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新

(中国人民银行 梅州市中心支行，广东 梅州 514021)

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该次全会将金融信贷领域腐败问题列为反腐败工作重点。2019年1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强化对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加大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金融领域反腐败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反腐败工作重点。金融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当前尚属于比较稀缺资源，各种利益互相交织，错综复杂，金融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核心的同时，金融领域也成为腐败案件高发区。在2015年中纪委公布的百人海外追逃人员名单中，金融领域就占了17人(1)参见：http:∥news.cnr.cn/dj/20150423_518385874.shtml.。根据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自十八大以来至2018年3季度末，金融系统内省部级落马官员至少有二十余人，如果算上省管干部，这一数据则超过了七十人(2)参见：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KLDAH26。。我国金融业道德风险日趋严重，高管人员涉案现象普遍(孟钰、李亮亮，2009)。俞乔等(2010)指出，银行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是形成银行不良资产的重要原因。中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脆弱性，根本原因在于道德风险(刘锡良、曾欣，2003)。金融高管道德风险业已成为引发腐败，危及金融稳定的重大风险隐患之一。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第一次提出道德风险概念。他认为基于个人偏好的行为往往与社会要求他的行为发生矛盾，道德风险随之产生。道德风险引发金融危机，危及金融稳定。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梅尔森指出，金融危机与道德风险失控紧密相关，道德风险是令人担忧的重要问题。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是资本逐利的本性，是道德风险(唐岫立，2018)。如何在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对管理层的职业操守和个人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是金融业经营管理中的一大命题(玲子，2013)。在2019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管住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监督管理，加强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深入推进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扼制金融高管腐败案件的发生已经刻不容缓。为此，本文首先对金融行业高管道德风险形成的机理和原因进行剖析，并依此提出防范和化解金融行业高管道德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行业高管道德风险的形成

(一)金融高管道德风险形成路径

西方经济学认为道德风险根源于市场“经济人”的逐利行为，是功利主义恶性发展的表现。而社会伦理学则认为道德风险源于个人价值观缺失，为败德行为所致。由此，可以将高管道德风险的形成路径简单划分为两种类型。既作为“经济人”的道德风险和作为“社会人”的道德风险(见图1)。前者的风险根源主要为一己私利，风险爆发的最终表现形式多数为经济犯罪。后者更多的为一己私欲，风险表现形式主要是道德沦丧，生活腐败案件。需要注意的是，金融高管是“经济人”的同时也是“社会人”，所以，两种类型的道德风险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甚至彼此促进，互相增进。比如，高管腐败案件往往伴随经济犯罪发生，而高管的经济犯罪又为高管的生活腐败提供了资金。私利、私欲等个人价值观的缺失对风险案件的发生起关键作用。不管是作为“经济人”的金融高管，还是作为“社会人”的金融高管，如果其本人不为私利所惑，不为私欲所动，“三观端正”，道德风险就难以发生。总的来说，“三观不正”是金融高管道德风险的根源。

图1 金融高管道德风险形成分类

(二)金融行业高管道德风险形成机理

1.金融行业高管道德风险形成过程

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是指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受自利思想驱使，利用制度漏洞和信息优势，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或其他人效用所带来的风险。金融高管位居行业顶端，在业务开展、重大决策中起关键作用，所以一旦道德沦丧，行为失控，其道德风险隐患更加突出，风险后果更加严重，风险处置难度更大。究其原因，道德风险源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受个人价值观驱使，借助制度漏洞盛行。根据金融高管道德风险发展特点及过程，本文将其分成发展、发生、处置3个阶段(见图2)。

(1)风险发展阶段

在该阶段，由于高管价值观的缺失，以一己私利为重，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形成潜在的风险隐患，是风险起源、酝酿、潜伏阶段。在此阶段，如果高管能改正价值观念，约束私欲，则不会让风险案件发生。

(2)风险发生阶段

道德风险隐患如果不能引起重视，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任其发展下去，则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滋生失德行为，发生风险案件，产生道德风险。比较抽象的道德风险通过具体的声誉风险、操作风险等形式表现。

(3)风险处置阶段

包括风险案件的应急处置和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的建立。单个风险案件引发社会反思，行业反省，制度重建。但是，单个或者几起案件的风险处置，不论其成效多大，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道德风险。只要存在有价值观缺失的高管，道德风险隐患就不会完全消除。而且，道德风险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不同时代高管的不同价值观缺陷产生不同的道德风险隐患，同一时代又存在典型并且常见的道德风险类型。道德风险的防控是一个循环改进，与时俱进过程。

