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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城隍庙杂忆

2020-10-15赵德兴

雪莲 2020年8期
关键词:城隍城隍庙西宁

赵德兴

端午节前夕,西宁市有领导同志通过微信向我约稿,问我对西宁城隍庙有无研究,且谈谈对它的看法和建议。作为一个晚年生活在南京的老西宁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拒绝的。我在西宁足足生活了50年。西宁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心牵梦回的地方,是我满满乡愁的寄托处。

退休以来,无欲再去撰写面孔严肃的论文了,喜欢回忆过去,但又懒得动笔。很高兴,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回忆和想法付诸笔下,与大家分享。

我与城隍庙还真有点“地缘”。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家有过三次搬迁,但总没有超过距城隍庙3公里以外的范围。当然,过去的西宁城也很小,出了城门便是郊区或农村。

我出生的地方与城隍庙相隔1公里多。不过,我在城外,它在城里。

1952(阴历)年末我出生在西宁市西关街南侧的一个“坑坑院”内。当时因这一带院落房顶低于道路地平面,人们称其“坑坑院”。原先这些房屋的地坪与西门河的河床大体在一个水平面上,后因修便民的西关大桥垫高路基而形成了这种地势。如今“坑坑”已被填平,上面竖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西宁体育馆。从“坑坑院”出发,进入西宁古城的西门向北,经过南北走向的互助巷,便可到达东西走向的解放路(旧称隍庙街,城隍庙位于解放路中段)。这段距离大约步行13分钟左右。

第一次搬家进了城,缩短了与城隍庙的距离。大概是1956年至1957年间,我家从西关街搬迁至礼让街77号家属院。那是过去的车马店改造的四合院,也就住了十来户人家,全是平房,房顶都是土夯的。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出小西门(后开的城墙豁子)到城外的西门河滩去挑泉水。跟随大人一起去挑水,如同如今的出行旅游一样,十分开心。可以戏水,可以摸鱼。后来请人(父亲称他“井爷”,据说他以打井为生)在院子里掘了一口井,方便了生活,却减少了出去玩耍的机会。从77号院出发沿礼让街向南步行,大约10分钟左右便可到达城隍庙旧址。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后,77号大院被一幢家属楼所替代了。

第二次搬家竟与城隍庙做“邻居”了。两年后,我家又从礼让街迁至到省政府(当时为青海省人民委员会,简称“省人委”)大院家属区。政府大院的后大门斜对面就是城隍庙旧址。后大门左旁就是隍庙门前的照壁,照壁与山门之间被后修道路(解放路)隔开。每天放学回家路上,我们都要和庙前的照壁照照面,或在照壁和院墙形成的夹道里躲藏嬉闹一番。

第三次搬家是1966年。我们家从政府大院搬到与大院西边一墙之隔的斜石巷51号家属院。那是一个二进四合院,前后两院,后院北面为二层小楼,楼上三间正房,左右是带有天井的小厢房。房屋是砖木结构,正房为马脊梁瓦房。当时,这种院子在西宁为数不多。据说,这个院子解放前是一个姓汪土司的家院,后来做了机关家属院。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个院里度过的。从51号到城隍庙旧址步行也就5分钟左右。

从西宁整个古城区看,城隍庙坐落在西北一隅。隅内有那么几条不大的街巷:解放路、礼让街、大同街、教场街、互助巷、斜石巷、自行巷、香坊巷,街道最长不超过1000米,小巷最短的距离200来米。不可小觑的是,这个“小区”不但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而且还真有点文化内涵!且不说它是青海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单就文化遗存而言,还是有点“长度”和“宽度”的。如果以城隍庙为出发点,10分钟步行圈里就有:隶属道教文化的“城隍庙”(始建于元代)位于解放路中端;隶属藏传佛教文化的“大佛寺”(建于公元990年,宋淳化元年),位于教场街与西大街的接壤处;隶属基督教文化的“福音堂”(现为西宁市教场街基督教堂,始建于1891,系西宁最早的教堂;新增教堂建于2014年)位于教场街,教堂与“大佛寺”相望为邻;承载民国文化的“孙中山纪念堂”(建于1934年),位于青海省政府院内家属区;儒家文化的“文庙”(始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位于文化街中段。除此而外,还有解放后新建的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文化设施,西门口的“人民电影院”“人民剧场”(毗邻是青海省京剧团),还有改扩建的“原青海省圖书馆”。如今回忆起来,突然意识到这个步行10分钟的圈子竟有如此之多的“文化”沉淀!这些文化存在都曾有过不一般的历史表现。窥斑见豹,它们承载着西宁城市发展的历史,是西宁的城市记忆和文化印记。当然,明白这些道理是在不惑之年以后了,孩提时代的我是懵懵懂懂的。

