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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死的作家梦

2020-10-13钟二毛

读者·校园版 2020年20期
关键词:文学社诗集写诗

钟二毛

我初中时特别爱写作文。

我小学时也爱写作文。我的作文是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读的。

但小学的运气没有带到初中。我至今仍记得初中语文老师名字叫李聘席。我每天都盼望作文课,会非常用心地去准备、去写。30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一次写“买书”的作文的经历。那天,我从家里去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书,记不清是春天还是夏天,总之下了雨,道路泥泞。我光着脚走在泥水中,淤泥会从脚趾间冒出来。我冒着雨到了书店,然后如饥似渴地读书、选书,最后买了一本诗集。黑色压膜的封面,封面上印着一片金黄色的枫叶。诗集名字、作者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把这次雨中买书的经历写成作文。“淤泥从脚趾间冒出”,这样的细节多棒。我很激动。作文交上去后,我都依然激动不已。“下次作文课,老师一定会表扬我。”我想。

结果,我错了。初中三年,亲爱的李老师从来没有表扬过我的作文。他有一次甚至在我的作文后面批注了类似“离题万里”的句子。我有时候经过他住在一楼的家时,都想冲过去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说真的,在作文这件事上,初中三年,我真的好绝望,也觉得委屈,同时又觉得不甘心。李老师越是不表扬我的作文,我越是用心。我读很多优秀的作文,也尽可能地多读一些课外书,琢磨作文到底该怎么写。

我在不服气中,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活。我的高中是在县城里上的。

风水轮流转,高中时我的作文被赏识了。语文老师名字叫周波,是个大胡子,上课的时候不喜欢看台下的同学,就只盯着讲桌上的粉笔盒讲课。

我高中写诗。疯狂地写诗,几乎一天一首。诗句里的意象用得最多的是“太阳”“梦想”“麦子”(其实在湖南,我根本就没见过麦子)“远方”。我那时候的笔名,一开始用的是“楚夫子”,后来用过“野枫”。

那个时候,有一项重要的文学赛事——“蓓蕾杯”全国中学生校园诗歌大奖赛,这是中华青少年文学基金会主办的。全国选50名获奖者到北戴河旅游,当时很多重量级的作家会去给孩子们讲课。这项比赛,由当时学校的文学社组织参赛。大胡子周波老师是极喜欢我的。他把我的诗歌送去参赛,两届都获奖了,一次是佳作奖,一次是优秀奖。这两个奖项都不是大奖,是不能去北戴河的。

但我的心里还是高兴的,毕竟获得了全国性比赛的奖。

对了,当时的校长彭世昆老师也是我们湖南有名的作家。他一到学校,就指导我们成立了文学社。因为学校后山有梨树,文学社就叫“梨苑文学社”。一个男生当社长,我是总编辑,负责收稿,然后刻蜡纸、油印。每次出版小报,都是令我们非常兴奋的事。

因为会写诗,我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会抄我的诗;班里有晚会,晚会上同学会念我的诗;班里有一个有点清高的漂亮女生,会找我聊写作和诗歌。还有一个家住县城的漂亮女生,每天中午从家里吃完饭后,会提早半个小时到教室,给我带一块类似于鸡蛋饼的东西。现在想想,这些往事既纯真又好笑。

我不仅从写作中得到了好處,还获得了自信。这对于一个身高不高、体形瘦小的农村娃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满足。

同时,这个阶段,“作家”的概念在我心里似乎变得清晰一点了,那就是写作的人。这种写作,有了一点文学的意味。它或许是写作文,但一定不等同于作文。初中的时候,写《我的理想》时,我会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但是,什么是作家?作家是干什么的?那时候脑海里的概念是模糊的,可能觉得作家就是在报纸上写文章的,或者作家是神圣的,当然作家也是逍遥自在的,像李白那样。

1995年,我到北京上大学。大学里更自由,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我的专业是法律,但我不是很喜欢,我还是心系写作。于是我在不挂科、合格毕业的前提下,办刊物,搞活动;到报社实习,发表更多文章。大学毕业后,当过警察,然后毅然辞职,考进报社当了记者,从此以文为业。新闻是写作,但不是严格文学意义上的写作。新闻是新闻,文学是文学;记者是记者,作家是作家;这些还是有区别的。工作之余,我开始创作小说、出书、获奖、交流,最后在人到四十这一年,离开报社,从事专职写作。写作给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更给我带来了永不止步、永不松懈的动力。中学时代的写作梦、作家梦,我就这样一路坚持着,并一点点将它们变成现实。

哦,对了,最后要补记一笔:我高中三年,所有的诗作都抄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毕业那年夏天,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叫罗强的同学,把我的诗集借走了。他家离我家很远。那时候没有电话,也不知道他家的具体位置,只知道是在一个水电站附近。联系不上罗强同学,这本诗集自然也就消失了。现在想想都心痛,那是多好的青春纪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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