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娇

摘要：隐逸文化成型于先秦，在唐宋时期繁荣，直至元明清没落。从最初的超脱风尘、高洁雅逸的隐逸行为到充满生活趣味、倡导人性的真实，到后来的被物欲化了的世俗隐逸行为。隐逸文化的发展给中国古典园林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关键词：隐逸文化;古典园林;人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TU98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19-0-04

中国文化有许多特殊而又值得寻味的现象。它们伴随历史而存在，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构成中国文化特有的形式与内涵。隐逸文化就是这种特殊的文化之一，其特色鲜明，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也深受隐逸文化的影响，在推动中国园林向自然山水田园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隐逸文化体系的熏陶下，中国古典园林形成了以自然山水为主要艺术对象的传统园林形态。影响园林的文化是多方面的，儒释道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流，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毋庸置疑，并已有颇多论述，而关于隐逸文化在历代园林发展中所带来的影响则少有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以济南园林为例，对历代隐逸文化发展给中国园林带来的影响进行剖析。

1 隐逸文化的内涵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在黑暗的乱世社会，贤者们为远避小人而隐蔽不出，这是《周易》最初关于“隐”的记录与描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了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对于“隐”的相关表述：“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认为史鱼和伯玉虽然都是贤臣，但伯玉更合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君子之道。孟子也曾表述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隐而待仕的隐逸态度。儒家视隐逸为道德修养行为，而道家视隐逸为返璞归真，超逸之风。《易经》说“幽人贞吉”，对隐士最早的称呼便是“幽人”，其后山人、高人、逸人、逸民、退士说的都是隐逸之士。在中国文化认知中，隐士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文化象征意义，他们在与王权阶级的长久对峙中也始终保持着绝对的精神优势。

隐士成为对文化与社会的一种平衡力量，向世人展示了与自由精神对应的孤独和自然之美。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是由外界对本心的干扰程度而言的，外界对本心干扰的程度越大，就越能守住本心，洞见真知。最直接的隐逸表现莫过于遁迹山林，做一个隐姓埋名的隐者，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实现诗意的栖居，历来是隐逸文化的一种追求。不需求认同为“隐”，自得其乐为“逸”。隐逸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简朴素雅及心灵安逸为追求目标，“柔”“淡”“远”是其表象风格。从超脱风尘、高洁雅逸的隐逸行为到充满生活趣味、更加接近人性的真实，再到被物欲化了的隐逸文化，使其丧失了最核心的价值——独立人格。隐逸文化不断为不同时代的文人雅士推崇，成为中国文化中一抹清逸的风景。

2 隐逸文化对历代造园的影响

2.1 隐逸文化的萌芽与中国园林——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士人开始厌倦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生活，甚至采取回避方式，隐者群体便随即而生。隐逸群体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着自己所坚持的思想与道德信念，对世俗充满各种厌恶的厌世者。远离尘嚣、避世退隐是他们逃离世俗的方式。二是来源于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血缘贵族政治的盛行使“子拭其父者有之，臣轼其君者亦有之”的现象比比皆是，部分失败者通过退让保全自己，隐居山林，成为忘却世间恩怨的隐逸一员。三是来源于郁郁不得志者。《吕氏春秋·守时》中写道：“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窜，蓄力以待时。”这类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或因志趣高洁，难以融于现世;或则守志不二，难以一展抱负，遂隐逸于世。

此时的隐逸文化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还只是隐藏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之中。处于萌芽期的古典园林，正幻想着将“昆仑神山”和“蓬莱仙岛”建造在人间，觀念从最初的“娱天神”转变成后来的“娱人王”。

2.2 隐逸文化的兴起与中国园林——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的隐逸文化的产生，归因于使士人丧失自由的严格的集权制度。当社会在“政统”和“道统”的冲突下，士人们便在“仕进”与“隐退”上取舍，隐逸遁世思想蔚然成风。“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1]两汉以孝治天下，重孝观念被大肆宣扬和提倡。在“仕”与“孝”不能两全之时，隐逸便成了解决矛盾的必然选择;同时在“大一统”的秦汉政治下，“家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为“忠君”思想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2]蔡邑在王莽代汉后，便用消极懈怠的方式作无声的反抗。隐居避世也成为这一时间“忠君”之人的普遍选择。秦汉时期，隐逸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忤世与避世之隐，是在强权政治下的隐逸。儒生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或以顺臣的姿态躬身于朝廷，或退隐山林做一名“闲云野鹤”。归家隐居是士人们在腐败专治统治下保全自己的手段。

