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

十六至十七世纪开始，欧洲发生以男性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和海外探险，十八世纪后出现的崇尚理性和科学思考的启蒙运动后，逐渐催生出一套以人类为中心，将自然看作可以通过理性控制和征服的机械论自然观。在这一套思维体系中，男人等同于人性、文化和精神领域，女性被置于低一等的身体和自然领域，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被看作二元性存在，女性和自然一样，是男性的客体和“他者”，是可以被男性利用和征服的对象。可以说，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伴随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不断征服这一“他者”的过程，同时也是女性在男性支配之下，身体和性受到压迫和宰制的过程。西欧的白人男性主宰的帝国主义，是近代历史上最具有破坏力的权力，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自然被征服与破坏，女性被压迫，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受到奴役。可以说，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和男性对于自然的支配是相反相成的，而揭露和批判这种支配和压迫关系的同源性，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目标。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和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国，随之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生态灾难后被广泛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如何被剥削和宰制，更进一步探讨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理念主导的价值体系中，自然和女性如何同时被置于服务者和被奴役者的位置，在此基础上，试图解构包括性别、种族、阶层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在内的多种压迫关系，进而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共生共存。

生态女性主义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播至日本，此时正值英美生态女性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一九八三年在日本出版的《女性主义的宇宙》（フェミニズムの宇宙）中，学者青木弥生（青木ゃょひ）首次鲜明地表明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标志着生态女性主义在日本正式登场。

青木认为，在前近代以及非西洋社会中，人类和宇宙被看作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人类对于自然持有敬畏之心，宇宙具有雌雄双性的特质，现实社会文化的概念中也存在着相应的“男性原理”和“女性原理”，两者互补而调和，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而从十六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现代化进程开始，前近代时期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局面逐渐衰退，两性之间平衡互补的性别观也随之被打破。一味追求效率，以人类为中心的“男性原理”占据主导，“女性原理”逐渐边缘化。这一过程中，不仅外界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人类的身体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异化，女性身体被看作劣于男性的存在，置于男权的压迫之下。

“女性原理”是青木理念中的核心概念。青木指出，前近代的自然观中将地球比作母亲（Mother Earth），重视大自然哺育万物的特质。由于女性与生俱来的孕育特性，所以天性更亲近自然，懂得如何与自然协作、和谐共生。青木“女性原理”的核心就是女性身体的孕育特质也即母性属性，她将身体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具有生殖和母性机能的一个“自然”内在于其中，女性身体内部的自然和外部的大自然因生育机能发生着密切的关联和互动。她呼吁恢复近代化过程中被贬斥的，将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看作和谐统一整体的自然观和身体观，认为这是超越近代的最好途径。

青木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日本登陆后，受到了上野千鹤子等女性主义学者的高度警惕和猛烈批判。首先，针对青木将非近代、非西欧社会看作一个没有破坏自然的、男女平等的乌托邦，将性别歧视等现代社会关注的危机都归结于近代主义的观点，上野千鹤子指出其不仅忽略了非近代、非西欧社会内部的复杂样态，而且从发达社会之外的地方获取自然资源和能源这一思维方式本身也是近代主义装置的一环。与此同时，青木理论中以母性主义为核心的女性原理概念更是受到了极大的诟病。上野千鹤子指出，将男性看作文明的化身，女性看作自然的化身，这本身就是基于近代主义范式的认知方式。所谓女性原理，本质就是基于近代核心家庭性别分工、由男性配分给女性的性别角色。按照近代男性文化的规范，女性由于其孕育特性，母性成为其特质，所以更亲近自然。这一概念不仅强化了女性的刻板印象，而且有让女性的生物属性决定其社会性别特质的本质主义倾向。上野千鹤子指出，认为女性因其生育属性而天性亲近自然，这正是近代社会典型的性别意识形态，它以女性的生育为理由，制造所谓的“母性神话”，彻底限制了女性人生的其他可能性。青木的女性原理，实际上就是近代男性中心思想的延伸和补充。

综观论争后不难发现，青木和上野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對母性主义、女性原理等概念，也即近代社会女性单一性别角色的批判上，而忽略了生态女性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即对近代化中男性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榨取和压迫问题的批判，以及面对生态危机，女性主义该如何行动的探讨。换言之，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和男性对于自然的宰制，这两者的同根同源性是如何体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问题，在日本生态女性主义论争中被彻底忽视了。青木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上野千鹤子更是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置换了这一论题，将焦点引至女性原理和母性主义概念上。

