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远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贝德尔·金斯伯格的死讯一经公布，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纳尔便宣布：“特朗普总统的（新大法官）提名，会在参议院大厅接受投票。”

也就是说，尽管大选在即，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参议院，依然会投票通过金斯伯格的继任人选。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反对道：“关于下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遴选，美国人民应该有机会发声。所以，这次的空缺应该在我们有了新任总统以后再填补。”这两句话，正是4年前大法官斯卡利亚死讯传出后，麦康纳尔一字不改的原话。当时离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卸任还有10个月之久，但是，麦康纳尔坚拒就奥巴马提名的人选举行听证、投票，终至斯卡利亚留下的空缺直到特朗普上台后才得以填补。

堂堂美国国会领袖，怎么可以在同类事情上如此出尔反尔、判若两人呢？

其实，将这种转变斥为极端虚伪的舒默及其民主党同仁，自身也已有了180度的转弯。他们现在坚持大法官的继任事宜应该等新总统上任后再说，与4年前的态度正好相反。金斯伯格更不例外。她死前的热望是自己的继任人由新总统任命，一反4年前坚持的由在任总统任命大法官。

美国的宗旨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说理的社会，怎么到头来反倒像是大家都不讲理了呢？

东海岸最聪明的人

金斯伯格大法官的传奇人生，或许能让我们窥见到底什么才是美国道理。

生长在纽约市的金斯伯格是个典型的学霸，中小学时因为课堂学习无法满足其旺盛的求知欲，就把大量的时间泡在公共图书馆里。因为图书馆开在一家中餐馆的楼上，她也从小就喜欢上了中国菜的香味。高中毕业时，她是4个被选作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学生之一。

在哈佛法学院的500多名学生中，她是仅有的9位女生之一，还因成绩优异而被选为《哈佛法学评论》的编辑。顶级的研究生院里，学生就是全力以赴，往往也得褪掉几层皮才能完成学业。但是，金斯伯格二年级时，同为法学院学生的丈夫罹患睾丸癌。她得照顾两岁的女儿，完成编辑任务，和同学们一道为化疗的丈夫抄笔记、打印作业，还照样以优异成绩完成自己的课程。

三年级时，因为尚未痊愈的丈夫受雇于纽约的律师行，她转学至哥伦比亚法学院。消息立马在哥大传开：“东海岸最聪明的人转学来了；我们都得下调让位。”金斯伯格名不虚传，入选《哥伦比亚法学评论》编辑，还以并列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从業律师时，金斯伯格在联邦最高法院参与了6个案子，赢了5个。作为大法官，她名声愈来愈大，几乎成了文化偶像。死后，她引起了广泛的讴歌和哀悼，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停柩国会大厦供人瞻仰的女性。

反抗意识的萌生

按常理，一个如此成功、广受推崇的美国人，自然应该是美国体制的拥戴者和既定秩序的呵护者。然而，金斯伯格之所以如此名声赫赫，不仅因为她成功地挑战现状，更在于她挑战失败时发出的强烈抗议。无怪乎人们充满爱戴地称其为“持异议的大法官”“臭名昭著的RBG（RBG为其姓名的首字母缩写）”。

金斯伯格自幼就敏锐地意识到既定秩序所蕴含的种种歧视。她母亲是个天资聪颖、热心向学的人，然而，母亲高中毕业就不得不辍学做工，为的是供养其哥哥上大学。母亲47岁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但是，其延续10天的犹太教葬礼仪式非得有10位男性在场才能举行。母亲对她的忠告是：不浮躁，不暴怒，永远做一位得体的女士。新婚当日，她深爱的婆婆对她面授机宜：在婚姻中，有时候装装聋子很有用处。

既然性别歧视并非因为社会怀有恶意，而是源于无知，那么，她就要想办法一层一层剥开遮掩，让社会、让法庭看清楚性别歧视的存在，而性别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

哈佛法学院院长按例邀请凤毛麟角的几个女生去家中晚餐，并一一盯着每位新生问：“你干吗要来哈佛，占着本该给男生的位置？”金斯伯格诚惶诚恐地起立答问时，碰翻了一只烟灰缸。她答道：丈夫是本院二年级学生，她上学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丈夫的工作。金斯伯格后来试图为当年的回答开脱，但很显然，她为了得体而言不由衷的回答反倒促成了反抗意识的萌生。

院长的问题尖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金斯伯格以优异成绩毕业，却没有一个雇主对她感兴趣，最终还是一个教授以不再输送人才相威胁，以不能胜任就立马换人做保证，才让一个联邦巡回法院法官雇她为助手。

后来，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少数族裔教职空出，金斯伯格趁机填补，却被告知薪资将低于其他教授，因为她丈夫已在赚钱养家。

一个赴瑞典研究其民法程序的机会，使金斯伯格大开眼界。上世纪50年代，瑞典女性就已经走出家庭，全面参与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当时瑞典法学院的学生就有40%是女性，而在美国却还不及5%。女性工作、男性分担家务已经司空见惯。金斯伯格意识到：美国的既存秩序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步步为营，各个击破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是南北战争以后，为保护获解放的黑奴的公民权而订立的。该修正案的重要条款之一是平等保护条款，即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必须得到同等对待。该修正案在订立时和其后的执行过程中都没有考虑性别，是因为人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性别歧视的存在。