2.金融行业高管道德风险的形成机理

作为风险行为主体的金融高管“三观”不正，贪婪自私、法制观念淡薄是引发道德风险的根源；作为风险客体的金融体系自身存在制度不健全，权力制衡失效等漏洞，增加了风险潜行和发展机会；巨额非法获利，侥幸心里，惩戒不足增加了高管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风险作案动机；高管应运掌握的权力和信息，通过以权谋私，内外勾结，黑箱操作等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不易被人觉察，风险手段隐蔽。其中，高管价值观缺失、道德沦丧是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制度漏洞、体制机制缺陷为风险发展提供了环境；高管的权力和身份为风险引发提供了便利和机会。从其发展过程及形成机理来看，高管个人价值观缺失、道德败坏等因素在风险形成、发展、爆发全过程中都起作用，是风险发展的内在决定性因素；不合理薪酬激励机制、信用不对称、监管缺失、惩戒乏力等制度机制缺陷是目前引发我国高管道德风险的外在重要因素；道德风险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高管以案发后所受到的惩戒和成功逃避惩罚后的非法获利为利益矩阵与社会博弈，所以责任追究、惩戒力度是影响风险发展形成的制约因素。

图2 金融高管道德风险的形成

三、金融高管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价值观缺失是高管道德风险滋生的土壤

西方经济学主要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应用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等理论研究分析高管道德风险。显然，道德风险不仅是作为委托代理人的金融高管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理”产物，在“非理性”状态下，高管道德风险无疑会更加突出。从形形色色的金融高管腐败案件审判结果看，犯案高管无一不是理想信念缺失热衷官商交结，价值观扭曲贪恋财物，道德沦丧大搞权色交易，案发根源归根结底是高管价值观缺失，道德沦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浪潮，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自由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思潮也随之而来，对我国勤俭节约、温良恭让、本分守纪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极大冲击。相对而言，我们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过于强调绩效考核，对金融高管个人道德修养、价值观塑造等方面重视不够，存在重业务轻德才现象。金融高管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又是经营管理、风险承担的第一责任人，他们的价值观一旦缺失，自我约束一旦放松，就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隐患。从我国众多的金融腐败案件来看，绝大多数都是高管首先出现道德沦丧，“包二奶”“黄赌毒”贪图享乐，然后才是风险案件的发生。

(二)失衡的薪酬激励激发了高管的冒险动机

金融高管令人咋舌的高薪一直受社会诟病。2015年我国实施《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2018年年报显示，6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只有3位高管年薪突破百万，执行董事的平均薪酬从2015年的110万元，下降到58万元。但是，金融业(尤其是非银金融，包括证券、保险、互联网金融、期货、信托等)仍然是高管高薪密集区。2017年，金融业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平均值最高，达742万元，远高于第二名房地产业的497万元(3)参见：https:∥xueqiu.com/4370783969/106880809.。金融企业高管年薪过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郭钰,2009) 。许珊珊(2010)对英美德日的金融薪酬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华尔街高管薪酬激励过度，激发了道德风险。金融高管薪酬一般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组成。绩效工资根据企业经营效益、成长指标弹性变动。激励系数越高，激励效应越大，高管们业绩冲动越强，冒险概率也越高。宋清华、曲良波(2011)选择2000——2010 年中国13 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经过实证研究指出，我国金融高管的薪酬与风险承担呈倒U 形关系，高管薪酬激励在提升银行绩效的同时也加大了银行风险。有的高管为了拿到高薪酬，热衷于开展杠杆率高、风险大的业务，对于蕴涵的风险置若罔顾。不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激发了高管自私贪婪的本性，也为其追求高收入提供了合理外衣。

(三)信息不对称是高管内幕交易、监守自盗的孽生环境

信息不对称会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从业人员铤而走险的决心，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代金融市场的交易方式大量采用信用交易，其产品的衍生性，业务操作的复杂性，金融知识的专业性，使得其天生就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性。特别是，近年来金融科技创新不断，第3方支付、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快速发展，不少金融业务跨市场、跨行业运行，信息不对称现象更加严重，信息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所以，当前信息不对称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被败德分子利用，则可能通过隐瞒关键信息，伪造虚假信息，引诱或者欺骗以至交易达成，给市场交易的另一方造成损失。而国内尚不健全的信息管理办法，使信息不对称现象更加严重。而且信息犯罪成本低，隐蔽性强，只要进行简单的市场交易，短期就可以获得丰厚的非法利润。金融高管掌握了大量信息，是信息优势方，甚至是信息的提供者、发布者，如果他们职业道德败坏，只顾一己私利，就会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内幕交易、监守自盗为自己牟利。

