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宇（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论及在hfg乌尔姆的鼎盛时代的设计发展，就如同炼金术时代谈论科学的化学。”[1]44

——古伊·博西彭（Gui Bonsieper）

一、1960年前后的乌尔姆文化生活

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到1958年，西德已发展成为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从1959年开始，西德经济又连续进入了高速增长期。除了全社会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西德公众的现代民主与政治意识也进一步增强。人们开始公开讨论第三帝国和审判前纳粹分子，《明镜周刊》事件引发公众抗议政府和追求民主权力的行动，讨论工作的人性化与成立公民倡议行动组织，环境保护和妇女解放运动也开始兴起，所有这些构成了这一时期西德的社会氛围。

在西方设计领域，从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正经历着马尔格雷夫（Harry Francis Mallgrave）所说的两种价值观的主导过程中。“现代性视野下的政治信仰”和“相信技术及其应用是行之有效的最佳途径”成为两种当时西方设计领域崇尚的主要观念。班汉姆（Reyner Banham）的著作《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于1960年出版，预示了设计向第二机械时代小型化、民主化和大众娱乐的新技术理论的转折。“移动建筑研究小组”的“空间城市”设想、新陈代谢派的技术幻想，以及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的“少费多用”等观念共同谱写着技术的狂想曲。[2]V-X这一时期学院教育思想的探索也充满着中世纪炼金术一般的技术狂热。

在1960年前后的乌尔姆，活跃的政治与文化氛围弥漫着这座城市，这与市长普费策积极推动“新乌尔姆”政策密不可分。和平游行、前卫艺术、戏剧、博物馆、国民大学和设计学院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乌尔姆的文化动力。在大型群众活动方面，由于冷战导致西德成为政治和军事冲突的边界，并受到核武器的威胁，于是从1960年以来，乌尔姆市民响应了以和平为主题的复活节游行，并积极地参与到追求和平的政治活动中来。这当然吸引了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注意力，并主动承担了和平游行中的一系列视觉设计；在前卫艺术方面，施瓦本多瑙报（Schwäbische Donauzeitung）的负责人、国民大学团队的重要成员弗里德（Kurt Fried）建立了“F工作室”，并定期收藏与展出当时前卫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今天还存放在乌尔姆博物馆里。“F工作室”在1963年也举办了前乌尔姆设计学院院长马克思·比尔（Max·Bill）的设计展（图1），并邀请乌尔姆讲师里德、毕业生策普（Karl-Achim Czemper）和学生克里本多夫（Klaus Krippendorf）等人参加了开幕式。在戏剧活动方面，前卫戏剧这一时期得到了积极发展，这使乌尔姆成为战后以来西德现代戏剧的策源地之一；在设计展览方面，乌尔姆博物馆成为学院举办展览并向社会介绍自己的重要窗口。1963年10月2日到27日，学院在乌尔姆博物馆隆重举行了设计展览，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音乐活动方面，乌尔姆设计学院在暑假期间组织了“乌尔姆音乐会”。音乐家到访学院，并留宿在学生宿舍里，他们既在学院里演出，也到乌尔姆市政厅演奏。总的看来，1960年前后的乌尔姆市摆脱了战后的物质匮乏，在市长普费策的规划下形成了开放与活跃的文化氛围。“F工作室”创办者弗里德的夫人英格尔·弗里德（Inge Fried）2016年在《西南报》（Südwest Presse）上回忆说：“一种完全开放的氛围，一种普遍的、巨大的好奇心。市议员们和市长普费策来到我们的展厅，那里有时完全容纳不下到来的参观者。在当时的《慕尼黑晚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报道，慕尼黑可能在文化上只是乌尔姆的郊区。”[3]

图1 F工作室在1963年举办的比尔设计展现场。从左到右为：学院学生克里本多夫、讲师里德、学院毕业生策普、佚名、马克思·比尔、学院车间负责人希尔德，摄于1963年，图片来源：乌尔姆设计学院档案馆

