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来西亚新生代华裔作家陈团英的《夕雾花园》，立足于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冲突的社会现状，包含了作者对文学与文化、历史与当下的思考。因作者独特的文化经历和马来西亚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小说呈现出明显的跨文化色彩。《夕雾花园》中表现出典型的跨文化书写，通过研究小说的跨文化书写，理出文本中多样的文化类型及其在文本中的建构方式，探索跨文化书写对于文本、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价值，即跨文化书写不仅扩展了文学的书写空间，还能在汲取历史、批判当下的同时，守望文化的未来，成为推动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夕雾花园;跨文化书写;记忆

一、引言

近年来，华裔马来西亚文学，即华马文学，由于其独特的移民背景和殖民历史呈现出与其他华裔地区文学不同的多元的文化糅合，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学者们的视线范围内，其中作为当代华马英文文学中最值得期待的小说家之一的陈团英（Tan Twan Eng），更是逐渐在国际上声誉鹊起。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雨的礼物》（The Gift of Rain 2007）一经出版，便获得曼布克的青睐，入围了當年曼布克奖的初选名单。深刻揭露日本侵略后遗症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夕雾花园》（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出版后便入围了2012年曼布克决选名单，赢得了2013年的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与华特·史考特历史小说奖，2014年又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

《夕雾花园》以20世纪50年代马来西亚紧急状态为背景，描述了深陷战争创伤记忆不可自拔的女主人公张云林与隐藏在群山深处的一座日式花园所交织出的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1986年六十三岁的法官张云林提前退休，前往金马仑高原的夕雾花园，追忆一段四五十年前的前尘往事。主人公云林回顾她一生的历程，也映射出马来西亚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历史岁月。故事在云林的回忆中一步步展开，将历史事件完美糅合进去，如碎片般有棱有角地拼凑出日军南侵以来的马来西亚的历史进程，以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文化景象。对小说中的跨文化书写进行探究，通过分析文本中的文化类型以及小说中文化交融的方式，反映出跨文化书写对于文本、作者以及文学的价值意义。跨文化书写不仅扩展了文学的书写空间，创新了文本的表现方式，也将成为推动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重要力量。因为，文化既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批判，文学能反映文化，那么跨文化书写便能在汲取历史、批判当下的同时，守望文化的未来，让世界多元文化实现平等对话、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不再是遥远的观望。

二、多元文化与文本构建

马来西亚有着复杂的种族背景，来自各个移居地的人们为马来西亚本地的风土人情添上了丰富的文化色彩。同时，马来西亚也经历了相当颠簸的历史政治震荡时期，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无论是19世纪初以来的英国的殖民统治、“二战”期间的日本统治，还是华人与当地土著的抗争，都给马来西亚原本的文化生态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陈团英以马来西亚紧急状态时期为小说背景，尽管当时日本战败，但是英国殖民势力又卷土重来，加之马来西亚共产党展开的武力反抗，恐怖紧张的风暴席卷全国，一幅刻画了各色人物心理变迁与生存状态的马来西亚多元社会图景在作者的笔下徐徐展开。在这种语境下进行的文学创作，其文本书写中将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跨文化色彩，多元文化通过叙事与作者独特的语言艺术构建出丰富多彩且意蕴深厚的文本。

作者对多种文化类型进行了具体描写，其中最典型的当数中国文化、日本文化以及马来亚本土文化。作为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情结，突出表现为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描述以及从中国文学中汲取养分构建文本，例如小说中对中秋节、农历新年的描写以及反复提及《水浒传》、老子等。此外，小说中还描写到中国传统的服饰旗袍、饮食文化、禅宗、道教以及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这些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诸多因素，成为小说文本跨文化书写的重要注脚。小说回忆了马来西亚日据时期的历史，围绕日式的夕雾花园展开一段回忆，对日本文化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夕雾花园的建造者中村有朋身上，包括中村有朋所擅长的日本浮世绘艺术、版画艺术、纹身艺术、日本弓道以及中村有朋穿的日式服饰。对吉川达治教授回忆的描写也体现出了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强调忠君爱国、崇尚武力与永不服输的精神特质。除此之外，还有夕雾花园园林艺术中折射出的日本文化中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的美学观，一种简朴清宁、含而不露的至美境界，以其象征性和哲思性引发对人生的思索和领悟。小说回顾张云林的一生，带有浓厚的马来西亚本土文化的色彩。这段发生在热带雨林的故事中，描绘了大量的极具南洋特色的风物，包括当地人们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设计以及热带本土人们特有的生存方式。而马来西亚紧急状态时期的社会状态描写，也成为文本跨文化书写中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除了这三种典型的文化类型，小说文本中还出现了印度文化、欧洲文化以及南非文化的影子。印度的饮食文化与宗教信仰、南非的饮食特色和欧洲文化中的建筑风格及神话传说等等，都成为小说跨文化书写中重要的一笔。

