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

中央人民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的、处理日常政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政府（临时）。

组织与职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组织了两届中央人民委员会。“一苏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1年11月27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后，组织人民委员会，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王稼蔷（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同时，于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邓发为局长。各人民委员领衔组建的人民委员会各主管部门，即××人民委员部（通称中央××部）。会后，根据“一苏大会”决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这便是所谓“九部一局一委”的架构。此后，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还有1932年设立的以周月林为主任的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以及1933年4月成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

“二苏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2月3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及副主席后，一致通过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并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11个人民委员部，以王稼蔷（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邓振询为劳动人民委员，高自立为土地人民委员，林伯渠为财政人民委员，吴亮平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曾山为内务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项英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接着，大会又通过了以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直属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选定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团。此外，邓发连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与上届中央人民委员会的组成相比，这一届中央人民委员会不仅主席易人，而且未设副主席。另外，增设了粮食部，调整了几个部（劳动、土地、国民经济、司法、内务等部）的人民委员职务。

1934年2月17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依法履行如下职权：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指定的范围内得颁布各种法令和条例，并得采取适当的行政方针，以维持行政上的迅速和秩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及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和条例，须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如与大政方针有关系者，应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他的主席团去审查批准，但遇紧急事项，人民委员会得先解决，并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有审查修改或停止各人民委员部所提出的法令及其决议之权。人民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须按时向他们做工作报告。

主要施政方式

中央人民委员会为有效施政，除上文提到的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决议，采取适当行政方针外，还主要运用了如下几种方式施行政务：

实行集体领导、首长负责制。人民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主要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以下简称“常会”）的办法来实现。《红色中华》报载，自1931年11月中央人民委员会成立至1933年9月中旬，中央人民委员会先后共召开过49次常会。出席常会的通常有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列席会议的有中央政府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与讨论问题有关的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等。常会议事范围涵盖大政方针、组织机构、干部任免，中央政府的决议、法令、条例、指示，地方苏维埃的决议、法令、条例、报告，中央政府、地方苏维埃的经费预算，以及巡视检查等。

例如，1931年12月27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常会的议决事项有：（1）出席闽西联席会议的报告；（2）通过统一财政条例和训令；（3）决议颁布处治政治犯条例交司法委员会起草；（4）决定颁发合作社条例、投资条例、借贷条例，交财政委员会起草；（5）为计划发展苏区经济起见，决定将中央财政委员会扩大改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6）决定各级苏维埃选举经费由中央规定数目发给。

中央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在他的权限内有单独解决一切问题之权，他还是在该人民委员部之下设立的部务委员会主席。部务委员会是为便利各人民委员部工作而设立，进行讨论和建议的机关，其委员由人民委员会任命。各人民委员解决权限内的重要问题，事前须提交部务委员会讨论，如部务委员会对于人民委员的决议有异议时，有提交人民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之权。

检查、巡视和指导各地工作。1932年3月2日《红色中华》公布的《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五号——切实执行工作检查》指出：“自从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曾经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法令条例、训令和通令等……但是两三月来，中央没有接到各地政府对于执行各项法令的经过情形的报告，根据各地所发生的事实看来非常令人不满，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照着法令切实执行，或者是执行得极不充分，甚至有忽视执行上级命令和法令的疏忽懈怠的严重现象……现为着制止和纠正这种现象起见，应当立即切实执行各级政府的工作检查，在工作检查中应该考察在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否有消极怠工腐化、不尽职等等的情形。对于一切不执行上级命令和工作不积极的要予以革命纪律的制裁，以强固苏维埃政府，使苏维埃的工作紧张起来，消解一切疏忽松懈的现象。”命令还提出目前要着重检查的6个问题：选举运动、春耕运动、节俭经济、优待红军、肃反工作、财政统一。检查重点是各地政府执行上级命令和法令情形。检查目的是发现各地工作中的错误与困难，并设法改正和克服，以推进各项工作。命令最后规定了各级政府限期呈报工作、逐级检查工作的时间。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实行巡视制度，派员到各地进行巡视，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改进工作。1932年1月27日召开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就议决巡视瑞金工作，且由主席起草巡视工作计划。1933年，中央巡视员发现并报告瑞金武阳区尤其是石水乡的春耕生产运动搞得很火热、很有成绩，进而促成了中央苏区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在武阳召开。