(四)惩戒不足是高管道德风险频发的助推器

一是职业惩戒不足。国内还没有健全的金融高管职业道德征信系统，业界对高管的道德污点、诚信缺失难以客观详实把握，不能客观公正评价其职业道德素养。没有建立职业道德评价管理体制，经常出现出事高管“这边倒下，那边起来；犯事歇歇，过后来过”的情况。尤其是一些国有金融机构，出事的高管往往还可以在政界寻求到避风港，甚至职务还能更上一层楼。二是刑罚惩戒不足。由于高管所处地位高、所掌握权力大、能调动资源多，社会关系复杂，加上我国道德犯罪、信息犯罪立法还有待完善，高管道德案件存在“难以发现、难以追究、难以量刑”的三难情况。如果只有小部分案件东窗事发，就会增加高管犯案的侥幸心理；如果取证难，调查时间长，就会给高管们串谋、躲避责任提供条件和机会；如果量刑不重，惩罚不力，就会增加高管们的冒险犯罪动力。惩戒不足降低了道德风险成本，激发了高管犯事动机。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德育、严格审慎”，健全高管职业道德管理体系

克鲁格曼认为，目前经济制度唯一不能解决的就是道德风险问题。防范高管道德风险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手段，必须加强从业资格管理，从提升高管道德素养，规范高管职业道德行为着手。要定期开展高管职业道德培训，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制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培养高管们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要制定金融系统道德守则、道德准则，明晰行业道德标准，明确高管职业道德责任，建立道德考核指标体系。要建立金融高管职业道德审慎原则，对高管的道德指标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纳入任职考评，实行动态化管理、一票否决制，严防“有病入职，带病任职”，使有道德污点的进不来，败德失德的干不了。

(二)“合理适度、安全稳健”，建立可持续薪酬激励机制

1.高管薪酬的绝对值要合理。制定基本工资、岗位绩效工资、福利待遇的行业标准，对于工资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监管部门要积极介入，审核其合理性，提出指导意见，制定限薪制度。2.薪酬的相对值要适度。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与基层员工之间收入差距不可太大，本行业薪酬与其他行业差距不可太大，高管薪酬收入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与社会脱节，要符合国情。3.要将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结合起来，重点考察长期业绩，要将业绩激励与风险防范结合起来，建立有利于行业安全稳健的激励机制，确保薪酬福利的平稳、可持续性。

(三)“发布及时、简明真实”，建立以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信息披露机制

1.要制定金融行业信息披露办法，加强信息分类管理，规定各类信息披露时限，规范常规性、临时性、应急性、突发性信息披露方法；2.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要建立本行业的信息披露平台，明确本部门的信息管理职责，落实信息工作人员；3.信息公布要简洁明了，要便于金融消费者理解掌握，要建立解释答疑热线，切实建立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信息披露机制；4.要建立信息披露高管责任制，加大信息管理力度，完善信息责任追究机制。

(四)“全面约束、高压态势”，完善高管道德风险惩戒机制

1.要完善立法，尤其是要加大对信息犯罪量刑标准，要严格金融高管尤其是裸官的出入境管理，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加大对外逃犯罪高管的跨国追捕，形成高压态势，加强法治约束；2.要依托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开设金融高管道德管理模块子系统，将高管的职业道德信息征集入库，建立起全国统一、公平、公正、客观的高管职业道德管理平台，积极推广高管职业道德信用信息的应用，为败德高管复出、任职、退出机制的建立提供信息支持，加强职业约束；3.要积极尝试金融高管财产公示制，建立金融高管海外资产登记备案制，家属出国备案制，完善社会约束。

(五)“内强监督、外严监管”，健全高管道德风险监管体系

1.要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提升我国金融业治理水平。加强独立董事、监事管理，对“只领钱、不理事”的，要严肃处理；要发挥社员大会、股东大会作用，形成权力制衡机制；要建立符合我国金融体系实际的独立审计制度；要积极发挥党组织的防腐拒变作用，加强高管德行内部监督。2.要从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角度出发，赋予人民银行对金融高管的管理权限，充实监管组织体系，克服监管不足弊端。央行要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高管道德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将高管德行纳入稳健性评估、系统性风险评判，要进一步加强重大信息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丰富和完善“两综合两管理”的手段和措施，严格高管德行的外部监管。3.各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合作，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加大监管信息交流与共享力度，互通信息，联合打击，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