的物化。同样，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作品不仅仅是提供大众消遣和美化环境的工具，更应该是以象征的手段表现当代社会和公众的精神和道德观念。城市公共空间及其内部艺术作品所传达的精神内涵不仅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同时是提升大众整体精神层次的重要手段。对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而言，特定的空间和场所能够对作品本身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从而反映出公共空间艺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从空间角度而言，公共空间艺术最本质的还是其呈现出的场所精神。扬·盖尔认为：城市公共空间的特色一方面表现在物质空间和环境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人与建筑环境的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交流所带来的场所精神的提升。[6]场所精神是人们对特定场所空间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共识，通过艺术的形式、语言、符号表达了场所的功能性和观念性。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在《城市建筑》一书中阐释：“当形式与功能相分离而仅有功能保持生命力时，历史就转化为记忆的王国，这样‘城市精神’存在于它的历史中，记忆代替了历史，城市空间在集体记忆的心理学构造中被理解。”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某些层面，历史空间已经慢慢消失，但这些集体记忆的心理碎片，可以被城市空间的艺术重塑，并产生新的记忆载体再次呈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典型的通过建筑、空间、场景元素发挥艺术的“共情”功能，强化观众的艺术审美体验在公共空间体验中的作用，从而形成场所精神的文化表达的经典案例。这座纪念性历史博物馆座落在当年南京江东门集体屠杀的“万人坑”遗址之上，在1995年和2007年两次扩建工程中增设了大批重要的公共空间艺术作品，从建筑景观到雕塑小品，创作的立意、内容表达、设计元素的应用，无一不是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还原和描述，最大程度的通过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艺术创造一个充满悲悯、凄凉、失去生命感的纪念性空间意向，以一种多维的方式展开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获得观众对时间和场所叙事的认同感（图10-图11）。美国911纪念公园景观设计以同样的目的，最大程度地保留了“911事件”的遗址，将事件中被摧毁的“双子大厦”所在的地基部分设计成为两个下沉的巨型瀑布水池（图12-图14），水池内侧瀑布垂直下流，构成了最重要的景观纪念物，作为曾经世界最高摩天大楼，“双子大厦”世界贸易中心代表了现代建筑的最高科技成果。911纪念公园的设计理念正是运用了“下沉”和“上升”这一对立的概念形成空间意向的对比，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感受到对事件的震惊、对逝者的缅怀以及对重生的希望。不难看出，把相关事件的记忆凝固在那个场所中，并使其与空间使用者的社会活动、文化习俗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场所精神得以良好展现的方式。

图10-图11 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艺术创造的纪念性空间意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图片来源：网络

图12-图14 公共空间景观艺术获得观众对时间和场所叙事的认同感（美国911纪念公园）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时常能听到人们质疑公共空间在大众生活中消失的声音，但事实上，被人们质疑的并不是如广场、街道等的物质空间的消失，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交流的精神世界的消失。人们在公共空间中开展公共生活和从中获得的精神体验是社会空间给予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意义。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高效率使人变成了社会机器的零部件，精神压力巨大，一方面随着经济物质生活的快速增长，市场经济带来的等价交换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观念在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影响下对物的信赖已经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另一方面，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在追求自我存在意义的过程中精神长期处于无助的状态，愈发困惑和迷惘。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发现，从事艺术创作能够给人类带来精神上的调节，当时人类在战争骚乱、野兽侵袭和自然灾害的包围下，生活得如履薄冰，生活环境混乱恶劣。为了消除紧张情绪并获得精神上的安宁，他们转求于艺术，并从音乐和舞蹈艺术中体验神和自身的力量。《周礼》曰：乐、舞“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由此可见，古人通过音乐和舞蹈召唤神灵、控制自然，从而调节恶劣环境带来的生存焦虑，调节自身的精神状态。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在生存方式上存在差异，但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价值的需求却同欲相趋。今天，快速繁忙的生活节奏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力，使人们离自然环境和悠然自得的生活日行渐远，但与古人一样，现代大众也逐渐学会通过公共空间的艺术行为和活动释放压力获得精神世界的满足。街道、广场、公园、商业中心、咖啡馆等作为当代城市重要的公共文化艺术展示空间，和过去的画廊、美术馆、音乐厅一样，成为让大众建立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的重要场所。大众在可以直接参与的公共艺术活动中形成了更加开放的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良好的场所的体验带给人们愉悦的心态，这种人对外部空间的感知使得人的精神性在外界的刺激下不断发散，从而使人从日常的生活状态走向精神审美状态。

五、结语

总而言之，当代城市公共空间艺术问题的根源，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社会价值观念的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遭到冲击，社会大众心理上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政治理性、经济理性凌驾于人性之上，操纵着整体的城市建设。为此，只有倡导和谐社会，才能够彰显良性的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生态：即公共空间作为当代艺术的物质载体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同时公共空间艺术为人们开展公共生活提供丰富的社会表现形式，最终使人们在公共空间的艺术传达中获得精神领域的体验。设计的功能最终需要回归到考察设计客体与人的需求的作用方式上，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的创造也要探索如何在固定的空间和流动的时间中创造良好的城市公共环境，这样才能不断适应人们变化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