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隐隐约约记得小时候跟随母亲到城隍庙。当时的我大概是5、6岁。进入城隍庙后看到有好几个院子,院内人群熙熙攘攘,香火缭绕。印象中也见过大殿里泥塑的城隍爷,大殿两侧的厢房中也有许多泥塑像,形态各异,青面獠牙。当时只是从大人们口中得知隍庙里供奉“隍老爷”(西宁人习惯称城隍为“隍老爷”),但不知隍老爷是何方神圣。

少年时期的记忆中城隍庙已经被改造成了青少年儿童校外活动的场所——西宁市少年宫。有关隍城老爷的内容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城隍庙的印记尚在。

如今我对城隍庙的方位及左邻右舍仍然记忆犹新。城隍庙坐北朝南,前面是政府大院。庙门前的照壁被后修的道路隔开。城隍庙西邻是西宁佛教居士林旧址(当时,是西宁箱包厂所在地),居士林旧址旁是青海省民盟机关的一个院子。再往西,是原青海省图书馆所在地,与图书馆衔接的是青海物资局机关和家属大院。城隍庙东临解放路小学。解放路小学原先是大同街小学分部,大约在1965年前后独立出来,学校与城隍庙一墙之隔。再向东,是青海省粮食局机关和家属院,与北大街接壤。拐角沿北大街向南约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便是西宁市的中心、繁华地区“大十字”。西宁人熟悉的、有着家乡情结的“大十字百货大楼”,“大十字邮电大楼”,“新华书店”,“民委大楼”(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所在地)各占一隅形成十字,东、西、南、北大街贯穿其中。

城隍庙背后是我的母校——西宁市大同街小学。庙宇和学校之间被几块菜畦和一个小巷相隔。从大同街小学穿越一个小巷子和菜地即可到解放路小学的小后门,穿出去就到了城隍庙。我还记得这个小巷叫“香坊巷”。这个地名恐怕与过去人们去城隍庙进香脱不了干系,巷子里一定会有制作焚香的作坊。南京有一条街名为“进香河”就与鸡鸣寺相关。旧时是一条明河,香客是乘着小船去寺的。

前几年,回到西宁约几个朋友一起爬北山。在北山禅寺庙宇西头,朋友指着一个石窟说,这里供奉的是城隍爷。我尚怀狐疑城隍爷上北山了?由此联想起旧时西宁城隍庙,隍老爷如何?城隍文化如何?曾暗下决心有时间一定要搞搞清楚。

说来也巧,也是一种缘分。在我做“功课”时,竟在百度网上“巧遇”两位50年前的恩师:一位是西宁地方史研究专家杨文盛先生,一位是西宁著名画家鲁俊先生。两位都是我的小学老师,我在5—6年级时,他们都在大同街小学任职。杨先生是我们的班主任并教语文课,鲁先生教我们美术课。遗憾的是,毕业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2018年在西宁与老同学聚会时听说杨先生已经过世。

杨、鲁两位先生对西宁城隍文化情有独钟。网上有消息说,2016年中国新闻网记者在城隍庙旧址实地采访了杨先生。先生比对着城隍庙的遗迹对其历史旧貌做了回顾和介绍。2018年《西海都市报》上王春雪撰文《复原西宁城隍庙》中记述了鲁俊先生花了两年多时间绘制了《西宁城隍庙全图》,先生将图扫描件送到了西海都市报社。一位先生的“口述史”,一位先生的描绘图,使我对旧时的城隍庙的印象逐渐清晰起来。杨先生是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人,鲁先生岁数比杨先生小一些。在大同街小学的时候,杨先生是年富力强,鲁先生是风华正茂。应该说,两位先生作为“老西宁”,而且是“文化老西宁”,他们对老城隍庙的记忆是清晰的、可信的。鲁先生的《西宁城隍庙全图》直观地、完整地、艺术地还原了上世纪40年代末,西宁老城隍庙热闹非凡的景象。记者评价说,整幅画作完全按照史料记载和实物绘制,人物描绘细致、神态各异,布局精巧、独具匠心。在我眼里,《西宁城隍庙全图》可称得上是反映西宁民俗文化的“清明上河图”。不但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对古迹的复原有着重要的实用参考价值。按图索迹,可以发现如今城隍庙旧址的基本建筑分布格局还是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这是值得庆幸和珍视的。

