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彦霄

就古代文明研究而言，学者们通常都要处理文本（text）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之间的关系问题。让二者互相印证的“二重考据法”曾经是长期占主导位置的研究方法。然而，随着学术分工日趋细密以及学术方法论的进步，学者们对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越来越持谨慎的态度。与二重考据法相比，完全人类学化的考古学家们强调，解读物质文化应该在不受文本干扰的情况下，按照物质文化本身的逻辑进行研究。而完全后现代化的文学研究者们，也越来越排斥文本研究中的實证主义，希望文本研究能完全脱离物质文化所代表的实证主义倾向的干扰。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在张光直等学者的推动下，北美中国考古学完成了人类学化，是人类学系的一部分，也对中国大陆学界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同时，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国考古学家们也在强调中国考古应该有自己的方法和话语，以摆脱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趣味。

西方的古典考古学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古典考古学传统意义上可以说是古典语文学的“婢女”，其存在的意义在于为语文学家们研究文本提供一个更立体的物质文化语境。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剑桥大学的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等学者的推动下，英语世界的古典考古学越来越有人类学化的倾向——古典考古学越来越摆脱古典语文学的干扰，有了独立的话语体系。然而，不同的是，在北美，古典考古学仍然主要在古典学系，因此，古典考古学家与文学研究者、古代史学者有更多互动的机会。比如受教于斯诺德格拉斯、研究罗马时期希腊考古的苏珊·奥考克（Susan Alcock）与罗马艺术史家雅施·埃尔斯纳（Jas Elsner）和爱琴海史前考古学家约翰·柴瑞（John Cherry）共同主编了《帕萨尼亚斯：罗马希腊的旅行与记忆》（Pausanias：Travel and Memory in Roman Greece，剑桥大学出版社二00一年版）一书。帕萨尼亚斯的《游记》（Periegesis）由于包含对公元二世纪希腊大陆各地遗存的神庙与建筑等物质文化的描写，曾长期成为古典考古学家们的挖掘指南。而《帕萨尼亚斯：罗马希腊的旅行与记忆》的编撰同时邀请了考古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代表着考古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们在充分意识到各自方法独立性下的一次对话和交流。

在此情况下，从古典考古学的角度，李曼的《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形成》（剑桥大学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一书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该书代表了北美的中国考古学在与以文本研究为主的汉学彻底剥离后，向文本研究的回归。李曼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化系，主要研究史前与青铜时代中国考古。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师从卡拉·赛纳珀丽（Carla Sinopoli）、亨瑞·怀特（Henry Wright）、诺曼·叶斐（Norman Yoffee）等西亚考古学家。密歇根大学既有美国最顶尖的人类学系，更是美国考古人类学重镇。因此，李曼并非东亚系训练出来的汉学家，而是人类学系训练出来的考古学家，并深受当时在密歇根大学古典学系任教的苏珊·奥考克与约翰·柴瑞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密歇根大学还是社会进化论学说的中心。国内考古学界所熟知的“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演化模式，就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密歇根大学的人类考古学。李曼在这个学术传统中，借鉴了亨瑞·怀特将国家起源视为一个政治实验的连续过程来描绘早期中国发生的社会转折，而并不纠结于酋邦与国家之问的类型学差别。这种淡化社会进化论的取向，符合现在北美主流人类学界对社会进化论学说的批评态度。

李曼的《问鼎》关注的是从公元前三千年良渚文明到周代在这块今天称作中国的土地上，各个考古文化圈的互动，以及这一互动如何带来《禹贡》这样集大成的早期中国文明空间的地理著作，又如何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调。正如书中开头所说，该书关注早期中国社会记忆、地理空间和政治权力问的互动。而这一互动在《左传·宣公三年》关于楚国问鼎的记载中得到生动体现，这一叙述里包含了权力的空间性、时间性和物质性。作者因此追问，作为一种炊具的铜鼎是如何成为财富和王权的象征，被赋予九州这种空间意义，进而成为问鼎叙述中的物质想象基础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要说明史前时期由外来引进的青铜是如何完成了礼制化的过程的。因此也就提出了更大的关怀：作为中国古典文明基础的“三代”传统是如何在物质实践中形成，又如何构成文本想象的基础的。该书目的不是去证实历史叙述中的三代，而是去理解为什么三代这种说法对周代历史叙事和合法性如此重要，周人历史知识的来源是什么，周人又是如何在历史知识的引导下建立其天下秩序的。对于三代传统的发端，为什么在周人对历史的理解与表述中，公元前三千年末这个时间点被赋予跨时代的意义？李曼认为需要采取深度历史（deep history）的方法才能回答这个问题，通过社会考古把观察的时间尺度推到历史发生之前。在此基础上，展开接下来的考古讨论，对良渚、龙山、二里头三个时间上连续、空间上侧重不同的史前传统进行详细考察。