八十年代的这场论争最终以上野的胜利而告终，其后果也是惨痛的。原本内涵丰富的、囊括多种生活实践理念的生态女性主义在日本被简单化与扁平化，给知识界带来了一种错觉，仿佛生态女性主义就是一种反近代、反西欧、提倡母性主义的性别理念，在性别平权的大趋势下，是不值得发扬和提倡的。诚然，过度强调母性主义的确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中不够成熟的一面，但仅仅抓住这一点就将其全盘否定，不仅让生态主义失去了在日本拓展的有力空间，也让日本女性主义者丧失了思索本土生态危机的方向。生态女性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只是将其化约为对母性主义的单一批判后不了了之，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那么为何生态女性主义未能在日本展开充分讨论？这与当时日本本土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脉络以及日本女性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上野千鹤子之所以对青木理论中的母性主义高度敏感，这和日本现代化中妇女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着密切的关联。日本自一九四五年后，用了不过数十年的时间就从潦倒不堪的战败国成长为超级经济大国，其发展之迅速、成就之斐然有目共睹。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日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曾付出过沉重的环境代价。最典型的便是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九州地区的水俣病事件。日本熊本县水俣湾外围的“不知火海”是被九州本土和天草诸岛包围的内海，一九五六年，水俣湾附近的居民中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的症状，轻者口齿不清、面部痴呆、手足麻痹，重者神经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经调查发现，罪魁祸首是附近的氮肥公司，他们将没有处理的工业废水排放到水俣湾中，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汞（Hg），这种剧毒物质在进入鱼虾身体后被人食用，导致各种疾病，而孕妇生下的婴儿更出现先天性重度残障。日本在战后经济复苏，产业飞速发展，但相应的环保和公害治理机制没有跟上，致使工业污染泛滥成灾，公害病的大量发生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除了水俣病以外，四日市哮喘病、富山痛痛病等都出现于这一时期。

就是在和公害抗争的过程中，日本女性扮演了重要角色。居住在九州地区的女作家石牟礼道子在水俣事件之后拜访受害家庭，于一九六。年出版了纪实文学《苦海净土》，深刻质疑日本近代化、工业化发展中利益至上的理念导向。与此同时，深受水俣病之害的当地居民自发组成团体，要求赔偿，其中参与度最高的就是众多受害者的母亲。她们有的失去了心爱的孩子，有的则生育下先天性水俣病患儿，这些手无寸铁的柔弱主妇们频繁出入法庭，持续不断地抗议，她们凭着对子女满腔的爱意，发出了对抗政府和大企业的强大力量。日本各地兴起的反公害、反核等公民运动的构成主体大多是家庭主妇，由于她们极度渴望给孩子提供安全的食物和洁净的环境，在近代日本的环保运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相较于男性以公司为中心，日本主妇们多以社区为中心展开活动，她们以健康为最高追求，更能洞察过度追求经济价值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她们反对过度包装、拒绝使用化学合成洗涤剂、批判过度使用农药，同时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母亲。“母性意识”成了她们最原始的动力，“为了孩子”成了她们共同的口号。

家庭主妇们的身影也频繁出现在日本战后的和平运动中。由于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创伤，她们从孕育生命的角度对世界发出了“重建广岛”（Normal Hiroshima）的呼吁。而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一位普通的日本家庭主妇甘蔗珠惠子则以母亲的视角控诉核能带来的危害。这本以书信体出版的《如果，还来得及》（一九八七）在女性中广泛传阅，一年不到就卖出了二十五万部。“以母之名”的理念让运动具有了不可置疑的社会正义性，主妇们利用“生态母性”的身份，占据精神和道德的制高点，指责核设施对人类的宰制和对自然的破坏，呼吁保护生态，批判更高、更快、更强的资本主义逻辑。可以说，没有家庭主妇这个群体，就不会有当下日本良好的资源循环体系和优良的环境保护意识。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母亲”这一角色往往包含献身及自我牺牲的意味，对于孩子来说，母亲代表可以依靠的心灵港湾，是一种近乎神圣的存在。将女性和母亲身份绑为一体，突出母性主义，可以说是近代日本生态运动的重要策略。这种策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导致了一些弊端，主要就是将女性过多地捆绑到母职上，从而遮蔽了女性其他角色的可能性。生态运动中，日本女性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给孩子们提供安全、健康的生存环境，她们安于母亲这一角色的设定，没有能够挑战主流的性别观念，也从未试图改变固有的性别角色。而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于日本的女性主义思潮，核心内容就是打破既有的对于女性社会角色和人生发展的限制，其首要的抨击对象，便是近代核心家庭理念中将女性限制在家中为人妻、为人母的性别分工。所以，当青木在日本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时，其中的母性主义色彩便引起了上野千鹤子等日本女性主义者强烈的反弹和激烈批判。对于她们来说，母亲的身份固然值得尊重，但将女性限制在母职中，抹煞她们其他的人生可能，这是近代男权社会最大的陷阱，也是对女性最沉重的压迫。日本女性作为母亲的身份虽然受到充分的赞扬和肯定，但她们在职场的发展却步履维艰，不婚不育的女性更是成为“社会公敌”一样的人。上野千鹤子认为，“以母之名”的生态运动，其背后隐藏着的真相，就是女性需要时刻以母亲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其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种种需求不被“看见”，人生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被限制甚至完全剥夺。

