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

俞秀松论“初心”

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联合是大家集合一致的力量，向共同的目的进行，对内可以增加互助的利益，对外可以用温和或激烈的方法抵抗阻力。联合的方法，在由小团体而成大团体。能自觉才能联合，能联合才能破坏，才能建设。自觉和联合是改造的唯一方法。

——俞秀松《〈浙江新潮〉发刊词》（1919年11月1日）

改造社会的好方法现在中国的社会是甚样的社会？中国底人是甚样的人？我们处在这种社会之中，和这般人而谈改造，不是用急〔激〕进的方法——好方法——无论如何不成功的。现在的人，都怕急〔激〕进的方法……我认为我们改造社会的好方法，就是使社会愈闹得利〔厉〕害愈好；惟恐我们底方法，还不能使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闹起来呢！如果全世界能够大闹起来，那是我所更加欢迎了。

——俞秀松《给骆致襄的信》（1920年4月4日）

青年团必须无条件地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和直接联系我们已认识到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的必要性，我们的青年团必须在学说上，在关于领导和榜样方面，无条件地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和直接联系。同时在管理和技术方面，它必须保持它的完整性和自主性。它的完整和自主是建立在现今的纯粹客观的条件以及这个青年团的活动的性质的基础之上的。

——俞秀松等《中国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7月）

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父亲，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礼〔理〕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这里面的同事大都抱着升官的目的，他们常常以此告人，再无别种抱负了！做官是现在人所最羡慕最希望的，其实做官是现在最容易的事，然而中国的国事便断送在这般人的手中！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做官？我永不曾有这个念头！父亲也不致有这样希望〈于〉我吧。

——俞秀松《給父母亲的信》（1923年1月10日）

专家解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第一任团中央书记，杭州五四运动的领导人，首次出席莫斯科国际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是我党最早参加与军阀作战的军事工作者，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作出卓越的贡献。

“改造社会”的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人们表达社会革命，多使用“改造社会”的提法。在俞秀松的早期文献中，“改造社会”的提法见之于1919年11月1日由俞秀松起草的《〈浙江新潮〉发刊词》。在发刊词中，俞秀松这样定义“改造社会”：“我们要谋‘生活的幸福和进步，不可不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东西，建设自由的、互助的、劳动的社会。这建设和破坏，就是改造社会。”发刊词还提出：“改造社会将由那〔哪〕一种人担任呢？将用怎样方法呢？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在于农工劳动者，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觉和‘联合。原来凡是人类，都应该负改造的责任的、但是现在的人类，大约可分政治阶级、资本阶级、智识阶级、劳动阶级四种。政治阶级和资本阶级，就是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根本，正是自由、互助、劳动的大敌；要他们改造，好像要公娼守贞操，那是万万不能的。”俞秀松认为智识阶级也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责任，提出：“劳动阶级占全世界人类的最大多数，而且都能尽互助、劳动的责任；但是生活的苦痛唯有他们受得最甚，所以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不能不由劳动者担任。凡智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智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至于‘自觉，是使人厌恶旧社会的生活，有新社会生活的希求。自觉的方法，不外学校、讲演、出版种种教育事业。联合是大家集合一致的力量，向共同的目的进行，对内可以增加互助的利益，对外可以用温和或激烈的方法抵抗阻力。联合的方法，在由小团体而成大团体。能自觉才能联合，能联合才能破坏，才能建设。自觉和联合是改造的唯一方法。”

这时，俞秀松提出“改造社会”的观点，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对于这一点，1925年11月24日，俞秀松在填写旅莫（斯科）中国国民党支部党员调查表中，回顾这一思想演变过程。他的思想演变经历了四个时期：

小学时期。这一时期，俞秀松崇拜“英雄思想”，“喜看古代英雄传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赴汤蹈火的晁错、卧薪尝胆的勾践、秉笔直书的太史公等都是他十分敬佩的英雄。辛亥革命时，浙江是爱国人士辈出的地方，徐锡麟、秋瑾、王金发等都是俞秀松身边的英雄人物，他们为推翻清王朝，不惜舍生取义，在俞秀松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一时期，他写下《愚公移山论》《论成败》等大量作文，赞颂英雄。俞秀松在《愚公移山论》中写道：“昔高祖之得天下也，困于羽兵，几死鸿门，然卒能成帝业。呜呼！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乎？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在回忆这一时期的人生经历时，俞秀松写道：“我九岁到十六岁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当时我曾充满英雄主义的幻想。”

