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静

摘 要：本文基于我国社会“机会均等”与“二代”“拼爹”观念不断冲突的现实背景，以公共教育为切入点，运用代际收入流动理论，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我国各地区生均教育经费支出，重点分析了公共教育支出作为对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补充形式，有效促进代际间的流动性。研究发现：（1）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代际收入弹性为0.191;（2）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加入小学、初中、高中公共教育支出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137、0.123、0.124;（3）与初中、高中阶段公共教育支出相比较，小学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更具有减贫性。因此，解决儿童贫困问题仍然是改善收入不平等，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关键。所以政府应做到对教育扶贫的持续投入，使得每个人都能享受公平并且有质量的教育，改善代际间不平等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代际收入流动;人力资本;公共教育支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到，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从而把收入差距水平拉回到合理水平。然而，贫富差距的持续存在，使得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现象。“二代”现象成为青年主流文化，严重违背了“机会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念。衡量机会均等的重要指标就是代际收入流动性，而公共政策的推行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之间的平等。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探讨政府干预手段对提高代际流动性，促进经济发展效率、实现更公平的分配和社会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是父代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工具。而公共教育的支出，弥补家庭教育在教育成本上的支出不足，赋予了社会中底层人民的向上攀爬的机会。教育投资于未来收入的反馈关系可以看作收入分配的基础理论。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在每个孩子之间实现教育平等，是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实现成本和收益在代际间的公平分配的关键所在。

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为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第三部分是计量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

一、文献综述

（1979）基于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首次把代际流动性纳入了规范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考虑到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Solon（2002）对Becker和 Tomes构建的模型进行了简单的变动，增加了几个影响代际间收入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公共教育、财政投入等，实现了对Becker和 Tomes模型的进一步补充。Solon（2004）表明公共教育投资累进程度的上升将带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上升，从而缓解信贷约束并改善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基于此，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上升到了宏观政策的影响分析。Mohamed （2007） 发现不同阶段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不同，高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相比，会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Mayer和Lopoob（2008）的计量结果显示相比较高收入的家庭，低收入的家庭更能从国家公共教育支出中获益，提高子代未来的收入;而且从国家层面来看，公共教育政策完善的国家要具有更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周波和苏佳（2012）从县级入手，发现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增加会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带来低收入家庭信贷约束的放松，从而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杨娟、赖德胜等（2016）运用四期迭代模型，得出义务教育支出的增加可以缓解不平等的程度。徐俊武，易祥瑞（2014）运用多重门槛模型发现，公共教育的投入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指出公共教育支出能够对贫困家庭实现人力资本上的有效补充，进而减小居民收入代际弹性。宋旭光（2018）证明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层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进而削弱子代初始禀赋不均等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程度，提高代际流动性。

二、实证策略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大多数经济学家进行代际收入流动性测量均是基于Becker和Tomes构建的经典代际收入弹性模型展开的，从而进行基准回归分析：

lnYic = β0 + β1*lnYif + γZi + μi

其中，下标i表示配对父子的数量，下标c表示子代，下标f表示父代，Y 表示个体年收入，考虑到个人收入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 型变化趋势，因而引入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了子代的年龄、年龄的二次项等因素。ui为扰动项。β0表示与父母收入水平无关的代际收入增长因素。β1 是子代收入对父代收入的代际弹性，1-β1 则反映代际收入流动性。

为了在同一模型框架中分析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构建条件代际收入弹性模型，引入公共教育支出G。回归模型进一步扩展为：

lnYic = β0 + β1 * lnYif  + β2 *lnGif + γZi + μi

最后，引入公共教育支出与父代收入的交互项，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回归模型进一步扩展为：

lnYic  = β0 + β1 * lnYif  + β2 * lnGif  + β3 * lnYif  * lnGifx + γZi  + μi

对上式求导后可知，β1+β3*lnGif 可衡量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β3 则反映财政教育支出对于代际收入弹性的作用方向。

（二）数据处理和基本变量的描述

选取CFPS数据进行分析，CFPS数据覆盖25个省，包含将近16000户的访问个体。CFPS包换5个信息库，为了方便数据分析，我们对成人问卷和家庭关系问卷进行父子关系的配对整合，父亲一般作为家庭的决策者，父亲的收入更具代表性;在子女中，我们选择儿子，减少妇女参与市场对结果的影响。然后对数据进行了整理和筛选。为了减少计量误差，本文对样本做了如下处理：①选取2014 年所有样本，剔除信息不匹配的样本，保留了收入大于0 的信息，并且删除了父代不健在的样本;②为了减少生命周期偏误，更好地获得父代的终身收入水平，删除父代退休的样本，仅保留父亲35-65岁个体的样本;③为了减少不同子辈的系统性偏误，仅保留第一个子女的样本。通常使用单年的職业中期收入来代替于永久性收入，剔除了子代年龄小于20的样本;④删除两代人年龄差小于10岁的异常样本。 经过上述 4 个过程的筛选，最终得到 2014 年CFPS 的配对样本为349对。为减少极端收入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我们采用缩尾替代的方法，选取父代收入和子代收入位于1%和99%的数值，替代父代收入和子代收入小于1%和大于99%的部分收入，这样不会减少样本的数量。下面数据的基本变量描述，表1。

