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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主义与性别政治

2020-10-13张超颖

读书 2020年10期
关键词:话语政治

张超颖

二0二0年伊始,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而作为抗击疫情的一个小插曲,由女性医务人员卫生护垫供给不足引发的网络讨论,则让我们再次见证在人类文明已有如此发展的今天,女性基于生理性别所承受的别样委屈。

在中国,奔赴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中有超过60%是女性,在美国这个数字约为78%。在全世界普遍肯定女性医务人员对抗疫工作的贡献,并倡导发挥女性性别优势、积极服务公共卫生事务时,卫生护垫这种在大众视野中通常被视为私密用品的女性必需品,作为一种非紧急物资储备,既未得到政府保障机构的重视,也未进入社会捐助视野,成了防守一线的“她们”在生理期中的一腔“说不出的委屈”。而发人深思的是,在这种时刻,依然不乏有人用旁观者语气指责对女性用品的募捐与呼吁是越界的“过分慈善”,与抗击疫情相比,女性卫生用品保障是无足轻重的部分,更无须过分夸张。

语言越狭隘,诱发的思考也越悲凉。此情此景中,女性“半边天”仿若只是口号与工具,在社会观念中,女性基于性别差异的基本人权需求并未得到承认与尊重,女性依然基于性别而承受着强烈的“耻感”,处于弱话语地位,弱视乃至鄙视女性生理话题依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整个人类社会对性别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从古希腊时期倡导男女禀赋上的平等,到文艺复兴时期赞美女性品质、提倡思想自由与解放,再到启蒙运动时期争取男女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对男女性别平等的追求、对女性权利的争取一直是不同历史时期共同的重要主题。尤其自启蒙运动以来,世俗主义与宗教分离的基点正是性别平等,然而在世俗话语中的性别平等至今困顿重重。这正是我们的疑惑所在,世俗主义话语框架中的性別平等是如何存在的?

世俗主义起先在与宗教的对立中得到确证。《牛津英语词典》关于“世俗”(secular)的记载可追溯至十三世纪——“世俗的牧师”,指离开修道院在世界上生活的神职人员,引申指向非教会、非宗教、非神圣,世俗是宗教的对立面。“世俗主义”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反教权运动。一八五一年,英国国家世俗社会的创始人乔治·霍利亚克(George Holyoake)提出“世俗主义”一词,用来描述一种独立于宗教、独立于无神论的价值替代体系,它基于纯粹人的考虑,追求一种人性法则、人类进步的条件和人类责任的本质,具有比无神论更积极的意旨。

在启蒙运动的中后期,世俗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替代宗教的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二十世纪末至今,随着冷战的结束,伊斯兰教取代苏联共产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头号威胁,宗教被适当驯服,成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基督教被包括在世俗的一边,基督教世俗主义作为种族优越感的标志,与西方民主相结合,成为当代世俗主义话语的一个持久特征。这种情形延续至二十一世纪,从而导致当前世俗主义的论述中所设想的政治和宗教领域与十九世纪明显不同——在二十一世纪的语境中,“政治”代表自由民主,“宗教”则直接指向伊斯兰教,是包含世俗政治表现与宗教精神实质的伊斯兰教。

一九九三年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的观点,使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陷入冲突之中。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皮帕·诺里斯(PippaNorris)则进一步提出“文明的真正冲突”在于“性别平等和性自由”,亨廷顿所称的文化与政治价值观固然极为重要,但历史上的宗教传统在当代价值观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记,一个社会对性别平等与自由的承诺是其社会对宽容和平等原则支持程度的最可靠指标,于是他们认为,西方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真正断层是性别平等和性自由。

性别平等和性自由是世俗主义所强调的西方优于伊斯兰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进入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在诸多关于世俗主义与宗教的辩论中,世俗主义被等同于西方的习俗和信仰,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美国和德国部分地区,世俗主义代表基督教传统的一个方面,代表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它声称确保自由和性别平等,并巧妙地与理性、妇女权利、女性解放联系在一起。而伊斯兰面纱被误解为体现国家权力或社群主义对女性的施压,伊斯兰教似乎成为性别压迫、恐怖文化的同义词,尽管一些伊斯兰教的批评者明确指出他们的目标是政治和/或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但大多数人在不知不觉中还是对整个伊斯兰教进行了指控。