在有绅士传统的西方社会，男女都自我感觉良好：“女士优先”；给女性开门；船沉了，让女性上有限的救生筏。男性大多认为自己对母亲尊重有加、与夫人举案齐眉、视女儿如掌上明珠，哪里还有歧视的道理？

金斯伯格认为，表面上对女性的优待也是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她想象一个男女平等、法律上没有性别差异的社会。既然性别歧视并非因为社会怀有恶意，而是源于无知，那么，她就要想办法一层一层剥开遮掩，让社会、让法庭看清楚性别歧视的存在，而性别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

1972年，金斯伯格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参与创立了妇女权利工程。她认真挑选具有标杆意义，又不至于过度激进的案例，然后循序渐进，逐个击破违反宪法平等保护原则的法规。

里德夫妇的儿子过世，留下了不足1000美元的财产。夫妇二人为谁能管理这笔财产对簿公堂。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后，金斯伯格与他人共同为里德夫人准备了卷宗。最高法院一致判定，爱达荷州男性优先权的法律违宪。这是最高法院首次将平等保护条款应用到性别歧视案例上。

美国空军中尉莎纶·弗朗铁罗给丈夫申请住房和医疗福利未获批准，因为军中规定只有军官夫人才能自动获批，而军官丈夫则要证明收入不够。金斯伯格以法院之友的身份，首次在最高法院出庭辩论，最高法以8∶1裁定空军规定违宪。

通过这些法案的成功诉讼，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已完全适用于两性关系。无怪有人称赞她是“两性平等的马歇尔（以反种族歧视著称的黑人大法官）”。

“臭名昭著的RBG”

至此，金斯伯格对美国法律和平权的贡献是巨大的。而真正让她声名鹊起的是，她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后期，开始破例当庭宣读她的异议。

莉莉·勒特贝特尔退休时，发现自己的月薪比同时参加工作的男同事少了数百到1500美元，于是起诉公司违反了联邦公平薪酬法。最高法院以5∶4裁定她败诉，原因是未能及时起诉，法律保护过期失效。金斯伯格力陈异议：原告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薪酬差异，就是知道了也有可能害怕报复不敢声张。她呼吁国会改进立法。两年后，国会通过《莉莉·勒特贝特尔公平薪酬法案》。

金斯伯格的一系列措辞愈加强烈的异议，为她赢得了大批追捧者，使她打破了法官大多规避过多社会曝光的惯例，几乎成了明星。“臭名昭著的RBG”就是其追捧者诙谐地套用饶舌歌手“臭名昭著的B.I.G.”之名。

法官之所以不适合做明星，是因为对明星的追捧是会让人陶醉的。到2014年时，金斯伯格已年届80，还患过癌症；奥巴马正值第二任期；民主党尚未失去参议院多数。呼吁其退休的声音不断，因为那样才能确保其继任人是自由派同仁。然而，她不为所动，坚称自己有未竟的事业。终于，她死在了特朗普任内。

说理社会的玄机

任命一个保守派人士来替代金斯伯格，将可能保证最高法院“右倾”长达数十年之久。如此天赐良机，共和党真的会因为碍于4年前的言论而放弃吗？当然不会。关键就看他们怎样把背弃前言的道理说清楚。现代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就谆谆告诫当权者，千万不要受自己言论的桎梏，而要学会操纵人们大脑的权术。

到2014年时，金斯伯格已年届80，还患过癌症；奥巴马正值第二任期；民主党尚未失去参议院多数。呼吁其退休的声音不断，因为那样才能确保其继任人是自由派同仁。然而，她不为所动。

麦康纳尔是这样解释的：4年前，白宫在民主党手中，参议院则在共和党手中，就算总统提名了，也无法在参议院通过。继任人当然得等到美国人民选出了新的总统和参议院后再定。而现在，美国选民已经把白宫和参议院都交给了共和党，那么，他们就必须即时履行宪法赋予的填补最高法院空缺的责任。

在看似没有理由的绝境，这道理可是讲得天衣无缝了。当然，民主党也会讲出自己的道理，并在参议院乃至全社会竭力抗争。只是，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的通过，已没有多少悬念，因为共和党已经有了足够的票数。

48岁的巴雷特，作为女性法官兼顾事业与家庭（7个孩子，其中2个收养自海地）的人设几近完美，但民主党依然攻击她的虔诚天主教信仰以及对于“奥巴马医保”和堕胎权利的威胁。

或问，两党干吗不以大局为重，任命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大法官呢？这是因为奠定了现代社会理论基础的启蒙哲学认为，所有局面都是个体或团体从自身視角出发认识的局面。所谓大局，就是所有局面互相竞争，达到某种妥协后的局面。没有个体可以跳出自身局限去把握所谓大局。不让个体宣示自己的局面而去迁就他人的局面，这样得来的大局必然是偏颇的。这就是为什么康德说，启蒙的口号是要大胆使用自己的判断力。

那么，一个长期右倾的最高法院就不偏颇了吗？别着急，共和党若得势不饶人，必将带来反弹。金斯伯格死后，民主党所有竞选捐款全面破纪录暴涨。共和党赢得最高法院的代价，有可能是丢掉白宫和参院。而不少人已经在谈论只有国会才能做到的扩充最高法院的人数，以图达到新的平衡。何况，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屡有替变（转变阵营）前兆。说不定，最高法院自身就能“再平衡”。

得此一域，极有可能失彼一城，这就是一个让人说理的社会的妙处：允许个体的偏激，换来的往往是大局的稳定，而对大局影响的渴求，往往又软化了个体的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