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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到老来方可著

2020-10-13李成晴

读书 2020年10期
关键词:刘东紧迫感陈寅恪

李成晴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

提起《论语》,不同学人的脑海中,大约都会有不同的图景定格着,在笔者而言,则是《论语·宪问》篇里这个孔子击磬于卫的现场。当言不尽意,只剩肉身与金石在广袤的时空之下相击撞的时候,孔子在想些什么?声声磬音,传达出的是孔子的低喟,或咏叹。

有从容沉思的时空条件,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尽管可能像朱熹那样欣赏荷蒉者听音知意的高明,却也懊恼于荷蒉者顺世知止的言说唐突地打破了孔子沉静的思考,甚至逼着孔子不得不说出“果哉”的感叹。孔子是有忧思的,忧患意识更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深刻内里,刘东先生将其概括为“一种本体的‘忧”,也可称作无名之忧、自律之忧或自寻之忧。对于种种偶然性的担忧,“对于人生的死生大限,暗自生出无名的悲壮、苍凉与微茫”,会引导学人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种“困境中的生命意识”,进而为自我的“晚期写作”给出解决方案——这也许可以看作刘东继《天边有一块乌云》之后要写《前期与后期》的内在动因。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刘东一直保持着对《论语》文本的研读,而心得的纸面落实,直到二0一八年的《天边有一块乌云》才初见系统的发摅。至于新近出版的《前期与后期》,更是时时处处在孔子与儒学的思域中展开论说。在这两本书中,刘东基于自身所寻得的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对人文学者的“二度生命”“两个世界”做出了诠解,忧时伤世,溢于楮墨之间。

刘东常提到《论语》中的两段故实:其一,是孔子对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生命周期的把握,这是一种基于价值理性的人生进阶,而不是对自然生命的客观归纳;其二,是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删述六经的使命承当,这是孔子在人生后期所寻得的身心安顿,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刘东看来,这两段故实都是和人文学者的“后期”(或称“晚期”)有关:在学术生命的后期,人文学者会自然有一种与时间竞走的意识,“只要有晚期,他都有这个紧迫感”。对于刘东而言,《前期与后期》是他在进入“后期写作”之后,山中看山,从而做出的对人文学者生命周期的省思。“我们循着这种角度,既可以见出在‘生命周期中纷至的困扰、固有的节奏和独到的彻悟,也可以领略分属于不同人生阶段的特定心气、风格和语调。”(《前期与后期》,2页)

在儒家关于生命周期的理解中,悦乐精神和忧患意识可以说是联袂并辔的。于是,我们既同感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百年俱是可怜人”的深深喟叹,也景慕于“不知老之将至”“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意气纵横。在《前期与后期》中,刘东思考的是“仁者”在“泰山其颓”之前的生命安顿。他创造性地解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古话,指出对一位人文学者而言,其中的“天”,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便是“一个人能享有多少‘天年”。人生天地之间,在天边有一块乌云的不确定性之下,奋袂自強,抵抗流年,自具一种拔山盖世的浩然之气。而若真要写出像马一浮“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那样的诗句,则更需要理性的刚毅与坚卓,“不啻把‘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学精神,化作了一种个人的尊严与抗争”(《前期与后期》,41页)。

在《真想读一点马一浮》(《浮世绘》,一九九七年)中,刘东谈到前期的陈寅恪不过“清俊书生”,而后期的陈寅恪肖像之矜重、孤愤,“简直就是中夏文明整个命运的写照”。可以说,至少在二十年以前,刘东便开始思考“前期与后期”这个问题了。而到了二00五年的“知天命”之年,刘东则于年末放慢脚步,回顾了彼时彼地所处的“盛年”:“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歌剧,那么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这个盛年,也就正好比人生的咏叹之年。”(《这一年,我的咏叹之年》)在这一年,是他清楚地意识到生命限制的年岁,也是一个最接近于超越自我极限的年岁。二0一二年,在《未竟的后期:(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一文中,刘东指出梁启超“后期”自我变法、退而著书的重要内因,便是“追溯到自幼就潜伏在他心中的、来自孔子生平的强大暗示”。四年前,在《引子与回旋》中,刘东更是在与访客的谈话中有过一段“六十述怀”:“六十岁的他有一种‘晚期写作的紧迫感,也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失落。”(《不能任由中国文化凋敝下去》)循着对“后期”问题的一贯思考,二0一八年,《天边有一块乌云》著成。刘东在书中说:“既然转瞬间也已到了‘晚期写作的阶段,自己的这次充满紧迫感的写作,就绝不是为了什么与时俱进的‘创新,恰恰相反,倒是为了退回到孔子当年的语境中,以便同情地理解他原有的问题意识。”至于今年新版的《前期与后期》,则直面“充满挑战与变数的晚期”,重新去体认了“三不朽”的文化传统,声倡学人应具备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做足准备、高歌猛进、发挥出毕生积聚的学术功力,从而涵养一个创造性的“后期”(《前期与后期》,169页)。