这些多元的文化类型在小说文本中各彰其彩，通过小说的叙事与作者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使得跨文化书写在小说文本构建过程中浑然一体，毫无雕琢的痕迹。

首先，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通过主人公张云林的视线，将带有不同文化痕迹的事物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金马仑高原上的茶园橡胶园、当地的锡矿工人、戴着斗笠背着大柳条篮子唱着歌的马来亚采茶妇女、路边摊卖的野蜂蜜、当地臭气四溢的臭豆、丹那拉打街上的火锅餐厅、有朋穿的日式传统服装、马久巴屋上悬挂的川斯瓦旗帜、俱乐部仿英国都铎式建筑、马久巴屋烤肉会上来自不同文化圈层的人物——华人、马来人、欧洲人、印度人、麦格纳斯母音缩短不掩舌的南非口音和爱吃的南非香肠、雨林地区特有的亚答树叶屋顶的平房木屋，等等，通过主人公云林的所见所闻，作者将各种文化的饮食特点、建筑风格、生活方式在文本中娓娓道来，使小说呈现出文化多元的社会图景。

其次，作者以复线式的叙述结构构建小说文本。以主人公张云林的一生为主线，以云林身边带有不同文化印记的人的经历为副线，通过回顾云林的一生展现马来西亚紧急状态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同时将各色人物的经历穿插在云林的回忆中，关注各种文化因素在人们身上的呈现与交融。云林退休后回到金马仑高原，开始回忆并记录自己几十年发生的种种，她的一生中接触了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痕迹的人们，其中包括来自南非的马久巴茶园主麦格纳斯、麦格纳斯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华人妻子艾蜜莉、深谙日本各类艺术文化的中村有朋、曾经是海军飞行员的日本历史学家吉川达治、金丝燕洞穴中采燕窝的马来西亚舍麦人、从拘留营逃出后救了云林的不知名的当地土著居民，等等，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不同文化特质通过云林的回忆交相融合在一起。因此，这样一种复线式的叙事结构将来自不同文化板块的各色人物囊括其中，一方面构建出文本的跨文化书写;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小说的文化表现空间。

此外，从文本书写的语言来看，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地带的马来西亚，其小说文学语言也体现出独特的跨文化色彩。陈团英作为华人后裔出生在马来西亚，在英国求学，最后定居在南非，这样一种跨国、跨文化式的人生经历让他的英文文学创作体现出马来西亚多重语言的传统，在运用英语呈现文本的过程当中，作者不自觉地将语境华语化，同时也掺杂了马来西亚本土的语言特色，使小说的文学语言也呈现出一种跨文化书写的特点，即作者在运用英文写作的同时，综合运用了各种语言成分，体现了以英语为主并吸收了汉语、土著语长处的跨文化语言书写模式。一方面作者在英文中融入了当地本土语言的拼法，例如潮州、闽南一带的“张”姓，用马来西亚的拼法表示出来便是“Tech”;另一方面，作者在文本书写中多次将英语语境华语化，例如云林在拘留营同其他战俘一起诅咒日本人“Mad Dog”（疯狗）、“Pus-Face”（脓脸）、“Shit-Brains”（屎脑），还多次用中国的谚语丰富文本，例如“even monkeys fall from trees”——“就连猴子也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小说以融合了多种语言特点的英语表现马来西亚特有的多元化的风土人情，生动展现了热带文化特色。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中对各种文化类型的描写细腻而丰富，它们作为文本叙事铺展背景的同时，也赋予了小说丰厚的文化内涵。跨文化书写这样一种独特的文本处理方式可以给读者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小说中所展现的各种文化类型都只是人类诸多生活形式中的一种，彼此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时也传递出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让我们感受到跨文化书写的独特魅力与重要价值。

