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乐牛

一

我虽学识浅薄，比不上许多大家，但至少能以“过来人”的眼光，从自己的理解角度，对中国现代诗歌做一次全貌式的窥察。明白谁在东拼西凑地玩文字游戏，谁在装神弄鬼地故弄玄虚，谁举着诗歌大旗却在另外的战场上冲锋陷阵，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受任何蛊惑。同时也感受到，那些精神主动皈依于诗歌，有着诚实、干净艺术之心的作者，正在以虽依旧沉默，却越来越庞大的阵容，坚实地推动着中国现代诗歌朝越来越健康的方向发展。这种可喜的局面，从近些年来诗歌刊物的不断增多可以看出，从诗歌总体质量不断上升可以看出，更從对西方诗歌的空前翻译上可以看出。

不过，我在表示高兴之余，更想说的是，虽然没有什么时候，能像近些年这样规模巨大地翻译西方诗歌，几乎每个诗歌大刊，都会开辟出翻译园地，每个诗歌网站，都会重头介绍一些外国诗人，随着博客和微信的全民化，翻译过来的诗歌更是层林尽染、红遍山川，大有发起诗坛“洋务运动”之势。但要说这对已发展了百年之久的中国现代诗歌，在艺术品级上能有什么大的提升，我却很是怀疑。尤其看到很多人，写的是中国汉字，吮吸的是中国文化乳汁，头脑里装的也是中国人思维模式，创作出的诗歌却是并非翻译的翻译体，更认为我们是该完全摆脱西方诗歌，有完全独立审美立场的时候了。

我并不保守，我完全承认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无可取代的积极意义，也愿意将对西方诗歌的学习，作为一种自我颠覆的手段，运用到自己诗歌创作中，以期打破已经僵化的某种风格，绕开某种过于熟稔的语言定势。但只有，也只有在这种目的下，我才认为翻译体诗歌的存在是必要的。否则，如果无视汉语天然自在的美，那么所有非翻译的翻译体，都是在辱没汉语的高贵血统和优雅气度。

二

我这么说，是我以前也常读翻译过来的诗歌，同时也常迷茫于中国人写出来的翻译体前。当初看到很多人对西方诗歌极尽美誉之词，我却云里雾里读不出太多味道，很是纳闷，总觉是道行不够。为了能更深地进入西方诗歌，我还花了好几年时间，重学走出校门就已丧失殆尽的英语，也搬着字典，对照别人的翻译读过很多原作。后来才慢慢明白，翻译过来的诗歌，不是翻译出了问题，也不是原作不好，亦不完全是某些美誉之词言不符实，而是诗歌根本就无法翻译。而那些由中国人写出来的不是翻译的翻译体，根本就是些拿错乱呓语当深沉的梦境式的胡话。

对于这些梦境式的胡话，可能作者并不是有意想欺骗谁，但也只有作者能读懂，而且必须先回到自己的梦中。否则，恢复清醒的自己，面对这梦中才能获得关联的分行句子，都会犯迷糊。有些刊物之所以会刊发这样的诗歌，不是编辑真就喜欢，而是诗歌“不能解释和无法解释”的论调过于流行，某些作者就以此为理由，理直气壮地交给了编辑，编辑虽然读的可能比我还头晕眼花，却怕人笑话不懂，也就同样以诗歌不能解释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大光明地拿给读者分享。有些诗歌虽不是胡话，编辑也确实读懂了，只是也和我一样，没读出什么味道。没读出味道却要刊发，倒不是编辑完全没水平，而是一些过于抽象的，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并没被完全消化掉的，或者已被改造过的诗歌理念过于流行，使得诗歌理念的蛊惑力，严重地压制了对诗歌本身魅力的判断，从而使有些读者和编辑，不是创作诗歌和鉴读诗歌，更像运用数学公式解数学题一样，拿着诗歌理论套诗歌。

真不知道，既然我们承认诗歌不能解释和无法解释，为什么却对翻译过来的诗歌如此情有独钟？翻译首先要有解释上的可能性，连这个基础都丢掉了，翻译又能翻译出什么面目？继而我们照猫画虎出的翻译体，还能“画”出什么东西？

其实，很多人也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这点，却怕当别人眼中的诗歌门外汉，担学识上的风险，除了闪烁其词地些许提醒，并不愿直说。有些不怎么读现代诗的人，倒说得很直接，只是由于对现代诗缺乏普遍关怀和较深层面理解，判断缺乏依据，言词过于简陋，不但会被玩弄诗歌者奚落，也并不被对诗歌有见地者所接纳。这样以来，就给了这类诗歌大行其道的空间，也助长了用心不良或用心善良的翻译体招摇过市的信心。