从鲁俊先生的献图中和有关史料记载得知:西宁城隍庙原为五进大院。城隍庙除山门牌坊外,整体构造为一座五进式的院落。二进院中东西两侧建有钟楼和鼓楼。其后是以“彰善”“禅恶”为门头的二门,过二门后是三进院,院内建有戏台,这里是举办庙会的场所。戏台前为香厅大殿,上悬“照胆台”的匾额。香厅东西两侧,各建房屋18间,俗称东西廊房,内有栩栩如生的泥塑群体。在东西廊房的北首,东西相对的地方,各建有三间廊房,内供西宁府所属三县四厅的城隍神塑像。东廊房内塑有西宁县、大通县、碾伯县(今乐都)的城隍塑像。西廊房内塑有循化厅、贵德厅、马燕戎格厅(今化隆县)、丹噶尔厅(今湟源县)的城隍。穿过香厅大殿便可进入城隍庙的核心鉴心殿。鉴心殿的两侧各有院落一处,并建有廊房三间。由鉴心殿进入后院,就是后寝宫。寝宫内有一座花池,院中有侧柏4株,正中为城隍寝宫,东西有廊房各三间,东为乡贡祠,西为名官祠。这大概也就是老城隍庙的基本模样和目前的权威说法。

少年宫的记忆是抹不去的。少年宫给了我们那一代青少年诸多的乐趣和精神支撑,值得永远怀念!

上世纪60、70年代,城隍庙院子里比较空旷。二门、钟鼓楼、香厅戏台等建筑都没有了。院子东西侧有许多房子保留着作为活动室用了。院子深处有两个比较大的老式建筑即鉴心殿、后寝宫及庭院。

后寝宫当时是图书阅览室,庭院里有4棵柏树。鉴心殿已被改造成乒乓球室。室内供奉城隍老爷的二阶台子还在,上面可放置一张乒乓球台,有时乒乓高手们在上面对垒,下面人们翘首观赏。那时少年宫的大院里有几棵苍劲的老榆树,我们曾经采吃过“榆钱”,对此印象很深。据说这些老榆已经有几百年的树龄了。现如今西宁市已将这些古榆列入了《西宁市古树名木目录》。这些榆树和西大街的三棵老榆树一样,不仅仅是一种植物的存在更是一种文物的存在!这些饱经沧桑和见证西宁城市发展的树木承载着西宁人对古城历史永久的遐想和追思,应该很好地加以呵护。

我们是新中国的新生代,接受的是新文化。少年宫似乎对我们更具有吸引力。当时的少年宫里开设有图书阅览室、棋类室、乒乓球室等活动室。每星期六下午是我们必到的地方,寒暑假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那里度过。大概两角人民币的押金就办个凭借书证。可以在阅览室里看连环小人书,诸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连环画,也可以借阅适合于青少年阅读的长篇小说,比如《红旗谱》《红岩》《苦菜花》《红旗插上大门岛》等,还有外国翻译小说《铁流》《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棋类室有军旗、象棋、跳棋、五子棋、围棋等。时不时也有老师教教如何下棋,那时没有“有偿服务”之说。

印象尤其深刻的莫过于乒乓球室。除了鉴心殿外,院子西侧房子都是乒乓球室。乒乓球室是最抢手的地方,每星期六下午是我们课外活动日,中午放学之时同学中间总安排人提前去少年宫“抢”占台子。当时,我们学校的操场上有不少乒乓球台,但都是水泥砌的,球网用砖替代,乒乓球的使用寿命较短。少年宫的球台都是正规木制的。这种台子上打球感觉美极了!当时,也有几张珍贵的“红双喜”牌的比赛台子,只有教练和球打得好的人才有上这些台子的机会。那时我们能在木制台上打打球也就很幸福了。记得60年代乒乓球运动风靡全国。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周恩來、邓小平、贺龙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接见前来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各国朋友。来自5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优秀选手们进行了精彩的比赛。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庄则栋、丘钟惠分别获得男、女单打世界冠军。在生活困难的年代,小球却大振了国人士气。庄则栋蝉联三届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当时是我们那一代人心中最崇拜的人,用现在的话讲,我们都是他们的“粉丝”。我还记得徐寅生还写过一篇如何用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指导打球的文章,标题现记不起来了。

