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昌

2007年8月26日至29日，在中德建交三十五周年之际，默克尔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8月28日，默克尔飞抵南京参观访问。得知自己要住进“索菲特银河大酒店”四百多平方米的总统套房时，默克尔拒绝了，因为她觉得这个安排太过奢华——总统套房价格三万多元，连同服务费则近四万元，比商务客房贵二十多倍！在默克尔的坚持下，酒店为她安排了一间七十多平的普通商务客房，房价一千八百元。

第二天早上，酒店本打算安排默克尔在只为贵宾服务的索菲特会所用餐，结果又被她谢绝。默克尔坚持和随行人员一起到七楼的西餐厅吃自助餐，而且不进VIP包间，就在大厅用餐。当酒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为她取餐时，默克尔再次谢绝了“好意”，自己到餐台取食，还亲手切了法式长棍面包。

此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取餐时，默克尔不小心將一片面包掉到了地上。按照惯例，工作人员会帮客人捡起来，然后换一个。但默克尔拒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若无其事地捡起地上的面包，放进餐盘。她的早餐很简单，鸡蛋卷、奶酪饼、西瓜，还有那块掉在地上的面包。

在德国，默克尔更显平民本色。下班后，她就会变身普通家庭主妇，洒扫做饭，有时候挎着菜篮子去超市购物。

如果说默克尔多少有点“做秀”成分的话，那么前总理施罗德的“做秀”就是迫不得已了。施罗德在任的时候，人们往往能看到这样一种景象：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坐着豪华的奔驰轿车会见各国政要、参加各种会议;可一到周末或假期，他只能驾驶自家老掉牙的大众牌汽车。为什么呢？因为施罗德实在是太穷了——家里每周只请一次保洁，妻子多丽丝不得不亲自购物、煮饭、熨烫衬衫、照料孩子。下班时间使用官车是要付费的，他和家人不可能会因私使用官车。

施罗德也住不起政府提供的豪华别墅，因为他得支付每月两千欧元的租金。所以，他租了一套小房子。这套房子每月租金大约五百欧元，包括一间卧室、一个没有窗户的浴室、一个小餐厅和一个小厨房。

为何施罗德如此穷困？因为他曾经离过三次婚。根据德国法律，一旦男方提出离婚，他必须将收入的一半给妻子，如果有小孩就要支付更多。每次离婚，施罗德都不得不花上一大笔钱来摆平离婚的负担，而且要向前妻支付一笔数额不菲的“补偿金”。

如果说德国的“中央首长”或多或少在“做秀”的话，那“地方大员”又如何呢？一位旅居德国的华人这样描写道：“早上到小镇超市买东西。出门后，忽见一位西装革履、骑着自行车的人冲我招手。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们的市长。一般来说，骑自行车的人要么一身运动行头，要么一身休闲装。打着领带、西装笔挺地骑自行车，有些不伦不类。我们的市长偏偏就是这个样子，他几乎一年四季西装革履地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骑着自行车四处转悠，逄人就打招呼。这已成为我们小镇的一道独有风景。小镇上几乎无人不认识这位市长。”据这位华人回忆，她刚搬到小镇不久，就见到了市长。当时小镇正在举办“城市节”。节日当天，孩子们可以免费参加“儿童跳蚤市场”，把不再需要的东西拿到指定场地去卖，不用付摊位费。“那天，大人孩子正热热闹闹地在跳市上忙着，过来一个人，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然后问我是日本人、泰国人、越南人还是中国人。就这样我们聊了起来。当时我以为他只是某个孩子的家长，直到第二天，看到报上登出的消息和市长的照片，我才知道昨天跟我亲切交谈的竟是市长！”

可见，德国的“地方大员”在大张旗鼓地“做秀”。由于做秀多了，搞得还很自然，而且大家都习以为常了。那么，德国政治家‘做秀”的动机是什么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是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因为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民众之中，对社会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其次，这种“做秀”是从迫不得已到自然而然的。如果你有特供，有免费的生活秘书、司机、汽车、洋房、保姆、大厨，你会愿意干活吗？遗憾的是，这些福利待遇德国政客都没有，所以他们不得不亲自动手。习惯一旦形成，大家都认为政客干活是理所应当的。即使某个政客原本就有钱，他也不好意思太张扬了。如果非要解释德国政客喜欢“做秀”的原因，终极答案是：在德国，无论多大的官，就是一份工作而已。如果他要保住这份工作，就必须取悦民众，因为民众是他真正的老板。

【选自《幸福离我们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