在公元前第四千年末，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沿海群体，在财富、社会复杂性、文化精致性方面比高地群体展现出明显优势，也有更显著的社会分层现象。而高地社会在经历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高潮之后也在不断通过淮河流域吸收东方文化的技术和物质，为后来龙山文化的兴起奠定基础。处于西北高地与东南低地过渡地带的中原地区，逐渐呈现出其重要性。东方的良渚社会崩溃后历时约五个世纪的龙山时代（公元前二三00到前一八00年）是早期中国重要的技术转折和政治实验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三代文明的一些特征标志开始形成。同时，东亚大陆和外界在龙山时代有了前所未有的接触，大大扩展了技术传统，为政治呈现提供了新的媒介。李曼将这个时代放在欧亚大陆背景下进行考察，尤其借鉴了“亚洲中部交流圈”（Middle Asian Interaction Sphere）这一概念，强调中亚和北亚文化对高地龙山社会的影响，尤其是通过冶金技术、动植物的输入。如果在良渚时代，是沿海影响内陆高地，龙山时代则是内陆影响沿海。这一影响也到达了长江流域，比如我们可以用冶金业者的视角来理解江汉流域的矿产资源。在讨论了以良渚为代表的东方用鼎传统和以晋南陶寺、陕北石峁为代表的高地龙山用鬲传统之后，书中转向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也应该放到这样的后龙山文化的视野下理解，最重要的是，二里头重建了高原与低地互动关系，将洛阳平原由高地文化的延伸变为新的中心。二里头开始铸造铜鼎等青铜礼器，为商周文明所继承，由此奠定三代传统的基调。

正是在这三章的考古讨论的基础上，进入到了更为汉学家所熟知的商周时期。在《问鼎》的考古图景下，以陶鬲为标志的商文化建立在龙山一二里头文化的遗产之上，尤其是郑州商城的兴起，表明了商与之前考古文化的继承关系。然而，李曼并不把商文明视为龙山一二里头遗产的唯一传承者，相反，认为晚商王朝退回豫北先商故地之后，放弃了洛阳和晋南这两个龙山一二里头文明的核心。而且，在商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例如黄土高原和四川盆地，高地龙山记忆群体另有历史知识传承——与殷商相比，四川三星堆文化保留了更多的龙山一二里头遗产。对于商代开始出现的真正的文字，书中则认为甲骨卜辞在武丁时期的安阳王室中的大量出现与武丁的语言障碍有关，因此我们无须高估文字书写在商代日常和宗教生活中的普遍性，更不应该认为甲骨文所承载的历史是周人历史知识的唯一来源。作为发源于黄土高原与关中盆地的西周文明，与高地龙山记忆群体和殷商王朝都保持着密切交往，成为传承龙山一二里头遗产的集大成者，并在回归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奠定了三代传统的基调。《左传·定公四年》里关于周初分封的记载，则是周王朝的创建者基于传说地理对之前存在的文化区域传统进行的一个政治整合。周人册命时作为地理坐标的历史遗产，可以与通过考古学观察到的时空特征进行比较。

书中尤其注重周人历史认知中对洛阳地区夏遗产的强调，周人以嵩洛为“天下之中”和“有夏之居”，依据他们对东方治理的策略，在洛阳盆地营建了洛邑一中原核心区，此地在商代经历数百年的人口萧条之后重新成为王朝的中心。对于之前作为龙山文化重要中心的晋南盆地，也特别强调了周人在夏墟建立晋国的历史意义。通过比较陶寺遗址与西周封国的空间关系，以及分析《左传》里对晋地历史地名和族群的描述，《问鼎》揭示了文本记忆与考古观察到的物质文化、空间特征之间的有机互动。因此，尽管商文化是西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非全部——周继承了比商更为广阔的文化区域和范围，也更关注多元历史遗产的传承。正是在这一讨论基础上，进入了对《禹贡》的讨论。

