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宇轩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实现教育强国的重要基础。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完成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型。然而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格局下，城乡教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均衡性，乡村教育因为社会、历史等原因，其发展空间和发展水平都落后于城市。“千村调查”是上海财经大学以“三农”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大型社会实践项目，2019年调查主题是“中国乡村教育研究”，本人参与了该项目的本年度大学生暑期实践，重点调研了江苏省泰州市JD中学的办学条件、师资、生源以及近年来中高考录取情况，并以此为研究案例，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乡村教育的公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乡村社会组织形态、教育价值观和政府职能保障三个角度，尝试探索解决该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一、调研案例分析

1.调研学校简介。JD中学创建于1956年，属于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是江苏省三星级高中。学校总占地83360平方米，建筑面积33118平方米。学校现有40个教学班，1800多名学生，近200名教职工，其中中、高级职称的骨干教师130多人，泰州教育学会理事5人，泰州市学科中心组成员5人，姜堰区名师工作室成员6人，姜堰区兼职教研员9人。2006年以来高考公办本科达线人数、达线率均位居姜堰区三星高中前列。

2.调研数据分析。以JD中学为例，作为在泰州市农村地区层面上有名的高中，调查结果显示，学校自2012年以来应届高考参考人数与录取人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而另一份资料数据显示了JD中学初中部在2015年-2019年的中考录取情况，不同于高中部参考人数与录取人数的逐年下滑，在这两项数据上初中部总体上都保持平稳。可见，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保障，作为镇上的唯一初中，JD中学初中部保持着相对平稳的生源数量。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也恰恰是九年义务制教育的保障，使得普通的村民对于子女就读的小学初中没有太高的要求，大部分都选择了本地的学校就近读书。

调研发现，乡村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入学链条。例如，对于JD镇周围的村镇来说，囿于当地没有高中可读或者当地镇上的高中没有JD中学好，应届学生选择去JD中学读高中。而对于JD镇自己这里的应届学生而言，有条件的家长纷纷将孩子送到姜堰县城的高中就读，这一点从JD中学自2012年以来应届高考参考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就能清晰看出。笔者随机调查的12户家庭中，有4户家庭现在有上中学的孩子。而这4户人家无一例外选择了去姜堰市的高中就读。

二、乡村教育公平问题的政治哲学思考

长期以来，教育公平与教育平等一直处于纠缠不清从而被彼此“误解”的状态中。在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更多数量的高中生有机会进入大学进行学习，例如200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2.5%，2018年则达到48.1%。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年提高相对应的是，城市和农村学生获得教育机会的差异也随之增大。中国人民大学CGSS“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1999年扩招之前城市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农村高中毕业生的1.13倍，非常接近;扩招10年之后的2008年则是1.55倍，差距明显扩大。随后，各种大数据都显示，虽然农村毕业生进入高校的机会增加了，但进入国家重点类大学的比例却在降低，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重点高校，城乡分布很不均衡。

1.教育公平与乡村公共领域空间正义。改革开放后，对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生存空间的农村来说，教育问题只是整个城乡问题的一个侧面，随着城乡差异的不断扩大，教育公平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在政治哲学的范畴，乡村教育公平是乡村公共领域的空间正义的研究内容。长期以来，在谈及空间正义的问题时，城市内部的空间正义往往成为研究的重点。二战之后福特-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让国家职能的权利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现实背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形态使城市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同时在冷战时代背景下城市内部公共权利随着公民运动兴起得到广泛讨论。相比之下，农村的空间正义问题研究就冷清了很多。

2.教育公平与教育领域内部价值观念。教育公平的实现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现行的乡村教育中，乃至整个教育体系里，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便是教育领域内部价值观念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关注每一个个体的“实际生活状态”和在这种状态下的能够去实现机会的能力。阿马蒂亚·森曾经在《以自由看待发展》提出过“capability”这一重要的概念，即可行能力。森想要教育达到的目标是养成一种发挥出自己能力的能力。它并不是一个被每个主体的自然禀赋固定的。相反，它是流动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集合。这既是它自身的特性，也是其本身的内在要求：运用自己所获得的自由与机会去发挥出自己能力。可行能力并不是意味着每一个个体只要依据自身主体性的需求完成选择便能够实现。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而言，对发展空间的多元指标衡量体系依赖不仅仅是主客观的条件，否则易落入多元相对主义的乌托邦陷阱。在现行的农村教育环境中，农村学生的价值观严重地被现代化带来的浮躁风气所沾染，大多数学生以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找到一份赚钱有地位的工作作为人生的重要目标和动力。这并不是说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找赚钱的工作不正确，而是说这种价值观念的长期意识形态灌输会严重影响一个正常青年综合素质的提高成长。更重要的是限制了学生选择自己人生追求的自由，扼杀了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