图2 1959年班汉姆文章《库贝克山上的酷》，图片来源：乌尔姆设计学院档案馆

但是，乌尔姆毕竟是地处西德南部内陆的中世纪小城，与其他的大城市相比，居民的思想和生活较为保守。纳粹思想和第三帝国还未在20世纪60年代的乌尔姆市彻底消失，只是不再以公开的方式进行表达而已。[4]180-182直到20世纪60年代，库贝克山上的新事物还不能完全被当地人普遍地理解，而学院师生的精英知识分子思维也进一步造成学院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学生布特（Reinhart Butter）说：“我获得的印象首先是通过精英的氛围。这种氛围弥漫在学院中——那种感觉和要求，通过设计理论和它的应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5]100库贝克山上的设计学院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精英文化空间和师生们的精神容器。即使在夜里，也能看到讲师沃登贝格-吉尔德瓦尔特家敞开的大门。他的夫人勒达（Ilse Leda）专门为学院的女士们开设了“体操之夜”。同时，任何一个对艺术感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到教师沃登贝格-吉尔德瓦尔特（Fridrich Vordemberg-Gildeward）家里喝上一杯咖啡，听他闲聊那些他曾经的艺术家朋友。学生穆勒-克劳斯彭（Gerda Müller-Krauspe）回忆道，“除了沃登贝格-吉尔德瓦尔特的美丽作品，留在我记忆里还有埃尔·李希斯基、凡·杜斯博格、斯威特、贾科梅蒂、洛热和鲍迈斯特。”[4]150班汉姆1959年5月21日发表在《听众》（Listener）上的一篇文章《库贝克山上的酷》（cool on the Kuhberg）。他将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思想与生活风格称为“酷”（图2）。他说：“它偏爱的放松方式完完全全是酷的、现代的爵士乐。事实上，酷的爵士乐是永恒的背景。”[6]这种“酷”在1960年代代表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种自我价值认同和一种孤傲的态度，如同学院的建筑以及象牙塔内的人们所展现在乌尔姆当地人眼中的景象。

二、从功能主义美学走向科学方法论

彻底的文化启蒙要求取消功能主义美学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并代之以一种更为客观化的技术和绝对的理性来组织设计任务，并在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立起设计与价值之间绝对的透明性，从而建构一种真正属于工业文明的劳动伦理。乌尔姆设计学院1950年代中期关于包豪斯教育思想继承与批判的观念冲突在比尔1957年离开学院之后得以重新平衡。平衡的结果就是，乌尔姆设计学院教育思想全面转向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方法的探索。讲师们开始狂热地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植入到设计教育，作为联合院长委员会主席的马尔多纳多则在理论上构思了这所学校新的教育方针。

在发表于1958年10月《乌尔姆》（Ulm）第2期的《在工业和产品设计师教育中的新发展》一文中，马尔多纳多指出，乌尔姆设计学院教育思想必须转向“科学操作主义”，培养作为“协调者”（Koodinator）的设计师。从而彻底抛弃功能主义美学，追求以技术与科学为基础的纯粹客观性的功能主义。首先，他界定了科学操作主义的内涵。他说：“新的教育哲学即将来临，科学操作主义是它的基础。它既不仅仅关系到物的名称，也不仅仅关系到物本身，而是：知识，人们运用的，能够操作的真正的知识。”[7]15马尔多纳多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新的乌尔姆教育思想转型的重心，是新的“科学操作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的内涵是建构能够“操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识。只有这种知识才符合时代与未来工业文明要求，相比之下，包豪斯已经过时。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认为，马尔多纳多的这种“科学操作主义”来源于拉普伯特（Antol Rapoport）科学操作主义观点。[8]144其次，马尔多纳多提出在科学操作主义思想下对“协调者”设计师的培养和科学方法论的研发。一方面，“协调者”采用跨学科的科学理论与方法，通过协作的方式完成设计任务，调和工业生产体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科学理论与方法则是整个培养计划的核心内容和培养“协调者”的根本条件。科学方法论是处理这些理论知识，使其成为“做”的知识的符合伦理的行为方式，并支撑着具体的设计市场与消费的跨学科研究。马尔多纳多说：“我们希望，在未来实证主义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叙事符号学、个体和社会行为的遗传心理学、感知理论等被结合成一个关于消费的各种观点的系统化研究。”[7]9再次，马尔多纳多乐观地写道：“一所独特的学校有机会自己致力于产品设计师的新型教育……我相信，其他的学校早晚能够吸收这种经验，走向相同的道路。”[7]15另外，马尔多纳多还通过重新阐释现代设计史来为新的教育思想建立历史发展的依据。在文中，他把现代设计史分成了三个阶段，即结构工程师主宰的阶段、艺术家产品设计师阶段和产品“设计协调者”（Produktgestalter Koodinator）阶段。这个阶段是对福特工业哲学的回溯，也是通过跨学科知识的协作、自动化技术以及新的工业条件在第一阶段基础上的再发展。