中学时期。这一时期，俞秀松具有“道学思想”，“喜看孔子、宋学、曾国藩等著作”，此外，俞秀松开始接受一些新思想的影响。1930年1月1日，他在《自传》中说：“十七岁时，在我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进了省城的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在这所学校我念了四年半书，那几年，特别是最后两年，对我思想进步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每年在那里读书要交一笔数目不多的钱（将近四五十元），但即使这样，对我家里来说已经是很困难的了。这种社会地位确实使我产生了革命的情绪，对当时社会的制度有了敌对的看法。这是一。第二，当时我们中国发生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国，在人民中间，特别在学生中间，强烈不满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我们学校里全体学生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当时就我的思想观点来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沙文运动的，认为它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贫苦的劳动人民的。由于我老师的指点，我有机会接触了一些新的有关革命运动的书籍。当时我对首次在中国书籍中作为一种群众性现象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很感兴趣。当然我还无法分清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工联主义，什么是工会等，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同。”

1919年至1920年时期。这一时期，俞秀松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喜欢看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1919年，中国发生了影响世界的重大政治事件——五四运动。北京大、中学校学生罢课游行，各地纷纷响应。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师生也走上街头，罢课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等口号。据俞秀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邵仁回忆，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又组织了不少宣传队，上各闹市热闹街道去宣传……我们一组十个人，由俞寿松率领，我们拿着小标语旗……到湖墅、拱宸桥一带宣传。拱宸桥有日本租界，比较重要……我们走到湖墅夹城巷口，早市未散。由我借来一张条凳……由俞寿松等同志依次上凳，把我们国家受欺凌的情况，及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内容都说了一番。还加上朝鲜人做亡国奴的惨痛景状……淋漓尽致地痛述了一番……听了讲演，都很气愤。有很多人跟着我们喊口号”。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1920年1月10日，俞秀松来到北京，参加了陈独秀、李大钊倡导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其口号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一边劳动，一边自学，希望在当时的社会中建立一种人类的崭新生活。俞秀松在这个组织里待了半年，由于经济上的一系列困难，工读主义宣告破产。俞秀松在《自传》中说：这时，“我才逐渐明白，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不通过革命来建立人类的新生活完全是一种空想，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工作所遇到的困难使我坚信，如果要建立人类社会的新生活，首先要唤起工农大众，和他们一起来进行宣传”。俞秀松关于“改造社会”的言论就是这时发表的。

1920年至1925年时期。俞秀松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时期。俞秀松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上海完成的。工读互助团解散后，俞秀松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找到浙江一师的老师沈玄庐，并经他介绍进入《星期评论》社工作。他在《自传》中写道：“1920年三月，我到了上海。过了一段时间，我进了一家铁厂，在那里工作了四五个月。在那时我开始参加了工人运动。五一节那天，我和其他同志想组织一次游行，没有能成功。但我们还是聚集起了二三十个人，开了一个短会，这对上海无产阶级来说是第一次。”“在上海生活的最初日子里，我认识了戴季陶（国民党的理论家）、沈玄庐等人。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在迄今为止发现的俞秀松1920年的日记中，多有记载与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交往的内容。例如，1920年6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九点钟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7月15日的日记中又写道：“玄庐对我说，凡是苦痛，都是不负责任造成的；都是负责任忍受的。”“还是先从集权于一个人，以后再集权于组织上。做事到稳当了，该用分权；做事在进行时，还是用集权。”

在陈独秀、沈玄庐等人帮助下，俞秀松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很快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认识到“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1920年5月，陈独秀等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8人。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俞秀松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标志是他和陈独秀等一起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俞秀松回忆说：“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我们党的存在（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是在1920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他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我作为上海的领导成员之一，实际上是一个人承担了上海的全部工作。”俞秀松这里讲的“第二次会议”指的是1920年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他讲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指的是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大会。

加强党对共青团领导的思想

1921年7月，俞秀松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言，明确指出：“青年团的整个领导都掌握在共产主义者的手中”，“我们必须把青年团的中央和分支机构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努力地在中国各类青年组织中施加我们的影响”。