当然,60、70年代少年宫不仅仅是少年儿童活动的场所,也是一个大众活动场所。节假日利用其场地举办一些群众文艺活动。诸如曲儿(平弦)演唱,皮影戏等;有时也举办中国象棋大师表演赛,在那里我曾看过青海省象棋大师张禄和甘肃省象棋大师胡荣华的对弈。平时院子里也有一堆一堆的老人(男性较多)晒阳娃(太阳)、喧拌(拉家常)、抹牛九。小孩们在不远的地方滚铁环、捉迷藏,可谓是其乐融融。日出而聚,日落散去。每天都可看到他们提着小马扎出入于少年宫。这些老人都是附近的居民。我推测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一定会记得旧时城隍庙会热闹的情景。

有关城隍文化我也是后来习而得知的。

城隍是中国古代一种由民间祭祀活动而起经过道教衍生而成宗教文化。据文献记载,城隍本意指城墙和护城河。中国古代称有水的城堑为“池”,无水的城堑为“隍”。“城隍”一词最早见于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两都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民间奉祀城隍最初是将它视为城池(或地方)的保护神。古人借城隍(没有具象的神祇)“护城”之意而举行祭祀活动,以求其保一方平安。久而久之,城隍便逐渐成为了一种供奉求安的对象。其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过道教的浸润和官家的介入而演变成了主宰城池的神灵。

道教所尊崇的神灵,作为超凡出尘的神仙,是虚幻的产物。道教系多神崇拜教,它与民间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庞杂的神仙体系。(见卿希泰、唐大潮著的《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版)

道教神仙体系中似乎可以划分为“官神”和“俗神”。前者,如道教所尊崇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等;后者,如被道教纳入的雷公、风伯、关帝、文昌、门神、灶神、城隍、土地、妈祖、瘟神、蚕神、药王、财神等。城隍属于“俗神”序列,是道教所尊崇的“神仙家族”中的一员。城隍神行走于冥界,后人则根据神话传说判断它的级别高于土地神,低于阎罗王。

城隍神具有人格化、本土化、多样化的特点。古代城隍庙也是星罗棋布。凡古城均有城隍庙,只是所供奉的城隍神因时因地而异。这也就是城隍文化的显著特点。历史上,城隍神一般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或英雄充当,是一种人格神。据记载,城隍神的人格化起始于汉代,汉将霍光、纪信死后就被尊封为城隍。不同地方的城隍庙奉祀的城隍神祇不同,如西安供奉的城隍神是汉将纪信;北京居庸关都城隍庙奉祀的是明代将军徐达;南京城隍庙奉祀的汉代秣陵(今南京)尉蒋子文,西宁供奉的城隍是汉代护羌校尉邓训。虽然各地奉祀的城隍神不一,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担当各地城隍的均是令人敬仰的英雄好汉或直臣孝子。

城隍虽为冥界的地方官,其管辖职权范围却横跨阴阳两界,作为“头顶神明”具有一定“扬善止恶”的道德教化功能。因此,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认可并加以尊封。奉祀城隍的活动也由最初的民间行为变成了以后的国家行为。

早期祭祀城隍只筑土坛,无庙无像。后来官家介入设置城隍庙祭祀。陈文达(清)《凤山县志·祀典志》有记:“城隍庙无专祭,而水旱、疾疫必祷之,致敬、宿斋必告之;故立之庙,使神有所凭依也。”

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安徽芜湖城隍庙。它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见1979年版《辞海》“城隍”条)。

最早记载“城隍神显灵”护城故事是《北齐书·慕容俨传》,其中记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慕容俨镇守郢城,被南朝梁军包围,梁军以荻洪截断水路供应,形势危急。“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歘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

《隋书·五行志》记载:“梁武陵王纪祭城隍神,将烹牛,忽有赤蛇绕牛口。”由此可知,在南北朝时期城隍已成为普遍的民间信仰,而且也形成了一些祭祀规范。

由汉代开始,城隍的祭祀活动不断提升,更尊封已死功臣为城隍。

唐、宋时期,奉祀城隍神已较盛行。国学经典《太平广记》(宋)记述:唐代“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唐代祭祀城隍为求晴祈雨、招福避祸、禳灾诸事,已出现“祭城隍文”。地方官员中不乏其撰写城隍祭文者。据记载,开元五年(717年)张说首撰《祭城隍文》,其后张九龄、许远、韓愈、杜牧、李商隐等继之。宋代因祭祀城隍列入国家祀典,故城隍庙普及各府、州和县。北宋欧阳修所写的祭城隍文:“雨惟神有灵,可与雨语,吏竭其力,神佑以灵,各供其职,无愧斯民”。