基于此形成的世俗主义与宗教的对立,被框定在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但仅仅通过与伊斯兰教的消极对比来定义的性别平等敷衍且虚伪。新教世俗主义支持男女之间不对称的劳动分工,这种明显的不平等成为其拥护个人自由的体现,他们辩称妇女自愿在家劳动,自主承认服从丈夫的权威是自然法则的结果,符合家庭和社会和谐的最佳利益。可见,这种世俗化的过程是从根本上削弱女性的社会能力,女性在此话语体系下自由、自主地“接受束缚”,并再造出性别不对称和不平等的新形式。

于是,在上述的循环中,性别平等越发成为世俗主义政治话语发射的“糖衣炮弹”。冷战时期,宗教与西方流行文化中的“自由”“民主”“西方文明”联结在一起,与被贴上“无神论”“野蛮论”和“极权主义”标签的共产主义苏联形成鲜明对立,“自由民主”与“基督教文明”的等式巩固了反共联盟,可以说宗教与政治的联合及其政治化是世俗主义的题中之意。而这正是“文明的性别冲突”化解难度之所在。关于不同文明的争论使得性别平等等同于世俗主义,从而一方面助长了伊斯兰恐惧症;另一方面,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于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家庭中,这种争论则成功分散了人们对不平等和性别不对称现象的关注,而这些被分散的才恰恰是问题的核心。性别平等从来不是世俗主义固有的观点,世俗主义尽管承诺性别平等,却使妇女的差异成为她们被更广泛地排除在公民身份和公共生活之外的理由。世俗主义借助国家权力话语打出性别平等牌,对性别平等的倡导被世俗主义用来证明其政治意义上的优越性,然而事实上,性别不平等是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分离开启了现代性进程,而今天被称为世俗主义的基本和持久原则的性别平等,在最初使用时根本没有被包括在内。

在天主教占多数的国家(例如法国),世俗主义被定义为反教权主义,是男性理性从耶稣会牧师的诱惑诡计中拯救女性的努力。世俗主义将性别作为核心话语,它口口声声承诺普遍平等,却在实际上区别对待女性。政客们宣称性别平等是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但这并不真实,性别平等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创始文件中是缺失的,妇女长期被排除在政治参与、公共领域之外,并且在家庭与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屈居从属地位。

琼·沃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在其新书《性别与世俗主义》中,将世俗主义视作一种权力的发散性运作,而非一种固定的分析范畴,并运用福柯式的“谱系式”的方法对世俗主义充满紧张与矛盾的历史话语、政治叙事,尤其对其依赖于性别的引用进行质疑,由此开启一场关于性别平等在世俗主义话语中的地位的对话。斯科特指出,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世俗主义对两性的解释根植于人类生物学意义,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为性别的不平等和种族的不平等提供正当且无可争辩的解释,性别差异成为世界被划分为公共和私人、男性和女性不同区域的界限,这是世俗主义话语的自我发明。但性别不仅代表两性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而且是社会历史与文化所赋予的不同社会角色尝试。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赋予男人和女人的特征和角色是不同的;社会学家又进一步提醒,即使是在同一空间和时间内,他们也会因种族和阶级的不同而不同;精神分析学家坚持认为,性别并不反映身体的支配,相反,性别的差异是心灵与身体、自然与文化关系混淆的地方。因此,斯科特也认为,性别的社会作用并不以物质身体的需要为基础,相反,这是一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变化,是世俗主义话语对政治话语、政策法规、制度安排的塑造结果。

因此,世俗主义话语中的性别平等与自由是被政治化的“文明”噱头,世俗主义不能代表性别平等,它关于平等的主张反而使不平等永久化;世俗主义也无法通向女性“解放”,它无法使女性从束缚中挣脱去享受思想和行动上的真正自由。从根本上讲,性别和政治是共构的,其中一方确立了另一方的意义,双方都为各自赖以存在的不稳定的基础提供保障,并相互利用来确立其合法性,然后默契地执行其规则。于是,不平等超越性别成为自然现象,并延伸到种族、阶级等领域,那些宣称和强调男女差异的社会规则坚持认为它们涉及的是解剖学上基于生理结构的差异,在此话术下,性别把它的属性归于自然,而政治通过参照性别使其等级制度归化。

世俗主义在与宗教的对立中,援引性别平等以凸显其进步性与文明,但是在世俗社会中,基于女性性别的政治话语讨论仿佛永远无法把握到解决问题的“命门”,性别平等为世俗主义话语奠基,却不为世俗主义话语所保障,这便推动女性走向争取性别平等的自救旅程。