学院创始人之一奥托·艾舍（Otl Aicher）在1990年1月为杂志《arch+》撰写的文章《第三现代》（Die dritte Moderne）中也进一步阐述了乌尔姆设计学院在“新包豪斯”阶段之后的新的教育理想。[9]43-66同马尔多纳多相类似，他将现代设计历史也分为了三个阶段，即以纯粹工程结构与铸铁结构技术为导向的第一现代，以包豪斯功能主义美学为代表的，将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第二现代，以及延续了第一现代理念，并继续追求技术理想的第三现代。他说：“第三现代可追溯到第一现代。第三现代是建设性的，不是形式的。……艺术之美作为自主的美，在技术中无法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正确的、技术最佳的也将在美学的秩序中开展，有时甚至越美丽的也同时是越好的。”[9]60-61艾舍还借用了富勒的“少费多用”理论来说明第三现代的理念，即以最大限度利用能源和最少结构提供强度的技术探索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性和效益的最大化。在文中艾舍指出的新的教育道路是：在技术原则与客观化标准上实现一个具体的乌托邦。他主张继承包豪斯第二任院长迈耶开辟的道路，转向面向技术与科学的设计思想。

笔者认为，马尔多纳多和艾舍所展望的新的设计思想与教育就是回溯到了结构工程师阶段的设计理念，然后在新的科学技术与生产条件下进一步转向科学操作主义。在他们看来，比尔和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功能主义美学必须被超越，包豪斯真正的价值在于迈耶在德绍包豪斯阶段所开启的道路。战后的科学理论发展和自动化技术为乌尔姆设计学院延续结构工程师的传统和迈耶未竟事业带来了机会。设计师不再是艺术家，设计问题也不是艺术与美学问题，而是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作为“协调者”的设计师针对具体设计对象进行跨学科协作的问题，以及在最低限度消耗能源、材料和成本的基础上解决最精细化的与最复杂的设计任务的问题。这就是乌尔姆教育思想从美学的功能主义转向了科学操作的功能主义的历史逻辑，这也是教学和实践中的“科学方法论博兴”的历史依据。

乌尔姆设计学院教育思想的“科学操作主义”转向除了在理论上进行建构，还得到了联合院长制度上的保证。从表面上看，1956年3月成立的联合院长委员会似乎以民主方式彻底取消了独立院长的最终决策权，但联合院长们并非平等分配权力。在艾舍与古格洛特等人的支持下，马尔多纳多作为联合院长委员会主席，在理论构建、人才引进、政策制定和专业建设等方面比其他联合院长更具有话语权。沃登贝格-吉尔德瓦尔1957年11月写道：“一次又一次证明，联合院长委员会主席是全体教师们一种形式上的代理人。去年以及尤其是新学年的这几个月给人的印象是，只有一个院长……并且上面写着，仅仅由马尔多纳多负责。”[10]

图3 乌尔姆设计学院季刊《乌尔姆》，图片来源：乌尔姆设计学院档案馆

新的设计思想与实验需要出版物来记录与传播。1958年3月，乌尔姆设计学院开始策划《乌尔姆》（ulm）季刊。它成为将乌尔姆教育思想、科学方法论研究及其实践成果推向国际领域的重要媒介。《乌尔姆》季刊从1958年10月1日到1959年10月5日，为第1期到第5期，采用英法德三语出版，后改为英德双语。这反映出学院希望在世界范围传播其新思想的雄心。《乌尔姆》季刊共出版了21期，一直出版到1968年学院关闭前夕。《乌尔姆》期刊中的许多重要文章反映了这一时期科学方法论探索的成果，如马尔多纳多在《乌尔姆》第2期中的重要文章《在工业和产品设计师教育中的新发展》、弗洛绍格在《乌尔姆》第4期中的《视觉方法》（Visuelle Methodik）和马尔多纳多在《乌尔姆》第5期中的《传播与符号学》（Kommunikation und Semiotik）等都是反映科学方法论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文献。《乌尔姆》第6期开始发表了大量学生课程作业、师生们和各研发团队的设计作品，反映出科学方法论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乌尔姆》季刊成为记录与传播学院科学方法论研究与教学的阵地。（图3）

三、科学方法论在基础课中的植入

科学方法论首先在基础课教学中得到了植入。1958-1959学年《乌尔姆设计学院简章》重新确定了基础课的新目标：将科学方法作为引导学生从基础阶段进入各系的基础；将面向技术文明的问题作为实践的基础；训练学生的跨学科协作能力，并在专家小组中熟悉其他环节的工作；调整教育中的差异性。[8]47可见，基础课的训练被确定为科学方法的训练。