三、跨文化书写的价值意义

陈团英通过跨文化的书写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有血有肉，作品中人物对不同文化的态度也反映出作者本人多元文化的立场。同时，这样的跨文化书写也成为文学表达的重要形式，它不仅折射出马来西亚当下多元复杂的社会现实，还能体现出马来西亚文学中文化的多元化特点，甚至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方向。

就小说文本本身而言，跨文化书写使得小说重点塑造的张云林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富裕华人家庭的云林，在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中长大，接受的是修道院的西式教育，这样丰富多元的人生经历让云林性格中既有中国文化特有的温柔敦厚又有西方式的开放独立。一方面，作为地位崇高法官的她和善地对待秘书阿都莎，从不颐气指使;在金马仑高原面对小女孩的求救，即使害怕她也没有拒绝跟随小女孩进入雨林深处。另一方面，在馬久巴屋，她坚持一个人住，在性观念上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云林作为日本拘留营中唯一逃出的战俘，为完成死去姐姐的心愿，决定为她造一座日式庭园，在向前日本天皇御用园林师中村有朋拜师学艺的过程中，云林渐渐了解到日本文化中的平静与超脱，曾经浑身是刺、满怀怨恨的她逐渐平和下来，与中村有朋相爱，最后将夕雾花园开放给所有人，也将中村有朋留下来的日本艺术品向外界公开展出。就这样，云林几乎用了大半生的时间从文化冲突的历史创伤记忆中走出来，由开始的满腹怨恨转向宁静与悲悯，为自己赢得了内心的宁静与圆满，在释怀中让心中各种文化的冲突实现了和解。

于作者自身而言，对小说人物进行跨文化式的塑造，也反映出作者在多元文化生态中的文化立场和态度。文本中运用诸多笔墨刻画的中村有朋这一人物形象。他深谙日本各类艺术文化，包括浮世绘、版画、纹身，而他的造园艺术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中村有朋对日本文化持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身上保留着日本文化中的忠君爱国和严谨谦卑，所以，即使远离故国他也保持着对天皇的恭敬，即使面对挑衅之人也能保持礼貌，他生活作风严谨，对待造园过程中的工作一丝不苟;另一方面，作为日本人他抗议日本文化中的侵略与暴力，对打着“大东亚共荣圈”旗号的殖民掠夺行为极不认同，他反对国家发动毫无人性的侵略战争，在失踪之前，他将埋藏着日军所掠宝物的秘密地点刻在了云林背后的纹身上，纹身中的后羿象征着日本帝国的太阳将被射落。同时，他对待其他文化也呈现出包容广纳的心态，极具造园天赋的中村有朋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追求平静超脱的夕雾花园、草坪上的太极阴阳图案、房间内摆放的铜佛、墙上挂着的老子出关图等，都能体现出有朋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此外，中村有朋对于马来西亚本土文化也有着深厚的情感。在马里西亚的日据期间，他私下救助被俘虏的人们，尽所能地保护当地人不受迫害，他曾坦言日本“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1]188，自他离开日本再也没有回去，而是以马来西亚为家，并且通过独具匠心的“借景”艺术将马来西亚的自然风光融入自己的花园设计中，把马来西亚的人文风情纳入到本应该画着日本传统内容的浮世绘作品中。

中村有朋这一人物形象对异质文化采取了一种广纳吸收、融洽共生的态度，他反对文化间由于不同利益立场发生的文化冲突，而是希望异质文化间能和平共处，他在保持本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同时，融入了马来西亚当地的文化氛围中，对异质文化博采众长，将中国文化融入他的花园设计，把马来西亚当地文化纳入他艺术创作的范畴。我们把中村有朋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作为作者文化立场的一个折射，就能窥得作者的文化观——世界上的文化复杂多样，它们都是组成世界文化系统的有机一元，异质文化间的冲突只会招致伤痛与灾难，唯有平等对话、博采众长才能在改善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求得文明间的共同发展，促进世界文化体系的和谐与繁荣。

