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就在这个会议开完的两个星期后，美国柯达公司总裁Walter A. Fallon（沃尔特·A.法伦）看完《人民日报》后搭乘飞机到了香港，但是由于签证没有办好，他在香港滞留了一夜。

那一夜，他曾站在香港的岸边瞭望对岸，瞭望那一片漆黑的土地，心潮澎湃地说：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

1980年，柯达总裁曾瞭望的那片漆黑的土地，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从前尘土漫天的泥泞小路，被宽阔平坦的柏油路覆盖，摩天大楼拔地升起，小渔村简陋的房屋随即消逝。

那片漆黑土地曾是改革开放前贫穷缩影的代表，但如今已变为家庭相簿中的老照片。

1980年，中央政府在沿海开设了4个特区，分别是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建特区的时候，这四个地方的经济总量排名是汕头第一，厦门第二，深圳第三，珠海第四。

一

40年，大洗牌。

一开始，珠海这个城市在香港出名的原因有些落魄。

当时香港流行一个谜语：内地有一个城市，只有一个红绿灯，一个警察，一条马路，请问这是哪个地方？答案就是珠海。

珠海在改革初期的建设困难重重，当时的珠海政府副秘书长郭华雄说：

珠海城市建设很差，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拱北的一条路，我们一些朋友都笑称那是一条“水泥”路，就是有水又有泥。

在举步维艰的境况下，邓小平来到了珠海。他说：“你们不要怕错，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

在珠海宾馆，邓小平为鼓励大家勇敢搞建设而心潮澎湃的样子，让郭老至今难以忘怀。邓公亲笔挥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几个大字。

坚定的支持让珠海人民定下心来，用前所未有的勇气建设特区。

经济特区成立的40年后，珠海的成绩确实让人叫好：建立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第一个跨境工业区，第一次重奖科技人才等等都是属于珠海的优秀成绩单。

改革开放以来，珠海经济总量迅速增长，GDP从1980年的2.61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435.89亿元。

厦门，它的崛起离不开一个叫湖里的小渔村，这个曾被讥讽为“厦门的夹皮沟、西伯利亚”的荒芜土地，在1980年随厦门经济特区的成立而被正式载入史册。

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准在厦门湖里划出2.5平方公里土地作为经济特区。

1981年10月15日，著名的“湖里第一炮”在厦门湖里打响，湖里的开山炮，让厦门经济特区开始积极搞建设。

人们或许早已遗忘厦门湖里经济特区建立之初的荒芜：据史料介绍，当时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的领导和工程师在地瓜地里实地考察工作时，每人手里都要拿着一根竹棍，因为那地里常有老蛇出没，拿木棍就是要防范被蛇咬。

如今的厦门，遍布台商工厂、日系工厂和本土制造业企业，还有三家国企是世界500强。

2019年厦门的GDP是5995.04亿元，经济总量在福建省排在泉州和福州之后，和深圳相比差了一个量级。但厦门人似乎并不关心这个数字。

来自厦门的小作家李雨荃说：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相应的“本地人”概念，但厦门本地人尤其不同。老厦门人，有一种很强烈的“岛民意识”，概括起来就是“厦门岛太好了，绝对不要离开这里。”

厦门局限于一种精致的生活气息，或者充满着如海雾一般莫名而来的忧伤。它体现不出众生百态，因为这里只有一种普遍的世象。

汕头的存在感似乎不强，有人甚至忘了它还是一个经济特区。

但是在当年第一批的四个经济特区中，汕头的GDP排名第一：1980年，汕头GDP为10.8亿元，而小渔村深圳仅为2.7亿元，仅为汕头的四分之一。

汕头是港口城市，1858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文中写道：“汕头是中国唯一具有一點商业意义的口岸。”

1860年，汕头开埠，设立“潮海关”。良港带动对外贸易，也促成了外交。从开埠到1902年，汕头已入驻了13个国家的领事馆，仅次于广州的17个。

彼时的汕头，侨汇业是重要的经济引擎，是在海外谋生的汕头华侨定期寄钱给家乡，以此帮助家乡发展建设的产业。

潮商多聚集在南洋打拼，他们通过侨汇投资建设潮汕，在改革开放初期推动了广东甚至是全国的经济。数据显示，1908年至1935年期间，侨汇年均数额为38万大洋。

有人或许对大洋的币值没有概念。但据《中国现代史》所载：“民国初期，四块大洋可以买一头驴，一块大洋可以买一担米；民国后期一块大洋可以买一担谷。”

如果换算成人民币，民国时期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约等于今天二百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大洋的币值即使放在今天看，也是相当可观。

经济特区设立初期，汕头的GDP也是遥遥领先其他三个特区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