1957年8月，在马尔多纳多的邀请下，弗洛绍格（Anthony Frøshaug）（图4）来到学院任教。他在基础课中建立起了“视觉方法”训练。在1959年4月，《乌尔姆》第4期发表的《视觉方法》一文中，他阐述了“视觉方法”的基本原理，[11]1-12并提出方法论作为所有专业学生的共同基础具有普遍的价值。他认为，“视觉方法”针对“不同教育背景和完全不具备方法论知识先决条件的学生。他们并不用相同的方式掌握表达的技术……基础课要解决的不仅仅是表达能力，而是以掌握方法论为前提……总的来说，就是尽可能地、系统地操作和用这种方式掌握方法论知识。”[11]1他将教学内容一共分为9个部分，即作业安排、任务假设、网格与点阵类型、坐标图的矩阵表达、案例、循环模式案例、道路网案例、地铁网案例和推论。然后，深入分析了“视觉方法”的基本原理、原则、方法和意义。弗洛绍格的系统性的“视觉方法”是学院教育思想转向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尝试。新加入到学院的讲师们试图彻底脱离当时西德一般艺术与设计学院中普遍流行的针对直觉的、美学的和艺术风格的教学模式，转向客观的、科学的和逻辑推论的教学方法。一方面，视觉图表系统并非直观的和经验的视觉形式，而是借助视觉网格系统的“操作”对设计任务进行的逻辑推论，即它将设计看作一种逻辑推论的思维过程。另一方面，视觉图表也不同于一般的数学和几何学作图，尽管它运用了这些原理。它关注的焦点在于根据信息参数进行思考与分析，而非先验地运用数学与几何原理来造型。（图5-图6）

图4 弗洛绍格，图片来源：Lehrkörper[J].ulm,1958 (1)：9.

图5 弗洛绍格“视觉方法”中的基本网格类型，图片来源：Frøshaug A.Visuelle Methodik[J].ulm, 1959(4)：4-5.

图6 左：弗洛绍格“视觉方法”举例：苏黎世城市街道网的坐标图设计，右：巴黎地铁交通网坐标图设计，图片来源：Frøshaug, Anthony.Visuelle Methodik[J].ulm, 1959(4)：1.

除了弗洛绍格，马尔多纳多早在1955年的基础课“视觉初步”中，就已经开始尝试建立以数学理论为基础的方法论。在1956-1957学年的基础课体系中，马尔多纳多做出了进一步地调整，从而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它们包括：对称性（Symmetri）练习、贴面（Parkettierung）练习、相似及不同和相同形态训练、皮亚诺曲线练习，以及精确表现非精确/非精确地表现精确训练等。[12]72它们形成了系统化的数学方法论。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在1890年介绍了他的空间填充曲线，即皮亚诺曲线（Peano Kurve）。它是一种可以通过一维连续曲线进行二维空间填充的造型方式。马尔多纳多在基础课练习中引入了这一种数学原理来设计二维图形。通过数学运算，可以得到272种不同形式的解决方案。拓扑学是数学的另一个领域，它研究几何体在连续变化中如何保持不变的属性。马尔多纳多发现了它对于解决设计问题的价值，并将其引入课堂。学生借助拓扑学尝试了几何体在三维空间中变形的多种可能。

艾舍在基础课中也进一步贯彻了数学家巴拉瓦莱（Hermann von Bravalle）的几何学方法，并试图在几何作图的基础上建立设计的客观性标准。1957年艾舍为巴拉瓦莱的讲座“谈谈几何学中的形式”设计了海报，并选择了巴拉瓦莱惯用的螺旋线主题并构成正负图形。这反映出巴拉瓦莱对艾舍基础课方法论的影响。同时，艾舍和讲师们也在基础课中大量植入了数学和几何学方法论，使其在50年代末的乌尔姆基础课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图7）

1960-1961学年，成为开设造型基础课的最后一年。这是乌尔姆教育思想变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了适应各专业课教学以及实际设计工作的需要，在马尔多纳多的规划下，在1961年之后，造型基础课从第一学年向所有学生共同开设改为由各系单独开设。在4年的学习中，基础课逐步递减而专业课逐步递增。[13]106涉及视觉经验及美学的训练被去除，代之以科学知识与专业训练。共同的造型基础课虽然被取消了，但却保留和发展了各种跨学科理论通识课程。不同学科的讲师加入到了通识课程的教学之中，并逐渐建立了各种跨学科的理论性科学方法论课程。其中，对学院通识课与理论性的科学方法论教学与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958年加入固定讲师团队的克斯汀（Hanno Kesting）和里德（Horst Ritte）（图8）。

图7 1958-1961年乌尔姆设计学院基础课作业，左上：马尔多纳多1958/1959学年指导的“双曲线平面”，右上：艾舍1958/1959学年指导的“视觉方法”，左下：希丁格和厄尔1957/1958学年指导的“建筑盒子-元素”，右下：希丁格1960/1961学年指导的“弯曲木连接”，图片来源：乌尔姆设计学院档案馆

图8 左：克斯汀，右：里德，图片来源：Lehrkörper[J].ulm,1958(1)：10-11.