这个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呢？中国青年运动是从1919年开始的。这一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其性质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俞秀松冲在运动的最前列。五四运动最终实现了两大具体目标：一是罢免三个卖国贼，二是拒签凡尔赛和约。这使俞秀松真正看清了团结的力量。团结必须有组织，这是靠领袖的正确领导实现的。五四运动的领袖就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曾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大部分城镇都建立了学生组织。这些学生组织一般分为两种：一是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其口号是“绝对自由”；二是社会主义者的组织，他们有社会革命的目标。俞秀松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是一个秘密组织，而青年团是一个半公开的机关。党的许多活动是以青年团的名义进行的。因此，青年团在中共创立初期发挥着重要作用。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时也为“培养挑选预备党员”，就指派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据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记载：“一九二○年八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里所说的“某日”，后来考证是22日；“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指的是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这天，宣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会议，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新青年》编辑部里隆重举行。与会者除上述8人外，还有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书记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翻译杨明斋等人。据陈秀萍撰写的《俞秀松评传》记载，会上，“俞秀松汇报了筹备情况，强调了‘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把要求进步、寻找出路的青年团结在共产主义小组周围的时机已经成熟，该瓜熟蒂落了”。大家一致赞同他的看法。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即宣告成立。俞秀松当选为书记，他亲手制定了团的章程，作为一切活动的准则。当年参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的施存统多年后回忆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共产党指派俞秀松负责组织的。”俞秀松是这样描述成立大会的：“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举行成立典礼，其成员均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便向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和信件，要求各地进行建团工作。在上海团的带动下，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也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据史料记载，1920年10月，毛泽东即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之后立即开始在湖南发展团员，筹建长沙团组织。

这一时期，俞秀松参与创办了最早的革命摇篮——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他和库兹涅佐娃担任俄语教师，李达任日语教师，李震瀛任英语教师，俞秀松任秘书，具体管理学社的日常行政事务。俞秀松还与陈望道一起，给学员讲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国语学社很快就发展了30多名团员，主要有李中、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傅大庆、周兆秋、柯庆施、梁百达、卜士畸、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同时，在工人和学生运动中发展团员，1920年到1921年间，团员曾达200人。1921年春，為培养革命骨干，外国语学社还选派约40名学员，分三批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约40名学员”主要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汪寿华、萧劲光、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韩慕涛、蒋光慈、傅大庆、彭述之、卜士畸、韩平的、蒋热血、吴葆萼、曹靖华、韦素园、任作民、王一飞、谢文锦、许之桢、梁柏台、华林等。其中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彭述之、罗亦农、汪寿华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

青年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帮助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1921年1月，俞秀松被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指派为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在开展工人运动之初，帮会势力是个很大的阻力。有宁波帮、湖北帮、湖南帮、江北帮、苏帮、安徽帮及本地帮等，把全上海数十万工友“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弄成各地工友有互不相容的恶感，使资本家坐得大利”。而“俞秀松主要负责应付流氓，为发展工会准备条件”。正是有了与帮会流氓周旋的切身体验，因此俞秀松对帮会组织的看法就比较全面。俞秀松在上海厚生铁厂做工时，参加筹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他先后参加创建上海火车司机俱乐部、上海印刷工人俱乐部和青年工人半日制学校。1921年2月，上海有轨电车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这次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当时两个电车工人对青年团员说：“资本家知道我们工人至今没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无法开展斗争。因此，他们用停工[译注：封闭工厂（车辆）]的办法来与我们作对，然而我们是充分地组织起来的，如果他们继续停工，我们将得到电力工人和水厂工人的支持，我们将使这个城市没有光，没有水。”这些工人对组织起来的认识，对俞秀松的思想触动很大。由于工作出色，俞秀松领导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被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书记达林誉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

当时共产党和青年团并没有严格区别，因此，在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了青年团。年过40岁的陈独秀也参加了青年团。正是由于入团条件没有严格规定，团员中曾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指出：“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因为青年团的成分十分复杂，所以思想不够一致，特别是1921年3月，中央安排俞秀松到莫斯科学习后，各地组织形式散乱，工作停滞不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代行团中央的职责，但并未明确与各地组织的从属关系，导致组织内部步调不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对此作了这样的分析：“因为分子如此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解散时，俞秀松尚在俄国。得知这一消息，他深有感触。联系创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程，他认识到，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为着“培养挑选预备党员”而诞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原则为原则。成员思想不纯，就难以为党培养和挑选优秀的有生力量，就不能真正聚拢在党的旗帜下。所以，在向青年共产国际报告中国青年运动情况时，他明确指出：“我们已认识到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的必要性，我们的青年团必须在学说上，在关于领导和榜样方面，无条件地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和直接联系。同时在管理和技术方面，它必须保持它的完整性和自主性。它的完整和自主是建立在现今的纯粹客观的条件以及这个青年团的活动的性质的基础之上的。”