然而，上野千鹤子为代表的日本女性主义学者虽然针对日本近代化中的各种性别问题加以审视和批判，同时却又小心翼翼地不愿从根本上批判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生态女性主义传人日本的八十年代，既是日本女性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段，也是日本本土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可以说两者相伴相生。这一时期，日本主流女性主义者们所采取的战略，是不撼动日式资本主义发展的根基，搭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便车，进而扩张女性权利。这种隔靴搔痒的策略，是与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即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批判相冲突的。因此，当生态女性主义传播至日本时，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开发主义的批判被上野千鹤子刻意弱化，理论中尚不成熟之处的女性原理和母性主义成了众矢之的。上野等人利用日本近代的反工业资本主义环保运动中和母性主义高度结合这一本土社会文化特质，举着反对将母性形象强加于女性的标语，将母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简单粗暴地捆绑在一起，进而一叶障目，成功地转移了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讨论的焦点，遮蔽了其中更重要的也是更为根本的体制批判的问题。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青木等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对于日式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度，也显得十分暧昧。青木的生态主义理论将近代日本社会定义为西欧近代型社会，将日本近代以来环境问题的源头指向了西欧近代。他们在批判日本资源掠夺、森林破坏、海洋污染等问题时，没有指出这是日式资本主义体制的恶果，而只是在理论上批判科学中心主义——笛卡儿、牛顿等人关于自然哲学的理念等西方近代思维。换言之，生态女性主义在欧美，原本是一种反思与批判欧美近代体制的思潮，但是到了日本，经过本土化改造之后，并没有成为反省日本近代体制的思潮。日本学者通过将日本塑造成欧美文明的受害者，批判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欧美要素，在此基础上，肯定日本本土思想中重视环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一面（万物有灵论等），进而突出日本本土文明优越于西方文明的特质。与此同时，欧美生态主义在批判西方近代体制时重新评估、积极肯定非西欧地区的文化价值，这一策略也被日本学者利用，成为批判西方、褒扬日本本土自然观的理论武装。这一文化移植和转换的过程看似重新唤起了日本本土文化的价值，却彻底剥夺了日本学界深刻反思本土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机会。上野千鹤子等日本学者在面对生态女性主义时，对之大肆抨击，却又不愿意触及日本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只是标榜其反体制的一面，以彰显她们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

我们更不能忘记的是，即便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中，近代化过程中的日本也是极为突出的公害大国以及环境污染废料的输出大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激烈的环保运动之后，日本逐渐将公害产业转移至东南亚等其他国家，同时加速了在东南亚地区的资源掠夺，这一策略虽然有效地缓解了日本国内对于环境保护的紧张感，弱化了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大大削弱了本土学界对于日式资本主义体制的反省意识。在欧美发达国家，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关注女性，更充分关注人种、地区、民族、文化等区间差异，尤其是对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关注。他们将西方女性看成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受害者的同时，也将其置于加害者的位置，不仅反思性别间的榨取和不平等关系，同样反思种族、宗教以及民族之问的欺凌和权力关系，以多重视角思索生态问题。然而，生态女性主义在日本的消沉，不仅使得日本未能充分反思自身资本主义体制，更是导致日本长久以来对于破坏亚洲其他国家生态环境的历史一直缺乏有效的反省和责任意识。作为邻国的我们，对于这一点需要有充分的了解，更需要有足夠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