1958年1月13日，艾舍前往多特蒙德明斯特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邀请克斯汀担任学院的社会学讲师。克斯汀在海德堡大学师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在社会学研究所供职时克斯汀主要从事过去与当代社会生活研究，并建立了纳粹社会活动的数据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转向具有实践价值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包括：企业决策、企业自动化与合理化流动等。项目得到了许多企业的资助。克斯汀在乌尔姆的任务是开设工业社会学课程并参与通识课程设计。作为学院派理论家，他遵循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课程中要求学生采用严格的量化调查与分析方法。克斯汀的实证主义工业社会学方法在通识课程中的植入体现了乌尔姆教育思想在1958-1962年方法论博兴阶段的一种重要探索趋势，即从“新包豪斯”的功能主义美学教育走向纯粹客观性的与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教育。克斯汀的到来对这一转向发挥了重要作用。克斯汀到学院后很快被委以重任，1958年，他成为了联合院长委员会成员，并担任《乌尔姆》季刊的主编。

里德于1958年4月来到了乌尔姆。他具有数学、物理学的教育背景，理论方法严谨、思维敏锐。但他的到来并未弥补本泽留下的空白，而是用大量理论性的科学方法论课程重构了乌尔姆的通识课教育体系。为在通识课中推动方法论训练产生了重要作用。1958-1959年，里德开设了数学运筹学（第二、三、四学年开设，82学时）、方法论（第一学年开设，70学时）、科学理论（第一学年开设，35学时）。[8]286乌尔姆的毕业生，后来德国产品语义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里本多夫这样描述里德：“他比一个思想者更快地理解了设计，他看到，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他开始在教学计划中添加直接影响设计过程的方法：组合分析、数学运筹分析、决策理论、系统论、控制论和规划理论。”[5]64其中，“数学运筹分析”（Mathematische Operation-Analyse）即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是1958年里德开设的重要方法论课程。它最早在二战中被英军使用，并作为支持决策的量化分析的一种应用数学模式与方法。运筹学运用数学模型、群论、集合论、统计学和线性规划等理论方法综合分析现实环境与条件，寻找合理化解决方案。在设计中，“数学运筹分析”可以用于研究复杂环境中机械功能与使用、操作及效率的合理性，并提出优化现有系统的方案。里德将其引入到通识课中，试图取代本泽建立在哲学与信息论基础上的通识课程。1960-1961学年，里德与弗洛绍格在基础课中增加了图形表现方法研究，如物品分级方法。他们让学生收集生活中的各种物品，如办公室的用品、碎石、螺钉和蜗牛壳等，然后分析不同物品的形态学差异，将方法论运用在设计的过程中。学生贝尔兹克-伯恩豪森（Irene Belzig-Bornhausen）回忆道：“他用机智和最优美的柏林腔不仅仅传授我们数学知识，而且形象地讲解。他把数学运筹分析或者结构理论的枯燥材料变得非常生动，以便我们懂得如何将其运用于设计过程。”[5]128但是，里德也并不将设计过程强加于数学计算之下。他保持着科学家的谨慎。学生策普回忆道：“相反，他极力指出规划与设计问题抽取数学形式的复杂性和危险性。”[5]80可见，里德还是意识到了严格的技术规则与抽象逻辑运算在设计中运用的风险。

四、科学方法论在专业实践中的发展

理论类讲师根据自身的研究与知识结构也在各专业开展了不同的科学方法论课程，如里德不仅在通识课中，也在各系开设了科学方法论课程。他为产品造型系开设了通用机械课程，用于指导产品设计的技术构思。在工业营建系他开设了组合分析，在视觉传达系则开设了信息论。在马尔多纳多的积极推动下，各系的方法论研究与教学迅速增多。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各系的专业课程主要由实践型讲师担任，因此各系的方法论课程同基础课与通识课相比，具有更强的专业性与实践性。1960年10月，英国工程师阿彻（Bruce Archer）受马尔多纳多邀请到学院担任产品设计系讲师，并潜心于系统性设计方法论教学。阿彻与里德不同，他为科学方法论注入了较多实用主义色彩。他非常善于角色转换和综合不同的观点。同时，阿彻也与里德合作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研究与教学。1959年，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来到乌尔姆授课。在他后来转向建筑现象学之前，他致力于符号学研究。他将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的符号学同心理学、系统论和信息论等相结合，“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探索有意义的建筑形式的界限。”他创造出了自己的理论，“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证主义或准科学基础。”[2]26诺伯格-舒尔茨在乌尔姆最早开启了符号学方法的研究。