“我是世界的人”的无产阶级信念

“我是世界的人”，是1920年4月4日俞秀松在《给骆致襄的信》中最早提出来的。他在信中说：“我是世界的人，决不是什么浙江，什么诸暨，什么人底人。身到那〔哪〕里，就算那〔哪〕里人了。”这段话表现了他胸怀天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俞秀松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与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他在小学时就写了《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作文，认为得天下者在于民心服，“民心服，即得天下矣；不得民心，即失天下矣。何哉？盖民一国之本也”，这体现俞秀松自幼就树立了远大志向，而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他还写下《政治宽猛之道当若何》一文，纵论治国之道。文中提出：“治国之道，政宽则民生邪心，心邪则易得罪；政猛则民亦苦，苦则民多乱。故曰：治国之道，莫如宽济猛，猛济宽也……中国之政，亦如是也。而外国日逼，要害之处，皆操于强邻。政治尚可问乎？”在这里，俞秀松站在执政者的角度，就如何处理执政者与被执政者、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强调，要宽严相济，防范外国强邻。在《论成败》一文中，俞秀松写道：“世人言成败，莫不曰赖天命。夫天命苟可赖也？桀纣何为而亡？汤武何为而兴？由此观之，天命固不可赖矣。是故欲强国，莫如君善，君善则政教法制莫不善矣，而国可平治。读中国历朝兴亡之史，失其策则亡，用其策则兴，无朝不如是也。虽然有法必有弊，自然之理耳。夫成败不可必。何也？昔汉昭烈帝败于魏，而曹操抵掌已〔以〕为天下已定，而不知昭烈帝东连吴越，举兵北伐。夏侯授首，是成败不可必也。要而言之，时不论古今，地不论中外，政不论君民，而其所以成事败事者，何一不发源于人心也？”这篇短文引用中国历史一些朝代兴衰的案例，总结他们成败的经验教训。现今发现的俞秀松在学生时代的一些文章，很多都是站在国家、民族和全局的高度进行论述的。这为他后来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人”，脱离了一省一地的局限，打下了思想基础。

“我是世界的人”，是无产阶级应有的品格。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俞秀松提出“我是世界的人”时，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寄予幻想。他在一份俄文的清党材料中说，因为“受乌托邦学说的影响，参加过一个这样的组织。后来这些组织排挤我，逐渐就远离了它们。曾在一家工厂劳动，接近了陈独秀和戴季陶，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清楚的理解”。文中所说的“参加过一个这样的组织”，指的就是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但是，工读互助团没能让他找到革命道路，因此俞秀松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1920年3月，俞秀松在给父亲的好友骆致襄的信中断然宣告：“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我想去的地方，现在大约是漳州，将来或南洋，或俄国未定。”这里，已经表达了他要做“世界的人”的思想，并描绘了将来的去向，即离开中国。20多天至多一个月后，他再次致信骆致襄，正式提出了“我是世界的人”的观点。他所提出的“我是世界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要做革命家，做一个无产者，为全世界人民服务。不局限于浙江，不局限于诸暨，甚至不局限于中国。

这种思想很快付诸实施。1921年3月29日，应青年共产国际的邀请，经党批准，俞秀松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留俄学生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身份与苏方协商我党进步青年赴苏学习等事宜。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太雷、俞秀松、陈为人向大会报告了中国青年运动自1919年以来的工作，让各国革命者深入地了解了中国青年团。