于文学而言，跨文化书写是一个丰富的书写资源宝库，它不仅能将书写题材扩大到个人心理的观照和更辽阔的社会文化现实，而且能将书写策略置入到更大的文学书写空间，为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活力。所以说，小说跨文化式的写作策略，不仅如实地展现了马来西亚紧急状态时期广阔的的社会历史现实，包括马来西亚地区华人、马来人、欧洲人和其他外来族裔之间的矛盾，多元文化交汇产生的马来西亚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关注到底层人民在殖民统治中遭遇的不公、在战争中所受到的迫害，以及文化冲突给他们带来的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面对历史文化中的伤痛记忆，不是自欺欺人地刻意遗忘或者掩盖，而是将之看作文化的一部分，在经历多元文化的冲突与和解后达到内心的和谐与心闲气定。跨文化书写需要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了解不同类型的文化内容，更需要博大的气魄胸襟和包容心态理解和尊重文化间的差异，表现在文本中便能对多种故事进行描述，对多种文化观点予以接纳。陈团英的《夕雾花园》便“试图通过在记忆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各种文化特征，艺术传统和民族文化主观性融合在一起”，这样一种“跨文化审美化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超小说的和表面上包含一切的举措，以肯定多种故事和多种观点”[2]。马来西亚作为世界上民族、语言、文化多元性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是多元文化汇聚交流的世界性舞台，跨文化书写这样一种文学写作方式对马来西亚文学发展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为马来西亚文学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学资源，使之拥有无限的生命力，让马来西亚文学在世界性文学的今天不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国家本土文学，而是使之不断从世界异质文化中汲取营养，在不断完善和更新自己的同时，又以自身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与功能去丰富和繁荣世界文学体系。

四、作为记忆和批判的文化

正如《夕雾花园》中提到的“战争是一种商业行为”[1]305，是一种不同文明立场的利益争夺形式，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博弈。作者陈团英通过跨文化书写直面当下马来西亚人民战后的生存现状与精神世界，揭示了战争这种文化冲突形式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唤起人们对于马来西亚文化现状的关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道：“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关注，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3]那么，在全球化语境下，马来西亚作为曾经备受殖民奴役和战争迫害的移民国家，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让人们处在多元而复杂的文化生存背景下的文化到底是什么？由此生发出来的冲突与碰撞的困境，人们应该怎样面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历史创伤记忆？

首先，文化是一种记忆，而记忆是人在经过历史时间长河涤荡之后，在生理和心理留下的难以磨灭的文化烙印。人们不管生活在怎样的文化氛围中，在生理上都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文化特质，身为华夏儿女的张云林特有的黄皮肤黑头发、非洲人富有生命力的黝黑肤色、欧洲人的高鼻梁深邃眼眸，麦格纳斯即使远离故土多年仍带着母音缩短不掩舌的南非口音，这些都让人们的身体记忆作为各自文化的媒介，在身体所经之处彰显各自的文化特质;在心理层面上，文化更是通过记忆潜移默化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例如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即使远在天涯海角，在农历年前除夕，都要回家和父母吃团圆饭，在他们心中，这是孝道的一种体现，是永远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文化烙印。小说《夕雾花园》主人公张云林说过：“人若没有了记忆还能是什么呢？只能是一缕幽魂，陷入幽明两界之中，没有身份，没有未来，没有过去。”[1]48而云林正是靠着记忆才得以在拘留营毫无人性的迫害中活下來。人一旦失去记忆就会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即使是历史文化的创伤记忆，也不能将它遗忘，所以云林自退休后选择将自己的苦难记忆记录下来，最终实现了生命的圆融与平静。正如马尔库塞认为：“忘却以往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战胜造成这种苦难的力量，在时间中治愈的创伤也是含毒的创伤。思想的一个崇高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力，把它作为解放的手段。”[4]也就是说，选择遗忘历史文化冲突带来的苦难便是在心中纵容文化的冲突对立，通过时间淡化的伤疤会在不经意的瞬间被一次次地掀起，可能只是一句话、一个简单的事物，都会让人被曾经的创伤再度湮没，一生被仇恨与痛苦纠缠，只有通过记忆反对屈从时间，以文化和谐的力量治愈文化冲突的创伤，最终才能从历史文化的痛苦记忆中走出来，实现内心的完满与平静。