在诺伯格-舒尔茨之后，马尔多纳多在乌尔姆建立了更加系统化的符号学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体系，并使学院成为当时西方设计领域设计符号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他在视觉传达系和信息系也开设了符号学方法论课程，并将其运用到了设计的实践当中，在1959年7月《乌尔姆》第5期中，马尔多纳多将他的课程笔记汇编为一篇名为《传播与符号学》的文章，全面地阐述了乌尔姆的设计符号学方法的研究。[14]1-10首先，他分析了人类传播媒介的三个维度、人类传播常用的两种符号系统和当时主要的两种方法论趋势。提出了符合“科学操作主义”的符号学方法：人-机器-系统（Menschen-Maschine-System）、线性结构（Linearität）提供了在口语传播中的顺序和秩序、元修辞学（Metarhetorik）和操作意义理论（Operationellen Bedeutungstheorie）。“每一个符号，如同操作主义者所断言的，是一种行为。只有借助行为和实证主义的操作人们才能锚固它的意义。”[14]6可见，科学操作主义转向与科学方法论研究最核心的还是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其次，他提出了乌尔姆设计学院符号学研究的目标和范围。他说：“一个最有趣的和最缺乏研究的领域是描述性语用学。当前，在乌尔姆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和信息系的工作就建立在这个领域之上。”[14]7所谓“描述性语用学”（Deskriptive Pragmatik）就是一种以符号学为基础致力于人-机器-系统信息交换和互动的跨学科研究，它寻求在符号的操作中获得信息的客观性传播。

马尔多纳多的符号学研究在战后西方现代设计的前沿理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符号学方法主要来自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莫里斯的美国符号学理论。相比建立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法国符号学，美国符号学更加强调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的意义的开放性。释义并非固定在词典中，“而是根据使用者的体验，在一定的限定中变化……习惯之内，允许有使用者的社会和心理差异。”[15]36笔者认为，马尔多纳多在设计符号学上的贡献在于：（1）在理论上将语用学、行为主义和实证研究等同人机工程学进行结合，明确了符号的操作主义理论假设与研究对象。（2）在实践上将符号学方法用于了具体项目，并在实际操作中检验理论的合理性。1961年，马尔多纳多将其符号学方法用在了意大利著名的奥利维蒂公司机器电子图形指示系统的设计中（图9）。这个项目也成为20世纪50-60年代，乌尔姆设计学院符号学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

图9 1961年由马尔多纳多带领第六研发小组设计的意大利奥利维蒂公司的机器电子图形信息系统，图片来源：乌尔姆设计学院档案馆

除了阿彻与马尔多纳多的科学方法论研究，古格洛特在与布劳恩公司的合作中逐渐形成了建立在模数（Modul）基础上的系统化设计方法，它代表着乌尔姆设计学院产品设计系的方法论研究与教学的特点。古格洛特的系统化方法论强调跨学科知识的综合与协调。林丁格尔认为古格洛特建立跨学科工作小组的目的在于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林丁格尔说：“他逐渐建立了自己独立的设计小组，为了避免结构工程师对他的方案长期说‘不行’而导致失败。因为形式是由内在的结构确定的。”[4]117产品设计系最有代表性的学生设计成果当属产品罗里希特于1958-1959学年完成的本科毕业设计作品“可叠放式餐具TC100”（Stapelgeschirr TC100）（图10）。该设计致力于解决产品适应标准化生产流程、大规模运输和储存的问题。罗里希特采用了系统化设计方法，在一个网格系统中处理造型与尺度。不同功能的餐具被设计成相同直径与双缸结构以便能够相互重叠。底座和盖碗内壁倾斜、边缘增厚，从而实现了稳固地叠放。该方案于1958年，由托马斯/罗森塔尔公司生产，1961年至2006年，得以批量化生产，并被广泛用于酒店和餐厅。1961年5月，“TC100”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展出，2010年，该设计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除了“TC100”，在系统性方法论指导下的重要成果还有蔡司格于1959-1960学年指导学生穆勒-克劳斯彭与布特尔（Reinhold Butter）的“精密称”（Präzisionswaage），1960年，学生克里本多夫的毕业设计作品“平路机”（Motograder）和1960-1961学年，蒙克（Larry Monk）的作业“咖啡研磨机”（Kaffeemühle）等。

图10 1958-1959学年由雷欧瓦尔德指导产品设计系学生罗里希特的毕业设计作品：“可叠放餐具TC100”，图片来源：乌尔姆设计学院档案馆

图11 工业营建系学生作业，左；1959-1960学年由赫伯特·厄尔指导的工业营建系学生莫于勒和拉姆施泰因作业：“地毯式社区”，右：1961年采用工业预制构件与机械装配方法在库贝壳山上修建教师住宅，图片来源：乌尔姆设计学院档案馆