元代继承宋的祀典,在都城建庙设像加以奉祀,并封城隍为佑圣王。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据说城隍夫人的封赐始见于此。

明代城隍神信仰趋于极盛时期。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又正式规定各府州县的城隍神并加以祭祀。明太祖对城隍特别崇敬,曾亲自下诏:“朕设京师城隍,俾统各府州县之神,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福祸之,俾幽明举,不能幸免。”非但如此,明太祖还册封京都、府、州、县四级城隍,各级城隍神都有不同爵位:封京都城隍为明灵王(正一品);其余府城隍为威灵王(正二品);州为灵佑侯(秩三品);县为显佑伯(秩四品)。各地最高官员须定期主祭。

清代以降,祭城隍同样列入祀典,城隍的地位更崇高。但凡新官到任前须到城隍庙斋宿,上任之日须在城隍前完成祭礼。

由此观之,城隍的职能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已由起初有求必应的神明转变成了地位超然的国家和地方守护神。

经过一番梳理功课后,我对西宁城隍庙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西宁城隍庙历史十分悠久。1958年前存在的西宁城隍庙是清代遗迹。方志记载:西宁城隍庙它始建于元代。明初耿秉文修筑西宁卫城村,命西宁指挥李实重建。顺治《西宁志》记载:“城隍庙,城西北隅、洪武十九年(1386年)指挥李实重建”;乾隆《西宁府新志》称:“城隍庙在城西隍庙街北,康熙三年(1664年)总镇柏永馥加菁,六十年(1721年)西宁道副使赵世锡……重建,至雍正元年(1723年)工竣。”

城隍庙中的神祇是汉代护羌校尉邓训,历史更为久远。虽如此,后人对他的政绩和品行还是一直认可和赞赏的。邓训(40年―92年),字平叔,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是东汉官员高密侯、大司徒邓禹第六子。其女邓绥是汉和帝的皇后。公元88年,邓训任护羌校尉。期间,安抚招纳羌胡各部,避免了血腥的战争,保了一方平安。公元92年,因病死于任上,时年五十三岁。公元105年,汉和帝追封邓训为平寿侯,谥号敬侯。死后被奉祀为城隍,明代被尊封为“威灵王”相当于朝廷二品大员。历史上邓训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先贤良将。

城隍庙是我们了解西宁地方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古时的城隍庙是民众交流的一个公共场所,庙会也具有集中展示民俗的文化功能。据记载,旧时每逢初一、十五,城隍庙更是热闹非凡,尤其是农历五月十八,举行城隍会,载神像出巡,彰显其“惩恶劝善”的宗教观念。

时过境迁,西宁城隍庙已经是远去的历史了。我想翻翻历史决不意味着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来促进今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保护和规范利用历史文化遗存无可非议。让历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才是最好的保护和继承。

如何开发和利用西宁城隍文化资源的现实价值,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离开西宁近20年了,不知西宁城隍庙遗址近况如何。有消息称:2016年西宁市制定了《西宁市城隍庙修建性详细规划》,不知如今实施进展的情况。有人也主张将其复原。在我看来,再去复原到1958年前的城隍庙势必要大动干戈,将西宁少年宫整体搬迁。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按常理来说,西宁城留下来的古迹本来就不多,加之城隍庙遗迹的整体布局和结构还在,复建一下作为城市文化地标,也未尝不可。但理性地考虑,一是,没有必要劳民伤财去搞假古董,不如将现留下来的建筑加以保护性修缮;二是,相对而言,少年宫也是一段历史,也是老西宁人的情怀和念想。折中的办法是尊重现实,让城隍庙与少年宫“和平共处”。

我憧憬着西宁城隍庙的“复原”,但它是现代信息化技术背景下的数字化复原!留住城市记忆是最终目的。现存城隍庙的鉴心殿、后寝宫可做信息展示厅,做个有份量的多维电视片或微缩全景均可。如果把眼光再放宽一些,可计划将城隍庙周边即礼让街街道辖区内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有机整合,串联城隍庙、大佛寺、孙中山纪念堂、基督教堂等文化遗址,使其成为一条城中漫步历史文化街区的新旅游线路。同时,提升大同街饮食一条街档次与其相配套。设想一下,游客在此领略西宁古城历史文化后,再去分享一下舌尖上的西宁,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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