由上述表，子代平均个人年收入为34717.02，略高于父代的25631.23，从这里就能看出随着时代的前进，居民收入水平在提高。从子代特征来看，平均年龄约为29岁，方差相对较小。从家庭背景来看，父代平均年龄约为54岁，方差较大。

三、实证分析

首先，我们先对收入的代际弹性进行基准回归分析，探究子代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父代的收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为了验证不同阶段公共教育支出影响代际流动性的理论假说，我们选择2014年省级数据中小学、初中、高中教育阶段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将其与该支出与父代收入的交互项逐步加入回归模型，利用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第（1）列为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代际收入弹性为0.191，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较大;第（2）列引入小學阶段公共教育支出，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137，低于基准回归的结果;第（4）列则引入初中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123，减小了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第（6）列则引入高中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124，还是起到了提高代际流动性的作用。进一步，在（2）（4）（6）列的基础上，引入公共教育支出与父代收入的交互项，结果表明，小学公共教育支出与父代收入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而初中和高中阶段公共教育支出与父代收入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这表明比起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小学阶段公共教育支出更能使收入较低的家庭摆脱贫困。可能的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可能没有足够的收入维持其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即贫穷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接受物质投资的过程中面临信贷约束，儿童贫困无法消除，进而无法打破代际贫困的循环，加剧社会不平等，而小学阶段的公共教一般作为接受教育的起点，是能缓解该信贷约束的核心公共品。更多地接受教育会使得孩子扩展有限的知识层面，拥有更加广泛的社交网络，因而在寻求职业发展的过程中能获得更高的边际效益，阻断低收入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中面临的不利影响的累积，逐渐缓解信贷约束。而对于初中、高中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虽然总体上使得机会均等化，代际收入流动性增强，但是低收入阶层争取到的中学教育可能仍是低质量的，比如现在中学通常分为重点和非重点。重点中学仍然被中高收入群体聚集，除非中高收入层次实现饱和，否则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性还是很低。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提高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本文基CFPS 2014年数据，利用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着重分析不同阶段公共教育支出作为政策变量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低收入阶层的家庭由于受到预算约束，无法使得资本投资的数额达到最优水平，或者有相当多高能力的孩子无法获得足够的投资，因而无法使得机会均等出现在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之间。而政府通过公共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有效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低收入群体获得摆脱贫困的能力和机会，有效的阻断贫困的传递，改善整体社会的代际流动性。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主要运用该框架解释父代收入水平对子代的收入的影响程度;公共教育支出是否发挥了公共物品的作用，提高了代际流动性以及不同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之间的关系呈现何种特征。本文的结论主要有：

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后，收入代际弹性随着公共教育阶段的公共支出的增加而显著下降，虽然不同阶段的教育支出影响程度不同，总体还是能缓解收入代际流动性的低速流动问题，减少子代收入受到父代收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程度更高。进一步引入财政教育支出与父代收入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在小学阶段，父代收入与政府财政教育支出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在小学阶段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更能解决贫困家庭的入学问题，更能从根部解决贫困传递的问题。与高收入家庭相比较，提高小学教育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能够更有效地提高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代际流动性。综上，公共教育支出能有效的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解决儿童贫困，教育投资不足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徐俊武，易祥瑞.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J].财经研究，2014，40（11）：17-28.

[2]Gong H ，Leigh A， Meng X.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Urban China[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2，58.

[3]陈琳.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教育——基于CHNS和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03）：27-33+159.

[4]Becker G S C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Microeconomic Analysis，1981.

[5]Gary Solon.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2002，16（3）：59-66.

[6]Solon，Gary. 2004. A Model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Variation over Time and Place. 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38-47.

[7] Mayer S E， Lopoo L M.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8，92（1-2）：139-158.

[8]周波，苏佳.财政教育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性[J].世界经济，2012（12）：41-61.

[9]杨娟，赖德胜，邱牧远.如何通过教育缓解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2015，v.50;No.576（09）：88-101.

[10]徐俊武，易祥瑞.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J].财经研究，2014，40（11）：17-28.

[11]李力行，周广肃.代际传递、社会流动性及其变化趋势——来自收入、职业、教育、政治身份的多角度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4，000（005）：11-22.

[12]宋旭光，何宗樾.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J].财政研究，2018（02）：6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