图12 1958年6月在学院食堂举行的回顾展，摄于1958年，图片来源：乌尔姆设计学院档案馆

1960年，建筑系更名为工业营建系。在赫伯特·厄尔（Herbert Ohl）带领下，建筑系发展了由瓦克斯曼（Konrad Wachsmann）创立的工业营建方法的研究与教学。这种方法将建筑过程视为一种工业生产技术与装配模式。它通过研发工业预制构件、轻型结构、模块化装配技术和新型材料等来实现建筑的工业化生产。早在1956年，厄尔就研发出了球形电影院的模块化装配方式。这一时期厄尔与赫希斯特公司（Hoechst）合作研发了新型的建筑装配材料聚合板折叠建筑系统。体现工业营建技术方法教学成果最典型的案例是厄尔于1959-1960学年指导学生莫于勒（Berand Meurer）和拉姆施泰因（Willi Ramstein）的作业“地毯式社区”（Teppichsiedlung）。1961年4月，工业营建方法被用于修建库贝克山上的教师住宅，标准化装配保证了建筑质量、提升了修建速度和降低了建造成本（图11）。

方法论的研究与教学在这一阶段通过大量的展览、大赛与国际学术交流得以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影响力。1958年6月，学院在食堂举行了回顾展向外界反映以往成就以及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图12）。除了展出的设计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也展出了西南广播电台编辑吕本纳赫同信息系学生合作的项目：“电台计划”。学生们在信息图表中表达计划，体现出系统化的构思能力和通过视觉图表显现设计思维过程的能力。意大利设计期刊《工业风格》于1958年9月，对此次展览进行了报道。同年6月，值学院成立5年庆，弗洛绍格也在学院举行了个人设计展，展示了他的“视觉方法”教学成果。从1957年以来，一系列的国际展览和大赛获奖也进一步奠定了学院的国际声誉，展示了科学方法论在实践中的运用。1957年7月，古格洛特参与了柏林汉莎区重建的“柏林Interbau项目”。该项目由建筑师巴特宁负责。邀请了13个国家53位设计师参与。古格洛特与学生们运用系统化方法开发了家居系统M125。同年，古格洛特和艾舍为布劳恩公司设计的8项产品获得米兰三年展（Triennale Mailand）大奖。1959年8月，巴西圣保罗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了艾舍海报展，1960年7月，学院在米兰三年展上举办了展览，古格洛特、林丁格尔等设计的缝纫机获得银奖，1959年8月艾舍和马尔多纳多受邀赴巴西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演讲与授课，1959年6月意大利设计师协会访问学院，1960年5月艾舍、马尔多纳多和古格洛特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设计大会（World Design Conference）并发言。这次大会由日本著名建筑师丹下健三（Kenzo Tange）领导组织，它是日本战后第一个非政府国际专业设计大会。大会对讲师们的邀请代表着学院的研究与实践获得了国际的认可。国际展览、大赛与学术交流活动对于将乌尔姆设计学院教育思想推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乌尔姆设计学院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方法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并在项目研发中进一步检验方法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转化机制是以学院在1957年推行研究所与研发小组计划以及1959年以来新任绍尔兄妹基金会管理委员会主席里斯勒（Thorwald Risler）学院财政计划作为保证的。在1957年，学院一共规划了三个研究所：即产品设计研究所、视觉传达研究所和工业营建研究所，并且下设研发小组。最终的实施情况是，1958年，在产品设计研究所下建立了若干研发小组，即E2古格洛特、E3Z蔡司格、E5艾舍，后来又陆续建立了E6M马尔多纳多、E6B博西彭、E7K卡皮斯基、EL林丁格尔。另外，在档案馆提供的材料中没有显示E1和E4这两个编号与记录。研发小组一般由一位实践型的固定讲师负责，小组中同时还包括其他讲师以及助教与学生，如讲师卡皮斯基（Herbert W.Kapitzki）就曾长期在艾舍领导的第五研发小组下工作，林丁格尔则长期担任古格洛特领导的第二研发小组的助教。另外，工业营建研究所很晚才建立并由厄尔负责，视觉传达研究所虽然于1957年计划筹备并由艾舍负责，但实际上最终并未建立。里斯勒在1960年10月提出的学院财政计划规定，学院的办学经费除了来自联邦政府与巴登-符腾堡州政府的有限经费预算，还要自力更生依靠研发小组与企业合作所产生的盈利。因此，研究所与研发小组从教育与盈利两个方面成为了“乌尔姆模式”（Ulmer Modell）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13 由汉斯·古格洛特带领第一研发小组于1961年设计的汉堡高铁机车车厢，摄于1962年