其次，文化是一种批判，构成文化生态的不仅有历史记忆，还包括当下社会文化的批判。陈团英在创作《夕雾花园》的过程中，选择马来西亚紧急状态时期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他关注以张云林为代表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如何面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冲突，云林将自己的情感与痛苦记忆在心中紧紧锁了几十年，直到暮年才得以解脱与释怀。生活没有绝对的黑白分明，文化也没有绝对的矛盾与冲突，人们对文化的态度取决于内心对文化的开放程度，作者通过描写文化对立给人们造成的伤痛，以及主人公张云林对异质文化间态度的转变，展现了文化冲突中的众生相，批判了当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对立的社会现状。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进程加快，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继而形成，对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现状，霍米·巴巴曾言：“文化永远不是自在一统之物，也不是自我与他者的简单二元关系。”[5]换而言之，类似于日本曾经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样一种建立一统文化的文化实践只是一种妄想，由此引发出的一系列的殖民掠夺和文化霸权行为必将遭到人们的批判与反抗。异质文化间不是简单的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的简单二元关系，而应该是互为主体的关系。以本国文化为主体，以其他文化为客体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温任平看来，这样的“多元文化论不会对各族群的平等权利有正面贡献，因为这种论述，一开始便二分为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用芝加哥跨文化研究中心的发现，所谓‘保留文化特色这种修饰，究其实是把弱势群体更弱势化”，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时“把弱势族群文化浮象橱窗化”;而“文化多元主义”“是真正的文化包容，所谓‘文化多元，互为主体，与多元文化主义的选择性容纳、个别性摈弃差别很大”[6]。异质文化间要实现真正的和谐共生，不仅要批判当下社会文化中沙文主义的侵略与对抗，也要批判浮于表面的、在形式上进行包容的文化体系，让多元的文化互为主体，真正实现平等对话，让各类文化都平等地成为文化多元世界有机的一元，让不同文化在和平共存的同时，求得世界文化体系的繁荣与发展。

五、结语

陈团英在访谈中曾坦言，在他看来，文学应该开阔思想，扩大读者的世界性意识。小说《夕雾花园》便是作者这一文学创作观的具体实践，旨在通过肯定多元文化价值的艺术实践来引导读者以开放性、世界性的眼光重新审视当今的文化生态。陈团英作为年轻的跨国马来西亚华裔，他在异国所进行的英语文学创作，这样跨文化式学习生活经历，让小说《夕雾花园》面对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化读者，跨文化书写这样一种贴合全球社会文化现状的开放性小说创作方式就能更好地贴合来自不同文化板块的读者的阅读诉求，这也就应证了弗兰克·舒尔茨·恩格勒（Frank Schulze-Engler）所说的“文本的跨文化潜能……在于他们对读者的影响，以及为了接近他们所接触的文化复杂性所需要的表达方式”[7]。

在小说中，作者陈团英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以跨文化书写的方式使不同类型的文化充溢在文本中，交织出马来西亚紧急状态时期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文化风貌。这样的书写形式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折射出作者本身对于文化现实的思考，还极大地扩展了文学书写形式的空间，成为马来西亚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健康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同时，作者也关注到在多元文化不断冲突交汇的当今社会，人们的生存境遇，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平已经重新降临之后，面对所遭受的创伤与丧失的一切，人们应该通过记忆去抵抗时间，而不是选择遗忘伤痛，在内心实现文化的和解之后，再去重建他们的生活，以致能够达到生命的静穆完满乃至不同国族文化间的和谐共生。

在多元文化不断交汇的今天，跨文化书写意味着开放，因为跨文化不仅需要开阔的胸襟和视野，还要去了解、接受和尊重其他文化的特质，这样才能以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解读文化之间的关系。跨文化书写宣扬了一种跨文化的精神，解构了异质文化间自我与他者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主张不同文化间互为主体，平等对话，让各种文化都作为人类文化的有机一元与其他文化相互参照共同构建和谐的人类文化生态，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就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8]的文化理想，而跨文化书写汲取历史，直面当下，同时守望未来，促进了异质文化间和谐的补充互译与精神交响。这样的书写形式具有对话性和前瞻性特征，因而在新世纪全球跨文化交流的事业当中，结合当代多元文化的现实，对于跨文化书写，我们应给与足够的重视，加深它的研究与利用，这样就使得即使异质文化间互为主体、平等对话、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还很曲折，但也并非是遥不可及的，使得各文化的大联合与世界的大同成为未来可以期许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陈团英.夕雾花园[M].庄安祺，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5.

[2]Angelia Poon.Transcultural Aesthetics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the Practices and Politics of Remembering in Tan Twan Engs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J].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Literary Inquiry，2016：185-201.

[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4]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易淑琼.《星洲日报》文艺副刊（1988-2009）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7]Frank，Schulze-Engler，Helf，Sissy.Introduction，Transcultural.English.Studies：Theories，Fictions，Realities[M].Amsterdam：Rodop，2008.

[8]費孝通.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王文君，广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