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直

今年8月我回了一趟兴安盟参加那达慕盛会，还回了老家斯力很乡，见到了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阿明大哥，他五分钱一包的“去痛片”，我的爷爷、奶奶没少吃。

在他家喝酒时，总是听到他的手机微信在滴滴地响，他一会儿低下头看看，一会儿带上老花镜，还要回复，我说：“你怎么玩儿微信入迷了吧？”他的老伴儿萨仁说：“不是的，他当年的赤脚医生角色到如今还没退干净呢。”

七十岁的人了，做乡村医生四十五年，如今还在为村民服务，眼前的这位老人让我一下子感到了高尚。

因为他是没有工资的医生，当年他就是村里用生产大队收入补助性质的村医。如今退休，补助也没，药品也不许加价，他就收个出诊费，也就是个“快递送药”钱，路远的五元，路近的一元，贫困户、孤寡老人还不收钱。

说起他的这个村医为啥能做这么久，他老伴儿说：“是电话‘惹的祸。”

阿明的老伴儿萨仁讲起了阿明与手机的故事：2000年中秋节那天，村医生阿明的裤带上也挂上了一台手机。别看他手机的牌子不响、款式不新、样子不靓，可在阿明的眼里，它是“金不换”。

我故乡的那个村子不大，只有两千多人口，可却分布于六个自然屯。东屯与西屯之间就相距七公里。村委会为了方便阿明给村民看病，在他的诊所安了电话，还给他配了摩托车，凡是年老体弱不便于到诊所来看病的患者，只要打个电话，阿明就上门看病。有时出一次出诊就要一个上午的时间，其他患者再找阿明就难了，给他打传呼吧，可不少农民家里还没电话，阿明无法及时复机，患者只好写个条子，贴在阿明的留言板上。可是阿明也不能放弃出诊，因为守在诊所里毕竟让更多的村民不方便。正当阿明左右为难时，村里的一百多位老人，每人出了十元钱，集资一千三百元钱，让吉大伯出面，一定要给阿明配个手机。阿明很感动，可他拒绝了这笔钱，他说：“秋天羊肥了，我卖两只羊就有钱了。”他要用自己的钱给村民们配个“牵着鼻子走”。

到了牧草渐渐泛黄了的季节，阿明的裤带上真的挂上了手机，这也是村里的第一部手机。村委会主任乐了，他告诉阿明说：“你是为村民服务才买的手机，村里也不能总占你便宜，每月给你一百元的电话补助费，你可不能腰上挂着手机，只图风光不开机呀，那可就成了聋子的耳朵——配搭了。”阿明说：“不会的，把我的手机号码向全村村民公布，患者有不方便来的，打个电话给我，我准到。”

一年过去了，阿明这么说的时候很轻松，可是做起来就真够难了。有时他在东村出诊，西村就打来电话叫他去。折腾得阿明脸晒黑了，身子瘦了。媳妇心疼了，她劝阿明说：“把手机停掉算了，就说坏了，难修。”阿明不干，阿明说：那不食言了吗！媳妇说：“那也不能因为一句话累死呀！”阿明说：“没那么严重吧。我倒觉得村民们需要我，相信我，我这一天活得才踏实，要是谁都不找我去看病，那不是我的技术差，就是我的心黑，这样更可怕。”

媳妇不言语了，阿明的手机还挂在腰间，只要铃声响起，他马上就接，说上几句话，准会背上药箱，骑上摩托，奔驰于清山秀水之间，因为阿明是山村里的医生。

这一位与共和國同龄的老人在沐浴着新中国阳光雨露的同时也把温暖传递给每个村民。阿明的村医不挣钱还能做了这么久，就是因为阿明心中有善根，他总觉得有人需要他，他就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如今他享受的村里话费补助还是一百元，村里几次要多给他补助些，他都拒绝了，他说：“我会用微信，费用不多的。”

【原载《呼和浩特晚报》】

插图 / 村医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