在企业委托项目的研发中，研发小组在实际工作中探索、研究和教授“科学方法论”。通过科学方法与具体设计项目相结合，设计研发与设计教育的结合，使教学与实践相辅相成，学生并非只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在一种知识的“操作”中锻炼创造能力、综合能力和判断能力。许多长期在研发小组中工作的学生，在他们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可靠的科学方法论，并积累了大量实际经验与业绩。研发小组不仅仅是教学机构，还是具有经营性质的设计事务所。各研发小组承担企业的项目委托并支持学院办学经费，讲师与学生也获得一定的收入。研发小组不仅在教学上，也在办学经费上保证了学院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的稳定发展。当然，这种盈利模式也带来了学院另外一些成员的诟病，他们认为，盈利的研发小组模式会造成对教育的功利主义态度。克斯汀正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另外，研发小组同企业的合作并不总是“和谐的”与完全符合要求的。BASF公司曾经多次向里斯勒抱怨艾舍在项目合作中态度“傲慢”。

研发小组通过承担企业项目，提高了学院教育思想在国际上的声誉。这一时期研发小组服务过的国际著名跨国企业有：汉堡高铁、奥利维蒂公司、布劳恩公司、柯达公司、赫尔曼·米勒公司、BASF公司和卢浮汉莎航空公司等。国际大型企业的项目委托使乌尔姆设计学院成为当时专业领域的翘楚，它的科学方法论借此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关注。1961年，古格洛特带领第二研发小组综合运用跨学科知识与系统性方法研发的汉堡高铁机车。车厢内部地面的凹槽形式一直延伸到墙面与顶面，有利于整体外壳的加工成型。车厢内部空间进行系统规划，行李架和扶手前后延续，可替换的标准化塑料座椅统一浇注成型，更加简洁统一、节省空间、卫生和便宜。为了避免以往乘客车厢混乱的状况，采用了艾舍的色彩与指示系统方法，使列车有了统一的视觉形象与信息系统。车厢还使用了轻型材料，比以往车身减少了11吨重量。这项设计因为最早建立了有轨机动车的车体质量标准而对当时的西德工业界意义重大。1962年，该车体又被用作地铁车厢，其设计形式一直沿用至今（图13）。1962-1963年，艾舍、贡达（Tomás Gonda）和罗里希特等人组成的第五研发小组设计了卢浮汉莎航空公司企业形象（图14）。研发小组采用系统化方法为卢浮汉莎航空公司建立起了规范的形象管理体系。企业标志采用几何作图方法概括自然形态，并建立了制图规范与标准。图形不再是设计师的随意勾画和艺术家的自由表现，而是在数学比例与制图规范下进行的理性化分析与制作。标志、字体和色彩等要素进一步由组合规范、应用比例和配色标准等组成了基础系统，并被规范地植入各应用系统之中。航空餐具采用了小组成员罗里希特的构思，这是“TC100”的另外一种变体。合理的餐具尺度与空间规划有利于乘客的使用以及之后的堆放与清洁。系统化设计方法的运用是整个企业形象设计的核心环节，它使企业获得了统一的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以及质量标准。

图14 1962-1963年由奥托·艾舍带领第五研发小组设计的卢浮汉莎航空公司企业形象，图片来源：Erscheinungsbild der Lufthansa(1962)[J].ulm,1964(10/11)：38-46.

结 语

本文从历史材料梳理和理论分析两个角度围绕着德国乌尔姆设计学院科学方法论思想的博兴这一设计史现象进行了分析。系统考察了科学方法论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设计教育思想的科学操作主义转向、科学方法论在教学中的植入以及在专业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笔者认为，在1960年前后，西德经济高速增长、国际设计领域技术信仰占主导地位和乌尔姆文化繁荣背景下乌尔姆设计学院为德国现代设计注入了科学方法论思想。在1957年之后，学院教育方针和设计思想转向了“科学操作主义”。“协调者”成为新的培养目标，科学方法论成为新的培养计划的重点。乌尔姆设计学院教育思想和教学目标进入了“科学方法论博兴”阶段。学院讲师们狂热地将当时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植入到了设计学科与教学之中，并加以理论建构。科学方法论得以在基础课、通识课、专业课和设计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发展并在当时就获得了创造性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乌尔姆设计学院的科学方法论思想为建立“乌尔姆模式”，建立高度理性化的德国设计教育思想和德国现代工业设计质量标准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