翻译诗歌并没错，我们应有的学习也没错，但如果这翻译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艺术判断，甚至我们对自己的审美能力都产生了巨大怀疑，谁还敢说这诗歌创作，能有什么独立品质？撑起什么样的天空？

三

诗歌语言既是个体心灵最隐秘的代码，又是民族文化最深刻的符号，就算译者能解开这个代码，转换这个符号，但人之情采千差万别，文化记忆各有不同。这代码在被解开的那刻，原创者独特个性和人生经验加载其中的意味，必然会坍塌毁灭;这符号在被转换的那刻，只有本民族文化才能灌注出的通畅气脉，也必然会离散消亡。因此，诗歌翻译，只能打捞到一些飘游在语言表面上的轻浮之物，很难捕捉到沉潜在文字深处的真魂，最多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雾中楼阁般的模糊窥探。

除此，我们也无法获得只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结构的语言节奏，无法复制只在本民族语言中，才能使音调和意义同时发生关联的韵律，更无法以我们民族的语言结构，描摹出西方民族的思维模式。思维如水，语言如舟，当情感鼓动起的思维，以起伏不定的波浪支配语言时，语言也会靠自身的内在机制扬波激浪、推动思维。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下，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演变中缓慢形成的，规定了思维运动的内在结构、深层潜流和总体形貌，对西方诗歌的翻译，只能是对船的汉字化改造，而不可能是把别人的江河搬到自己的河床上。坐在改造过来的船上看风景，不可能领略到异域风光独特的美，我们通过翻译，也就触摸不到这种从本民族母血里继承下来的思维模式。而诗歌，作者在提炼它时，恰恰是在最高程度上调动了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只有本民族的思维模式，才能产生本能性的运动，最大面积地支配好精神能量。

如果说，翻译在文化交流上出于必需，是翻译的必须性，给了强暴的合理性。那么在诗歌创作上，我们却万万不能认为，通过对翻译过来的诗歌的研习，就能获得中国诗歌的精气神，更不能认为能模仿出翻译体，就能得到中国诗歌的真魂。其实，连西方诗歌本身的东西都还没完全摸到。

我们必须明白，西方诗歌有怎样的长处，都只能立足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涵纳的是西方的宗教文化，也只能在西方历史积淀下来的诸多意味中，在不同于汉语的语法规则和节奏韵律中张扬其魅力，我们只能在极小的程度上借鉴一点。

四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西方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引领作用，中国现代诗歌当初学习西方是必需的，是为了摆脱已经不说人话的文言文的制约，寻找到一种更能贴近现实、融入民众的诗歌语言。当初没有对西方诗歌的学习和借鉴，我们就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诗歌。

但在經历了白话文写作百年发展后的今天，现代汉字已在语言自身运动规律中，摆脱了旧文化积垢在身的窒酷，再次获得了相当成熟的语法结构和表意能力，汉字在几度起伏跌宕的口语化、简易化过程中失落的美，也以顽强的生命力重新彰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还去厚人薄己，就太对不起我们的文化和汉字，也太对不起从“五四”开始，几代人为了现代汉语的兴盛和发展，所做的痛苦而不懈的努力了。

汉字的一笔一划，都是形象思维在抽象线条上的诗意凝结，闪烁着形象思维的光辉。世界上与汉字同时诞生的其他象形文字，都已被历史的车轮抛到了身后，汉字虽经历了从甲骨到金鼎，再到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的不断简化，却在风吹雨打中始终精神抖擞、光华不散，保持着其葳蕤蓬勃的风貌。汉字这种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可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我们民族的形象思维能力，远比其他民族强大。正是如此，我们才很难有创造拼音文字的意识，也很难被外来拼音文字征服。思维是一种力量，正是我们民族难以遮掩的象形思维，最大程度上给了汉字得以源远流长的力量。