做“世界的人”，必须对世界无产阶级事业高度负责。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国除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外，还有一个人的出席引起大会的关注，他就是江亢虎。江亢虎是中国社会党的创始人，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曾投靠北洋军阀政府。俞秀松认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社会主义者的大会，不应该让江亢虎参加。1921年7月，俞秀松联合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和来莫斯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共13人，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发表声明，反对江亢虎参会，其理由：“（1）江亢虎以何种名义出席代表大会？是代表目前在中国不存在的中国社会党？在这一并不存在的社会党里更没有什么左翼，那么他以何种名义来参加？（2）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经由满洲里来的，而在满洲里我们的同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均因作为希望来苏俄的社会主义者而被逮捕，他如果没有得到总统的秘密同意，他就无法由满洲里来俄。很明显，他来俄是来进行间谍活动的。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我们有责任对他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會提出抗议。（3）日益发展的我国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应当了解，如何端正运动的方向，对我们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会给我们在中国的敌人以借口来贬低我们。”这种捍卫共产主义运动纯洁性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在俞秀松等积极努力下，江亢虎被取消代表资格。关于这次收缴代表证的经过，江亢虎后来又有详细的回忆：（我）本以社会党代表名义出席第三国际会，已就绪矣。闻某团代表张某（张太雷）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系由东方管理部（远东书记处）部长舒氏（舒米亚茨基）所介绍而来者，因往访之……不意相晤之下，张闪烁其词，不自承为代表。余方异之，及出席时，见张与舒氏在座，因询之曰：“君代表券乎，来宾券乎？请相示。”张不可，而转索余券。余立示之，张乃以其券相示，则亦代表券也。出席二、三日，不意国际会竟将余券收去……至终事后细访其故，始知张某等竟设为种种证据，致书于国际会，以中政府侦探目余。从上文看，江亢虎认为张太雷造成他被取消代表资格，实际上这不仅是张太雷等远东代表团抗议的结果，此事还因俞秀松联合13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签名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发表的声明。这些签名人是：袁笃实、任岳、卜士畸、平的、韩伯画、陈启沃、吴先瑞、彭泽、曹雪春、彭图玮、陈为人、吴芳、澎湃。历史发展证明俞秀松等当年阻止江亢虎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正确的。

就在俞秀松等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发表声明反对江亢虎出席大会的当日，俞秀松还向共产国际远东部发表声明，对另一名代表的身份提出质疑。这个人叫姚作宾，四川南充人，1918年自费到日本留学。五四时期，姚作宾在东京留学生里已经是一个小有影响的人物，并担任上海的全国学联理事。在维经斯基到中国之前，苏俄派遣各类使者来华的原因之一，就是出于对五四时期达到高潮的全国性学生运动的震撼和关心，姚作宾自然也成为苏俄使者感兴趣的对象。为了与俄共组织建立关系，姚作宾于1920年5月代表全国学联秘密访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俄共方面的文件称他为“同志”，说：“这一年（1920年——引者注）5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姚作宾同志从上海来到海参崴。同姚同志一起讨论了苏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问题、通过创办报纸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以及为向往苏俄的中国学生提供帮助问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威连斯基来到中国后，似乎与姚作宾有过一些接触，但他们对其颇为失望。他们在经过多方面比较之后最终认定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坚定信仰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有着更大的声望和号召力，他们代表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更具建党基础。

姚作宾来到莫斯科后，在俄国人面前自称是共产党的代表，并吹嘘自己的组织拥有多少军队，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等人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共产国际递交抗议书。俞秀松向共产国际远东部所做的声明说：“不久前来到莫斯科并自称中共党员的中国公民姚作宾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他没有任何权力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不管共产国际同他讨论什么问题，做出什么决定，据姚作宾建议给予什么拨款，中国共产党都不予承认，因为姚作宾是学贼，在第二次学生罢课期间他的劣迹尽人皆知。我们担心共产国际因不了解实情而被姚作宾欺骗，认为有责任提请共产国际注意，希勿与之发生任何正式接触。”尽管俞秀松在声明中所说的姚作宾“没有任何权力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姚作宾是学贼”等仍有可斟酌之处，因为姚作宾从俄国回来后，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大革命时期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重庆从事工人运动。但历史证明俞秀松是正确的，姚作宾最终还是走向了反面，抗战时期堕落为汉奸。

做“世界的人”，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仰。1925年10月28日，俞秀松第二次赴苏俄学习。陈独秀在当天亲笔签名给中共旅莫支部的信中，告知此行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学员103人，途中由5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中央指定俞秀松任书记。俞秀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担任学生会主席、党团书记。他与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对王明一伙在副校长米夫支持下的宗派主义活动表示不满和反感。俞秀松受旅莫支部委托，几次找王明谈话，尖锐地指出其问题，诚恳地希望他改正。王明表面虚心接受，内心却记仇怀恨。1927年11月，俞秀松进列宁学院深造和工作。列宁学院副校长基尔山诺娃在致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中说：“那利曼诺夫（俞秀松）和丘贡诺夫（周达文）在学校里给人的印象是可靠的党员，有能力的学生和无疑能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同志。”此后，一系列指控指向俞秀松。据史料记载，“1928年共产国际东方部由米夫、向忠发和苏兆征签名对那利曼诺夫（即俞秀松——引者注）提出指控，控告他与苏联非法反党组织‘江浙同乡会（以‘互助金会的名义）有联系，控告那利曼诺夫与该组织直接联系”。