“‘女性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广受追问的话题。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认为,相对于男性将自己定义为“自我”,女性则被定义为“他者”,是从属于男性的“第二性”;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直接指出女性从根本上是依照以男性为中心的原则而被理解和构造的;拉康在做出“女性并不存在”的判断时,也并没有摆脱男性话语的强权本质。

实际上,随着思想启蒙与工业化、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女性生理特质引发的社会问题常常跃入公众视野,但随着话题热度迅速消退,相关探讨也便迅疾“偃旗息鼓”,这是女性话语权较弱的体现,女性“在场的失语者”的形象也在类似事件中越发刺眼。社会的发展使两性平等在更多的公共生活中被重视,但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讲,对自我的宽容、救赎与性别管理却止步不前。作为站立在男性对立面的群体,“她们”的斗争是一种附属于男性的斗争,这是父权制历史文化传统弱化女性话语的结果,在这种男权文化与社会构造的影响下,女性基于生理性别的“耻感”既是她们想要突破的动力,却也是挫败她们勇气的阻力。

所以,如何进行性别自救?对女性来讲,置于首位的也许是一种突破“他者”对其认知自我性别的禁锢,关注内部性,从女性内部进行反思的必要性,并据此进行话语重构。

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一庞蒂把语言解释为身体的表达,是一种身体行为,语言体现出身体的意向性,由于人们通常要“依言行事”,所以语言问题关系到人们的生活、生存问题。但语言通常是在一定的氛围中完成其表达功能,它具有暗示作用,其生产要依据一定的步骤进行,受制于社会文化,同时又可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话语并非是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被动记录,话语建构的关键在于能够重建一种生发于主体内部的叙述,由内部成员主动赋意、主动传达,即使其微弱甚至不可見,但其指向精准、主体鲜明。因此,当前要建构的女性话语应当是一种以女性自我作为主体进行言说的话语,这种话语是一种相异于男权统治话语的多元话语,尤为重要的是,其核心是对女性自知自觉的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不是宿命,通过个人努力去战胜环境、文化的阻碍,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接受教育、改造,改变自己的命运,女性自己才是实现自我解放、争取性别平等的必要条件。

性别平等成为世俗主义的砝码,也体现着深刻的世俗主义烙印。但客观地讲,无论女性、男性,都是历史、社会与文化流转变迁的承受者。正如我们所知,男性书写历史,历史为男性而书写。自创世神话起便不乏借助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神话故事将现存的两性文化传统合法化的说辞,男女两性的性别分工“被合法化”,并通过生产与生殖活动中的性别分工实践的长久确证,最终成为被整个社会公认的社会秩序。创世神话在文化的起源期即确立下以男性为中心、受男性原则统治的话语结构与社会秩序,这种传统与二十世纪末至今的世俗主义话语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耦合。虽然与女性相比,在悠久的父权制历史文化的影响与社会环境的塑造中,男性被赋予更多的“特权”,但权利越多,要履行的义务就越多。男性被社会期待要有“男子气”“阳刚”“有担当”,这些对他们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男人要以无可辩驳的姿态接受并受此支配。西方社会自“九一一”以来更加狂热追求“男子气概”带来的安全感,近年来在英美国家的政治领域也不乏“强人政治”的诉求,人们对男子气概削弱与西方文明衰落的恐慌不仅加剧男女性别的对立,而且也不断加剧男性的社会压力。女性被“性别角色”带入,又不可避免被性别角色束缚,实际上,男性并没有“幸免于难”,男性也被社会所构造,要被迫进行“男性”角色扮演,男性特权逐渐成为一个“陷阱”,它在一切场合要求男性义务性地展示男子气概,于是男性也成为统治表象的囚徒与性别角色的受害者。

所以,性别问题是可变的,它会在不同国家社会、种族、宗教教义以及政治运动中得到不同定义。世俗主义也并不是一套永恒有效的原则,它不是对制度、政策的客观描述,在不同环境下会成为不同的争论性术语。我们为女性基于性别所承受的“委屈”而忧心,但性别政治不应当仅仅是女性争取性别话语权的政治,它与男性权利分居跷跷板的两端。因此,到最终,正如斯科特的研究初衷,这些持续的、处于开放状态的不确定性,也促使我们对过去与现在进行审慎的批判与省思,并对未来的改变抱持期待。

(Joan Wallach Scott,Sex and Secular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 Oxfor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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