直接派中央政府领导人下到各地出席有关会议或重大活动以指导工作，也是加强人民委员会施政力度与效果的措施之一。1932年9月，何叔衡受委派到江西省苏维埃检查工作及出席该省工农检查（察）部联席会议。回到瑞金后，他在193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常会上报告了此行经过情形。常会审议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给中央的工作报告，逐一指出该省最近工作的优点和缺点，“议决先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一指示信，随后再派专员指导一切”。

办好中央政府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瑞金创刊。创刊号的发刊词开宗明义地写道：“它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以达到全国的胜利。”为此，“它的工作：第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眾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第二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以建立巩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第三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与反动统治的内部冲突崩溃，及一切政治内幕，介绍苏区非苏区红军斗争、工农革命运动的消息，使工农劳苦群众，懂得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与必要采取的斗争的方法，而成为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勇敢战士”。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红色中华》设置了“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角”“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铁锤”“红色小词典”等栏目，以及特刊、副刊、号外。为培养工农作者、扩大稿源，报社组建了工农通讯员队伍，并不定期进行培训。报社还组建了发行网，报纸发行量曾达到4万份。

发现、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典型引路，带动全局，常常收到满意的效果。在合作社运动中，有兴国上社区、瑞金壬田区模范消费合作社；在春耕运动中，有瑞金武阳区、石水乡春耕生产模范集体；在扩红运动中，有扩红模范兴国县、瑞金县；在借谷运动中，有“退回谷票的模范”瑞金黄安区、云集区、壬田区等；在粮食动员运动中，有“粮食动员的模范”瑞金县，“布尔什维克的粮食运动”兴国县；等等。临时中央政府发现这些先进典型后，及时进行总结，分别通过登报、开会、巡回演讲、打擂台竞赛等方式，予以表彰奖励，既鼓励先进典型，更激励多数地方多数人，进而推动各项工作。

对中央直属县瑞金的直接管辖，也寓有典型引路之意。临时中央政府几度派员出席、指导瑞金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直接干预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任免和财政预算，以及经常巡视、检查瑞金工作，在《红色中华》上连续地、大量地刊登来自瑞金的报道等。这些有利于发现、培养首都的先进典型，及时加以宣传推广。

学习型、节省型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建设目标，经历了从起初的“建立巩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到“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再到“争取苏维埃工作的速度与质量，使一切苏维埃工作完全适合于革命战争的要求”几个阶段。其突显的是对苏维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政治上、业务上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接近“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本色。为达到这一目标，临时中央政府从建设学习型和节省型苏维埃政府入手，采取许多措施，取得许多进步。

1932年3月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专门就政府人员要加强学习的问题颁布第六号命令。命令指出：“有许多地方的政府，往往因负责人的文化程度太低，了解问题太差，以及不能把政府的经常工作好好的建立起来，对于上级的命令和文件，多半不能了解，也就不能执行。政府本身的日常工作，大抵不能有计划的推动和进行，甚至连本地方的零细问题，都不能解决，因此大大地减低了苏维埃政府的威信和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命令强调：“固然许多地方政府的负责人，纯系工农成分，文化程度低下，缺乏充分的工作能力，但是决不能因此便让他继续下去，甚至藉口工农……来搪塞，以掩饰因循敷衍消极怠工的恶习以至不愿学习不想进步的具体表现。这是绝对不准存留在政权机关内的。”命令号召：“每一个在政府工作的人都应当加紧学习，尽量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尤其是不识字的工农同志，更要努力识字，积极学习政治和工作，造成﹝就﹞真正的工农干部。”命令告诫道：“无论哪一政府人员，如故意忽视学习的工作，敷衍了事者，则以怠工论。”