许多人会认为,就像古语所说的“人书俱老”那样,“后期写作”也许具有瓜熟蒂落的自如自在。可实际上,刘东在书中指出,“后期写作”恰恰也是充满了病痛、危机与不确定性,而人文学者正是要在这样一朵乌云的不确定性之下,担荷起弘扬传统与价值的使命感。这让人自然地联想到萨义德的《论晚期风格》,乃至更早的阿多诺的《贝多芬的晚期风格》。阿多诺曾指出,人文艺术晚期风格的成熟,并不像果实基于生命韵律的甜美成熟,反而,它是具有“褶皱”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更进一步,那是作者对于平庸的时代精神的憎恨和鄙弃。黄德海于此概括说,这就是过去中国士人所讲的“苦词未圆熟”(《知识结构变更或衰年变法》)。萨义德所论述的晚期风格,主要还是迹近“以偏概全”的西方世界的“晚期”:晚(lateless),并非指暮年(senility),因为生涯的中期,就会有“晚期风格的影子或种子”;更多的,是指一种“不适时”甚至是“不合时宜”(untimely)——这种“不合时宜”与之前的作品构成一种“本质有异的风格”。是故,刘东并未将萨义德意义上的“晚期”取来作为本书运思的范导。本书认可的是,贝多芬式的“义无反顾”“我行我素”的紧迫感,这种面对“天边乌云”的紧迫感对后世的启发作用都是深远的,无论西东。

由此,我们也可发现人文学者“后期写作”的另一重特性,那就是“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后期写作未必是与现世的人对话,其笔触直指绵远的未来,诚如陈寅恪所谓“托末契于后生”“后世相知有别传”。后期写作,不再是为了赞美,甚至也已不再为了认同,就像本书评价贝多芬的最后高峰那样:“它不仅不再打算取悦大家的耳朵,也不再愿意具有明澈的表象了。”(《前期与后期》,83页)作为比较,刘东提到了李商隐的《锦瑟》——一首有着非花非雾、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患意识的诗作。

那么,当如何才能辨察“前期”与“后期”看似清晰实则模糊的边界呢?在《前期与后期》中,刘东认为,理解一位人文学者的方法是“沿着他特定的生命轨迹,找到划定其‘前期与后期的那个分界点”(《前期与后期》,14页)。本书曾提及中国传统士人的“衰年变法”现象,如果我们对这四个字详加思绎的话,也许可以体会到,“衰年变法”之说,对人文学者的前期、后期作品并未下轩轾之判,前期可以风神俊朗,后期可以澹泊高远;前期写作可以自得天机,后期写作可以老到浑成;前期与后期也可以一以贯之,诚如章学诚所言:“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文史通义·博约中》)一位人文学者的前期、后期之界,有時与时代变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像陈寅恪那样,陆键东的一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已然界画出了陈寅恪转向后期写作的二十年。陈寅恪在晚年数次引用项莲生的牢骚之语:“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的“后期”,于时世看似无益,实则是内心慎重思考后的果决实践。这种基于内在理路而生发出的对“前期”“后期”判定的清明智慧,中西皆不乏其例。本书枚举了柏拉图《对话录》、海德格尔、朱子晚年定论等例,认为在是否应该有一个后期的问题上,关键是需要“跟从自己内心的感觉,并表现出作为思想者的真诚与胆略”(《前期与后期》,56页)。如果循此加以延展与扩充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后期”边界的探寻,实际蔚为风气:少作不存、五十以前不著书、折节读书之说,自然屡见载籍;述而不作、得意忘言,不在写作的“无穷盲动”中,弄丢了正在写作的这个“自我”,皆是历代士人以“不被决定”的坚毅精神来守护学术生命的行止(《未被决定的“例外”》)。当然,还可补“嫁娶既毕,敕断家事”一语。这句话尤其可以见出,古代士人站在儒家伦常与释道修为的边沿上,对另一种为己之学“后期”深造的自觉期待。卢照邻在《附马都尉乔君集序》中转述了乔师望“婚嫁已毕,欲就金丹”的志愿,实际也内聚了一层“齐家”与“敕断家事”不可调和的张力。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刘东曾数次谈到美国攀岩大师亚历克斯·霍诺德的纪录片《徒手攀岩》(Free Solo),后期写作,又何尝不是去攀爬一座“壁立千仞”的酋长峰?就像卢卡契,为自己生命晚期拟定了三卷本《审美特性》的宏大写作计划;但在写完第一卷后,他又转向了更为高远的《伦理学》。梅洛·庞蒂的语言学论著深受索绪尔的影响,在晚年的后期写作中,他思考的核心层面却又回归到早年所深思的索绪尔“差异意义”理论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后期写作堪称是个人心史意义上的尤利西斯之旅——在曲折险阻之中一往无前。后期写作,无论是音乐还是文辞,往往会浸入一种始于悲壮、收于悲悯的宽容感,前者如贝多芬式的激越与自由,后者如施特劳斯式的翛然与中和。我读《前期与后期》,也从中获得了这样的阅读体验。

在知天命的前一年,黄宗羲在《喜邹文江至得沈眉生消息》一诗中写道:“书到老来方可著,交从乱后不多人。”上联典型且到位地写出了中国古儒的“生命节奏”,黄宗羲也以自身为示范,让后学一窥什么是渐老渐熟的“生命打开”。刘东初见此诗时,唏嘘良久,于是请书家抄录,裱挂书桌之侧,霜晨月夕,与之晤对。

(《前期与后期》,刘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二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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