根据列宁学院支部局1928年7月1日会议记录，所谓“江浙同乡会”，“是这样产生的：去年（即1927年——引者注）在中大毕业的同学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立即派回中国。部分同学被派到各个不同的军事院校：莫斯科军事大学，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卡军政大学，各步兵学校。这些同学所处的生活条件截然不同，有的有150卢布的助学金，有的只有3卢布。这样就有必要建立互助金，每人定期缴纳会员费。那利曼诺夫（即俞秀松）认为，这个组织决不是一个政治派别。那利曼诺夫与这些从中大转到其他各高校的部分学生有通信联系。如那利曼诺夫曾给叶利扎罗夫（即蒋经国——引者注）同志写过一封信，叶是蒋介石的儿子，共青团员，曾经是中山大学中的反对派，现在在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学习。那利曼诺夫规劝叶利扎罗夫同志一定要学习列宁主义，并说，如果叶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会像对待同志那样对待他……那利曼诺夫也给中国同学利亚多夫写过信，是对他要求介绍入党的回信。利亚多夫也要求米夫、阿戈尔及其他一些人作过介绍人。那利曼诺夫拒绝为利亚多夫当介绍人，因为他被指控为反对派。在信的结尾，那利曼诺夫讲了中大的困难情况，在中大，为了一句话就会被控告为反党。这两封信也是米夫同志指控那利曼诺夫与非法政治组织有关系的理由。”从以上情况来看，所谓“江浙同乡会”纯粹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

对这一问题，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曾发表声明，“要求同志间消灭一切政治名词的攻击，因为这种无原则地滥用政治名词的攻击是党的生活及党的工作上的缺点”，并就此解释说：“第一我们要求同志间消灭一切政治名词的攻击的中心观点是在现在同志间往往滥用这些名词无原则地作相互攻击的武器使同志的关系坏到万分，这是要赶快消清的。第二我这句话自然不是要否认过去党的生活中一切有原则的斗争，更不是否认这种政治名词在某种必要时的批评作用。譬如同志中或是机关中犯了某种政治上或是组织上的错误到了严重而有系统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一个历史的或抽象的名词来指明这种错误的危险前途。这不但过去党的生活中免不了这样事实，便是将来也免不了。但我们却反对同志间滥用，这类名词把犯有错误而可以说服改正的同志或机关硬放在这类名词之下当派别来看待来攻击。”周恩来的声明意思很明显，就是同志间的矛盾不要无限上纲，生拉硬扯到“江浙同乡会”这样的政治名词上。但是，指控俞秀松与“江浙同乡会”有联系的闹剧并没有中止。

1929年8月，在“中大”学习的26人离苏回国。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写信给中共中央，说这一批回国的人员中，多数有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的嫌疑。中共中央为了考察了解这批回国人员的政治态度，在上海开办了特别训练班。学习结束后，中央认为多数同志“没有反对派嫌疑的真确证据”。对于俞秀松在列宁学院的表现，由茨奥涅夫、卡利诺夫、罗日诺夫、谢列勃良斯基、纳茨奥夫组织委员会和俞秀松所在的黨小组组长卡利诺夫共同签署的组织学术鉴定对俞秀松作出这样的鉴定：一是“思想坚定，政治开展。应特别强调的是，他对待委派给他的一切社会——党务工作极为认真负责。”二是“遵守纪律。”三是“在学术方面，积极主动，能力强。充分领会掌握所学材料，但语言方面的困难（俄语掌握得不好）妨碍他阐述已学的材料。能指出问题的关键要点，会利用材料，并将理论问题与现实的当前政治任务联系起来。掌握马列主义方法。”最后结论：“可推荐在党务——组织领导工作中使用”。还说：“本鉴定经小组会议通过，为最后定稿。”这个鉴定对俞秀松给予高度评价。

但宗派主义者对俞秀松的政治迫害阴魂不散。1937年11月14日，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康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从苏联回延安，途径新疆，借盛世才之手将俞秀松逮捕入狱。俞秀松后被押解到苏联，执行枪决。

蒙冤终会昭雪。1961年12月，俞秀松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1962年，有关部门发给安志洁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96年8月，俄罗斯军事检察院为俞秀松平反。《平反证明书》指出：俞秀松于“1937年12月10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门无证据逮捕，并于1939年2月21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刑法第58条第6、8、11款判处刑事处罚极刑——枪决，并没收财产。判决于1939年2月21日在莫斯科市执行”。“根据1991年10月18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给予在政治大清洗中受害者平反法》第3条，现被证明，王寿成（即那利曼诺夫或俞秀松）被彻底平反。”★

（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