为了提高工农同志的学习水平，加强文化教育，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每一区、县、省苏维埃都要设识字班，所有的委员和工作人员，都要强迫他们努力识字，并要邀请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识字；乡苏维埃有学校的要办识字班，没有学校的由该乡识字的人来负责，主席及苏维埃代表都要强迫识字。初学识字的人，平均每人每天至少要记5个生字，识字的要教不识字的。程度稍高的要成立读书班，可用中央所发的训令、通令、法令、条例等及《红色中华》为教材。上级政府应当经常督促指示下级做这一工作，并检查他们的成绩。下级要经常向上级报告并寻求帮助。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举办苏区干部训练班，以何叔衡为班主任。其间，专为瑞金培训县、区、乡干部的班就开办了两期。随着工农干部文化程度的提高，瑞金陆续开办了各类专门学校以至高等学校，比如农业学校、银行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等，满足他们提高政治思想和文化科学水平、提升工作能力的需要，从而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帮助工农干部和红军战士学习文化方面，毛泽东率先垂范，作出了很好的榜样。1932年初春，毛泽东在瑞金东华山休养，召集警卫战士办了个小型识字班，每天教学五六个字，以后逐渐增多，使这几名年轻战士摆脱了“睁眼瞎”。1934年夏，毛泽东鼓励新当选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长娇学文化，并亲自教她学认字写字。慢慢地，黄长娇学会了几百个字，逐渐能看报看会议通知和文件了。

建設节省型苏维埃政府，从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就开始了，而且随之成为中央政府的一项执政原则。1932年2月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六次常会讨论和决议的重要事项中，就有“通令各级政府发展节俭运动”，全力帮助红军开展革命战争。针对过去各个地方的政府和群众团体在财政未统一时，存在许多浪费、滥用公款现象，1932年2月17日《红色中华》公布的《人民委员会通令第三号——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约经济运动》郑重申明“这是苏维埃政权下所绝对不允许的”，指示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俭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枝笔都不要浪费，以免多耗经费”。此后，中央政府又多次在给各地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中，反复强调要节俭一切费用供给革命战争。直到“二苏大会”开幕后，毛泽东在向大会作报告时还指出：苏维埃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个铜片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

据此，中央苏区开展了广泛、深入、持久的群众性节省运动。无论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国有企业、合作社，还是红军部队、军事部门，乃至工农群众，都投入到节省运动中。从节省办公费、伙食费、医药费、杂费，到节省每张纸、每滴油，退回公债和借谷票；从节省粮食、衣物，到自己种菜、养猪；从精简机构，到裁减冗员，各个群体、各个领域都沉浸在节省的浪潮中。中共中央机关邓颖超、博古、陈云、金维映等23人在《红色中华》发表公开信表示，虽然他们在苏区没有分田，但是为着革命战争还是愿意：（1）每天节省2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打胜仗；（2）今年公家不要发给我们热天衣服，把它们给新战士穿。

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在物质上，中央苏区节省大量行政经费，节约大量办公用品、衣服和各种物资，裁减冗员充实生产第一线，从而减少财政支出，增加革命战费；在制度上，推动苏维埃会计工作的建立和预决算制度的初步实现，在财经战线上、苏维埃法度里打下了一个根基，体现出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在精神上，工作人员的劳动纪律性提高了，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高扬，对革命任务的认识更清楚更深刻，因而自觉投入到反贪污腐化消极分子的斗争中。1934年9月11日《红色中华》发表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指出：“这一成绩比节省的金钱还要大，这是伟大的成绩，不能以数目字估计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医院休养员在节省运动中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培养自力更生精神。党政干部在节省运动实践中感受到群众的智慧与力量，增强了群众观念和实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由此，新的群众化、实际化、组织化、纪律化，具有艰苦斗争坚忍性的苏维埃工作作风，渐渐树立起来、弘扬开来。

经由建设学习型、节省型苏维埃政府的努力，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确实现了预期目标，并且留下许多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