对于《禹贡》，五四以来影响甚广的观点是，该文献是战国晚期魏国思想家为想象未来统一帝国而伪造的。可是，李曼指出，只有真正理解《禹贡》里涉及的丰富物质文化背景与空间结构，才会理解为何九州观念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成为当时经典作品的知识前提。《禹贡》里罗列的物质文化和以晋南为中心的空间秩序，恰恰与书中所讨论的龙山跨区域宗教网络紧密相关，特别是岷山以西的雍、梁二州贡路。他认为高地龙山的社会网络，特别是甘、青与晋南物质文化所见的联系，是《禹贡》中梁州和雍州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这正是龙山时代早期矿冶活动发端的地方。这种联系并未随着时间推移继续发展，相反，西周灭亡之后，由于关中的陷落和王室的東移，曾经连接关中与岷山的高地知识网络中断了。《禹贡》以晋南为中心的空间蓝图与周人以关中和嵩洛为中心的天下观并不兼容，也不符合商人以郑州和安阳为中心的空间格局，以及二里头以洛阳为中心的视角。考古所见，只有在龙山时代晋南才是早期中国的核心区，这是唐叔册命中在夏墟建国的地理知识的来源。因此，要采取深度历史和长时段的眼光，才能理解《禹贡》空间理念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禹贡》的文学性，该文本对九州地理空间的双回环叙事顺序具有浓厚的表演性，接近宗教仪式上使用的颂词。通过仪式性的神游九州空间，用身体的技艺来控制与唤起山川的力量，这个具有萨满教特征的知识传统来自对龙山时代的记忆，也是龙山时代对当时气候剧烈变化所造成的环境危机的某种宗教回应，核心证据是龙山玉器的大范围、跨区域分布，以及这些玉器造型在中国山川祭祀传统中的象征意义。同时，《禹贡》对山川知识的汇集和对金属矿藏的描述，具有青铜时代之初资源勘探活动的特征，以及在一种新的知识传统之上对地理空间进行分野的尝试。因此，它是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宗教文本，或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文本。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以金属为中心的地理知识体系的形成。从考古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可能在龙山一二里头时代已经发生，是早期王朝形成的知识前提。

我们可以将《禹贡》看作一个宏大的地图，来象征性地呈现出华夏空间理想。这种具有史前宗教特征的空间理想进而成为早期国家政治实践的蓝图，并通过秦汉帝国的建立最终实现。在战国晚期群雄的眼中，它已是古老的传说，虽然其不合时宜的双回环空间布局最终被以中央集权为趋向的国家官僚制度所取代，却在道教的禹步仪式之中留下了依稀的身影。我们因此也可以说，《禹贡》里涉及的山川、河流与贡物本身就像现代地图的网格一样，是构建空间的基本元素。这种研究背后的知识脉络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人类学、社会学与汉学尚未分野的时代，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首先提出了关于《禹贡》的宗教性与表演性的观点。在留法学者徐旭生的影响之下，邵望平在八十年代开启了用龙山时代考古去理解《禹贡》的尝试。《问鼎》一书独到之处在于，吸收了已有的考古学和汉学讨论，并结合新的环境考古与社会考古的成果，以人类学视角，从长时段对《禹贡》背后的考古文化加以全面梳理和整合。

从古典学的角度，李旻对古典文本中的空间性、物质性与表演性的关注与理查德·里尔（Richard Neer）和蕾斯理-刻尔克（Leslie Kurke）最近合作出版的《品达、歌曲与空间：通向一个诗歌考古学》（Pindar，Song，and Space：Toward a Lyric Archaeolog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有诸多方法论层面的呼应。品达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流动诗人，他为在奥林匹亚、德尔菲等泛希腊（panhellenic）空间竞技的获胜者写了大量胜利者颂歌（epinikia）。无论对于初入希腊诗歌的学子还是古典学家，品达诗歌是出了名的难读，除了品达语言本身的晦涩之外，更重要的是品达诗歌里包含了各种看上去毫无关系的意象。里尔和刻尔克的书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文学研究者只有跳出品达诗歌本身，去关注品达诗歌所涉及的物质文化、空间特征及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品达诗歌里记载了什么。在两位作者看来，在没有现代意义上地图的古代，品达诗歌中的空间呈现可以看作一种“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