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一位女性朋友，人在境外，将要去参加一个派对。这个派对模拟一个声色犬马的场所，里面有各色酒客、男女嫖客，也有卖酒的男女，以及男公关、女公关……

参与者并不相识，通过活动广告招募而来，各自选定自己要扮演的角色，然后在场所里以这个角色存在。选择什么角色，出自真实的心理需求，而不是按照剧本指派，事实上根本没有剧本。显然，这样的派对仿真度很高。考虑到所谓自由社会的开放风气，人们在其中发生真实的关系，也不奇怪。

这一活动已经让我感到惊奇，随着谈话深入，她告诉了更多让我更惊奇的事情。有些场景，我连用文字描述都是违法的。

我从中发现—或许太后知后觉—有不少人，的确是以自我物化为快乐之源的，而且他们是真诚的。所谓自我物化，就是希望自己变成一种没有自主意志的可以任人摆布的物，或者就是一件纯粹的商品。前者的代表，是自愿的“奴隶”，被踢打，被蹂躏；而后者的代表，就是男女公关，被购买，被使用。这样的地位，会让他们快乐，甚至从中获得强烈的性快感。

再看现实，这样的需求的确遍布人间。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只会带来压抑或开放的区别，而不可能根除这一需求。正因为它的普遍性，所以不能仅仅从生理上解释，更不适合从伦理上评判。倒是这位朋友偶然间提到的一个名词，让我有点豁然开朗之感—“物化的享受”。

我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可以理解他们了。

我们都知道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儿子会恋母仇父，这是从原始人类的早期群居状态中推理而来的。新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这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尤其是弗洛伊德还举一反三地创造了另一个平行理论—“伊赖克辍情结”—女性的憎母仇父，把水搅得更浑。

所谓反常或“变态”，也许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返祖倾向使然吧。

不过，弗洛伊德从人的原始状态中去寻求论据的方向是值得重视的。恋母情结如果不分性别，视为对母亲怀抱的依恋，可能就获得了人性的支持。

我们知道，作为弗洛伊德的继承者和批判者的弗洛姆，正是这样分析问题的，只不过同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理论加入了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弗洛姆把基督教神话里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视为人类脱离自然怀抱的开端。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活动，并且开始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思考和意志支配的对象，从而被从自然中驱逐出来，人就诞生了。这一点，正是受到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论启发。

亚当、夏娃（指代最早的人类）离开伊甸园之后，从意志上说，他们自由了，但自由带来的首先是恐惧，不清楚未来命途的恐惧，不理解自然现象的恐惧。

他们始终想要回到伊甸园—重归自然，回到与其它动物一样的无意识状态，但已经不再可能。智力爆发让人类从自然中获颁自由，但自由令人恐惧，总想逃避自由。

逃避自由的人性需求，一直在潜意识中延续下来。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其实是想要重回子宫，回到无意识的安全状态；而人类之所以顺从制度，甚至是服从强权與暴政—比如犹太人在摩西带领下出埃及过程中还留恋“埃及的肉锅”，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自由是不可控的，甚至危险的，让一种类似于自然一般高高在上的力量去彻底支配自己，反而可以摆脱恐惧。宗教也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下产生和运行。

回到一开始的话题。一些人乐于在现实中扮演“奴隶”，一些人真诚地希望把“我”仅仅理解为身体，并且把身体以交易或非交易的方式任人支配，从自我物化中获得享受感，极有可能，也是遵循着人之初“逃避自由”的原始愿望。

这么看，所谓反常或“变态”，也许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返祖倾向使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