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 汤七云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也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关于湘江战役的兵力损失，学术界主要有折损过半说、5万说、4万说、3万说、2万说等观点。不过，通常的说法是，中央红军被敌25个师近30万大军前堵后追，左右夹击，损失惨重，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过江后的3万余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争议，然而这个说法有些粗线条，很容易引起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的误解或误读，更何况简单地做减法亦不能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貌。我们要弄清楚湘江战役的具体减员情况，只有厘清中央红军自出发以来一路上减少的人数，以及湘江战役各主要战场的战况，才能更加清晰和客观地认清这场战役给红军带来的损失。

1934年10月8日，在中央红军即将转移的前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作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对进行最后补充的各出发部队进行统计：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4693人、罗迈纵队9853人，共计86859人[1]P92，通称8.6万余人。不过，当时为了威慑敌军及宣传需要，对外号称十万人。

中央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总体上损失不是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民党一开始并不知道中央红军主力的真正去向，直到11月中旬蒋介石才基本搞清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目的是去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其次，红军对广东军阀陈济棠成功进行统战工作，双方达成五项秘密协议，粤军在特定的条件下为红军“让道”。最后，所经过地区的群众基础很好，比如赣南、粤北、湘南等地，是我们党和红军在过去几年里影响很深的地方。

虽然中央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没有经过非常激烈的战斗，部队的建制和序列也基本上保持完整，但还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每次突围都有一些伤亡。据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鏖战湘江》一书中所写：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红军减员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8600余人[2]P3，共计减员2.2万余人。当然，中央红军在途中一路征兵扩红过来，所以真正损失的数字要略大于此。

长征初期出现的部分人员损失，其原因是陈济棠与红军达成的秘密协定没有及时下达到基层部队，红军在局部还是遭到粤军一定的抵抗。还有，就是红军思想动员不充分导致的非战斗减员。陈伯钧在11月6日的长征日记中写道：“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特别是三十八团有两名竟拖枪投敌。昨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这种现象发生来源，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反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3]P12

在湘江战役前，中央红军的人数约6.5万人，作战部队不足5万人。三大阻击战损失惨重，其中新圩阻击战损失2000余人，脚山铺（又称觉山铺）阻击战损失3000余人，光华铺阻击战损失1000余人，约计7000人。后卫阻击战，1800人的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4300人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两支部队人员大部牺牲，约计6000人。另外，少共国际师由7000人锐减至2700余人，红五军团损失过半，红八军团减至1000余人，红九军团减至3000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目前的权威党史、军史正本均采用此表述方式，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中国共产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等。如果剩余人数取中间值3.5万，那么湘江战役约减员3万人左右。也有观点认为数字能精确到3.05万多人。[4]P156

3万余人这个数字大体上比较可靠，有两个直接证据。首先，据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回忆中估计，“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到的伤亡是空前的。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5]P210。其次，1934年12月5日国民党下达的《何键关于未能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通电》指出，“虽总计各役，匪部实力确已消灭三分之一”[6]P154。上述两个数字与红军实际伤亡情况基本一致，只不过后者的参考系数是出发时的总人数。

另外，还有一个间接证据。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估计，“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7]P8。在此，学术界对“折损过半”一词的标准存在争议。其一，如果是针对出发时的总人数，总损失数字（4.3万人以上）去掉前三道封锁线的损失2.2万人，那么第四道封锁线减员数也是2.1万人以上；其二，如果是仅针对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那么6.5万人牺牲了一半，也就是3.25万人左右。这两个概数都接近3万人。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惨烈的一战，中央红军减员严重，编制不健全，部队战斗力减弱。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黎平休整期间对部队进行系列整合与改编，史称“黎平整编”。1934年12月1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连续发布了两条电令。第一条电令——《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致董振堂等电》指出，“军委决定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具体做法是“八军团全部人员除营以上干部外应编入十三师各团，为其作战部队”，“十三师师部取消，五军团司令部直辖十三师三个团”；最后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限十八号前全部完成。首先须进行解释，并将结果电告和用书面报告军委”[1]P188-189。第二条电令——《中革军委关于取消第二纵队，合编第一、二纵队的命令》指出，“军委决取消二纵队的组织，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分编第二纵队限十五日进行完毕，并即于十五日起以军委纵队名义直接指挥所属各部队”[1]P190- 191。也就是，中革军委将减员严重的红八军团撤销，并入红五军团；红一、红二纵队合编为中央军委纵队。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首先，湘江战役导致中央红军减员非常严重，但从8万余人至3万余人的减员并非都在此役中损失，而是通过第一至第四道封锁线的累加数。其次，减员的数额并非都是牺牲，有不少是受伤、被俘、掉队、失散、开小差等。再次，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并非发生在湘江边，而是发生在湘江上游两岸的三角地带，因而该战不是仅指过江之战。最后，由于渡江的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渡口比较狭窄，约100余米，虽然渡江时的战斗并不十分惨烈，但由于受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在渡江的过程中也牺牲了不少战士，致使红军的遗体和遗失的物品漂满了本就不宽的江面，才造成红军在江边和江面牺牲几万人的错觉。

一定程度上说，“左”倾中央最高负责人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导致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伤亡惨重、战斗力受到较大削弱的最主要原因。长征出发后的一个半月间，博古、李德不顾战事的变化，执意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加上甬道式、大搬家式的行军，坛坛罐罐太多，大大降低部队的机动性，红军的优势难以发挥。同时，中央缺乏党内民主，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也听不进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正确意见，一意孤行，严重脱离战场实际，致使红军遭受到难以挽回的惨重损失。

在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现状，湘江战役不仅使他个人的威望下降，而且这么大的损失也让他难以向全党和全军交代，故心情沮丧、灰心丧气，甚至想到自杀。据聂荣臻回忆：“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画。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鬧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8]P185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红军才转为主动，此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湘江战役这样的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1]丛书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第1册）[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2]李子红等.鏖战湘江[M].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内部出版，1994.

[3]陈伯钧等.红军长征日记[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4]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5]黄克诚回忆录（上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6]丛书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参考资料（第1册）[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7]丛书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第1册）[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8]聂荣臻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孙伟（1980—），男，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研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汤七云（1977—），女，江西省德安县教育体育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