3.教育公平与政府政策保障职能。教育公平是个体公平发展的基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对于个人，都应该通过教育进行思想上的启蒙。中国城乡差异扩大有很多来自社会、历史等因素，但教育不平等无疑是其最主要动因，并且贡献度呈扩大趋势。西方思想史对于国家功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进行了思考，认为象征着权威的国家对于集体的实现进行程序化的指導、分配乃至于再分配。例如，社会资源的协调分配上，政府需要制定合乎正义原则的法律法规进行统筹管理等。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教育体现了个体机会上的公平公正。但教育公平不仅仅是资源分配公平性问题，还包括个体发展和代际流动等问题。本质上，教育公平与制度设计和社会主体价值息息相关。因此，政府通过制定种种政策以期待实现教育公平，例如，各类星级中学的评比与认定等。但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背景下，很难做到真正的公平。

三、实现乡村教育公平的路径探索

1.社区环境：营造乡村文化空间。梁漱溟曾经指出，要想解决乡村问题，最根本便是组织制度上的问题。城市生活的神化既是冰冷的社会现实，也是一种畸形的社会观念的产物。它关乎整个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体系的空间正义。实地调研发现，JD镇全镇仅有一家勉强满足中小学生阅读应达标准的书店，而村委会内阅读室的藏书量实在太少。显然，这与JD“教育强镇”的称号不符。同时，通过走访发现，农村缺少社会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古时，乡村文化的核心便是中国古典儒学伦理道德。而在21世纪的今天，剥去从历史舞台消失的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其最本质的社区人际关系也被现代化的洪波侵蚀。从伦理学意义上，人际关系淡漠的最直接后果便是社区中缺少组织系统内部的分化，长远的影响体现在对乡村未来的发展前景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以JD镇为例，可以先设立“读书角”提供乡村学生必需的阅读资源。同时开办相应的学堂讲堂，请村里的能人老先生或者从村里走出去的各专业领域人士定期给村里人开讲座，不一定要学术化，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崇尚知识的社会氛围。而对知识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人”自身的信仰，并因此迸发出对理性、平等、自由等理念的向往和憧憬。这便是初级阶段“启蒙功利主义”的基本前提，即每个人都有能力去认识自身的理性自我。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发展依赖于其对于整个社会总体发展的影响。同时社会上整体的善是以尊重个人自由为前提条件的。

2.教育内部：实施多元化评价标准。当下，星级高中在多个省市成为了衡量高中教学实力和口碑的重要评价标准。星级高中政策本身就是之前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制度的变形，只是在等级的划定上更加细致。而对于农村高中来说，要想在硬件条件上满足四星级高中的评选标准意味着在经济上压力太大。比如，在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的四星级高中评价标准上，有着明确的规定“生均教材仪器设备值不低于3000元”。这对于一所乡村中学来说是较高的标准。JD中学近几年一直在争取的四星级高中名号，但囿于人才的过度流失和硬件条件的不合标准，一直被拒之门外。对于JD镇政府来说，9年义务教育的巨大资金消耗需要由自身承担。可想而知，剩余的拨给高中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在有些地方上，还出现了学校出去借钱负债的例子。

3.政策体系：增加教育财政投入。上级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在教育上的财政投入，并建立激励机制，通过比较高考的考试结果对各农村中学进行奖励，以刺激地方高中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中，而不是在硬件设施的攀比上。同时在落实具体政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在具体的情境中，农村中学的目前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空间，进行全面的评估。

本文旨在借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JD中学高中教育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困境，以政治哲学的视角对教育平等问题中的政府职能与社会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平等是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脱离了现实的依托便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在中国城乡教育平等的问题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特征，并关涉着乡村社会组织运作的方方面面，如乡村学校教育理念、乡村公共领域的話语权与责任感以及政府对农村考生机会平等的保障等等。实现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追求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个重要面向，需要从社会环境、政策体系、教育内部要素等方面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