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华

三十六岁的荆永兴，2013年被确诊胃癌晚期，医生说“存活三年以上需要奇迹”。但这位基层足球教练决定更加投入地教孩子们踢球。他的生命比当初预想的延长了四年，教练生涯一直持续到了最后一刻，并在弥留之际拿到了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执照。

五十七岁的贺明，2016年被确诊肺癌晚期，医生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开始“生命倒计时”的他选择散步、慢跑、爬山、锻炼，并遇到了马拉松。人生最后的四年，他参加了六十一场马拉松比赛，常常举着一面小旗：“肺癌晚期、跑马抗癌，生命不息、运动不止”。

不知道最近离开人间的这两人是否相识，但他们却同时触动了我的心灵。他们都已经创造医学上的奇迹，更重要的是，他们选择了一种与“病人”标签相去甚远的生存方式。是什么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能够比健康人做的事情还多？

有两个原因很重要：一是他们在无限接近死亡时，重新树立了人生目标，重新界定生命的意义。

要做一件事，很多身体健康的人会有各种犹豫，要等“条件成熟”。但极限情境下的两人，反倒更果决。“既然打不败病魔，就和病魔共存。”他们不会虚幻地假装病魔不存在，却也不轻易向病魔低头，而最后设定的目标——比如带出更多的足球少年，比如跑上一百场马拉松，都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原动力，也为他们的生命赋予了新的意义。

二是充满了对生命真正的热爱。在癌症面前，说珍惜生命是容易的，但保持对生命的热爱却并不容易。身体是灵魂的居所，当身体出了严重问题时，灵魂也常常不稳定，病痛和死亡的威胁常常让人变得麻木而消极，很多人带病生存的状态并不好。但在这两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不一样的画面。

在关于贺明的短片中，我没有看到他笑过，想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时时刻刻都在和疼痛做斗争。这是真正的向死而生。也许正是由于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们在精神上反而解放了，选择了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情。“向死”的过程中，他们真实地、强烈地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每一天，提高生命中每一时刻的质量和长度，从而提升生命的宽度、深度和效度。

医学发达的今天，人们常把药物治疗作为疾病首选的治疗方案。这完全正确，但并不唯一。当代的生命观中，生命质量要比寿命长短更重要。药物可以作用于人们的身体和细胞，而目标和意义可以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和意志。如同存在主义疗法提出者、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所倡导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情境下，人们也能保持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独立。“在任何环境下我们都有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权利。”

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当下，我们向这两位平凡的勇士致敬，不应只是作为旁观者。疫情实实在在地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也实实在在地考验着每个人的生命观。经过艰苦的抗疫斗爭，我们需要一些静下来的时间，需要思考生命的目标、生命的意义这样的大问题。

【原载《解放日报》】

插图 / 健康生命观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