这种思维作用于汉字，也作用于汉诗，中国古典诗歌远优于西方诗歌的意象之美，就是这种思维在文学领域最为激情的扬波兴浪。中国传统诗歌非常辉煌，已经在人类的艺术史上树下了高耸的丰碑。只不过其高耸之处，不是说有《荷马史诗》《浮士德》《神曲》那样宏大的史诗，而是说汉语的古典诗歌，将情与理体现得最为优雅完美，不但有着音乐性，还有个性化的雕塑感和光影斑驳的画面感，几乎调动起了人类对美的所有审美触角，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字对艺术本质的征服。正是如此，我们完全有信心说，中国诗歌在唐诗中释放出了诗神唯我独尊的高贵气质，也在宋词中得以保持，就是到了已经散文化的元明时代的曲中，光华依然没有散尽，处处闪烁出灵动面目。

而意象的运用，作为我们民族思维特征在诗歌中最大的显现，更是我们先天自带的集体美学品格，在人类文化进程中旗帜鲜明的伸张，最能投射出我们骨头里的风流，肉体上的欢乐。这也反过来告诉我们，如果中国现代诗歌，无法意识到意象的重要性，就无法展现出汉语独有的魅力。无法携带出汉字在来路的风吹雨打中获得的厚重和圆润，无法使汉字在传递思想情感时回忆起自身的沧桑历史，就永远只能是洋诗歌的汉字山寨版，是绝无可能登到艺术美学顶级的帕来品。

中国现代诗歌要变得更健康、更丰腴，要有蓄纳精气神的强大的魂魄，就得从我们汉诗的优秀传统中汲取营养，就得在注重诗歌节奏的同时，必须将意象的运用放在第一位，以汉诗的古典品质，对中国的现代诗歌进行校正。

有了这种认知，就不难明白，我们要凭借现代汉语重建诗歌的辉煌，就必须回到古典诗歌留下的最后废墟上。那里是现代诗歌扯起大旗振臂造反的地方，也是古典诗歌在背水一战后遁回自己历史的地方。只有回到这个废墟，我们才能重温现代诗歌起义时的煌煌口号，明白当初之所以与古典诗歌决裂，并非古典诗歌艺术品级不高，而是为了能更贴近现实、深入民众，如果打倒了古典诗歌的我们，却一味地崇洋媚外，则同样是对现实的远离，对民众的背弃，如此以来，现代诗歌发动的革命，最终就只能是土匪式的卑鄙篡位，而非什么顺应历史的义举。

同样，只有回到这个废墟，现代诗歌才能领受到传统文化通过母语贯通下来的恢弘之气，找到汉字的美学尊严和古老历史，继承到汉语最纯正、最高贵的那部分血统，重获汉语先天自带的诗意，也才能拥有其他文字无法取代的地位。

五

我们的这种认知，也受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支持。任何文化在以新生面目成长的过程中，都有弑父恋母的情结。中国现代诗歌源于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所谓的新文化，而是在与西方文化的激情碰撞中受孕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非旧文化的代名词，旧文化往往有传统文化的面目，却只能是传统文化中最为腐朽的部分，已在行将就木中耗干了遗传的精血。真正的传统文化有扎根于历史深处的源泉，有母性般厚德载物的品质，有对未来丰沛活跃的孕育能力。只是当初，失去了繁殖能力的旧文化，却会在日落西山的绝望中，以旧时家长般的男性霸权身份，视受孕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新生文化，为有辱门庭的野种，对其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大肆叫嚣，以期捍卫住自己的位置。

因此，发轫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虽受孕于传统文化的子宫，却有着西方文化的面目，是在旧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内斥外牵中诞生出来的，在落地的那刻，就遭到了旧文化的驱逐，只能靠西方文化名不正、言不顺地接济来成长。但新文化虽然弱小，却有着面向未来的胆气和野心，为了争取到自己的位置，毫不手软地对旧文化发起了攻击，也最终推翻了旧文化家长式的霸权统治。但新文化有血刃旧文化的心狠手辣，却对一度被旧文化代表过的传统文化心存暖意，只是在好长一段时间，旧文化遮掩着传统文化的面目，无法向其表达肺腑之言而已。尽管如此，却从没有放弃过从传统文化那里获得自我身世的努力，只要稍有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地续接上与母体血浓于水的关系。

这只要考察一下现代诗歌中诸如《再别康桥》《雨巷》《致橡树》《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等已成经典的一些诗歌，就非常清楚。这些诗歌也许在某些看多了西方诗歌，有着“专业性”眼光的人眼里，并不能代表中国最好的诗歌，但之所以深受国人喜爱，最主要的原因，却无疑是有着古典诗的意境和氛围，符合中国人的美学格调。就连卞之琳的《断章》这样寥寥四句，顾城《一代人》这样这样只有两句的东西，也因为意象饱满，空间深邃而让人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