隐逸生活在黑暗的社会斗争中显得无比高尚，随着隐逸文化的兴起，士人对隐居环境的要求不同于先秦时期，已经开始想要拥有一个实实在在充满意境的园林。“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地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3]，仲长统详细地描绘了隐居环境中的各种景观要素。园林一时成了士大夫最好的遁世之处，它既是士大夫对心灵需求的追求，也是对自然山水的向往。丘园、林野、漫步田园、渔钓成为文人的狂热追求。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古典园林形态首次实现了从帝王的“苑”到贵戚、富贾的“园”，开了传统造园手法“模山范水”之先河。

2.3 隐逸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园林——魏晋时期

在世俗权力的粉饰之下，魏晋时代出现了这样一群最自由散淡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动乱的现实心灰意冷，无路可走，关心的只是“各得其栖宿而已”。道家“玄学”思想的兴起，取代儒家以社会责任感为核心的思想，隐逸文化开始在崇尚自然的人生观影响下以自然率真、追求本心的色彩呈现。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曾这样描述过：“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魏晋时期的隐逸文化便凝结于这一“真”字上了，秉承真实本性的自然行动力，为原本高洁雅逸的隐逸文化中加入生活趣味。

随着隐逸思潮的流行，园林开始得到空前的发展。据《水经注》《酉阳杂俎》等文献记载，古代济南的近郊地区开始出现大批私家园林，如西南郊区趵突泉畔的娥姜祠、流杯池，西北郊北大明湖、鹊山湖、房家花园以及史君林等。由于“林泉之隐”的性质，这一时期出现的园林主要集中在周边旷阔，环境清幽，没有尘世喧嚣的山林地、郊野地，这恰恰符合追求“避世归隐”以及“寄情山水”的隐逸思想。人们在追求自然山水的同时，审美意识也逐渐增强，认为在美的境界里，“出水芙蓉”比“错彩镂金”更胜一筹。园林不再只单纯地追求盛大富丽、“错彩镂金”的人工雕琢的美，而是有意模仿自然或亲近山水营造“出水芙蓉”的质朴无华的美。“吏非吏，隐非隐”的生存状态，使士大夫们有充足的财力来维系自己的庄园。园林初步确立了再现自然山水的基本原则，功能也从最初的狩猎转化为供园主及朋友观赏、游憩的场地。私家园林不再是对皇家园林的模仿，寄托隐逸思想的私家园林开始不断发展并影响皇家园林，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精神的突出代表。园林在量变的同时产生了质变，形成了“静念园林好”“山水有清音”的中国传统园林特点。

2.4 隐逸文化的繁荣与中国园林——唐宋时期

唐代在结束了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割据后，知识分子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步入仕途，在文化上形成了“三教合流”的局面。取禅宗“内在明悟的思路”倡导平常心是道的心灵境界;取道家“随缘任运，不以是非得丧而已怀”清明平和的生活态度;取儒家“进亦忧，退亦忧”重视个体社会责任感的行为。隐逸文化在此时已经走向成熟，出现了不同于东方朔“避世于朝间”和晋人的“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4]的“中隐”文化。白居易在《中隐诗》中写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此时的隐逸精神与世俗的生活相结合，打破了精神享受和物欲享受之间的隔阂，使得吏隐人士既可以摆脱繁重政治事务的牵绊和腐朽，又能得到一定的财物来满足生活需求。

唐宋时期受“中隐”文化影响，出现了大量去朝廷而不遥、与江湖而自远的城郊园林。济南在这一时期便出现了诸多具有天然野趣的“郊园”，如在西郊五龙潭，曾被杜甫描绘“海右此亭古，历下名士多”的历下亭;在城北20余里的鹊山下，李白吟唱“湖阔数千里，湖光摇碧山”的鹊山湖;在城西北济水南岸，被赞为“含笑凌倒影”的华不注山。身处这样闹中取静的园林之中，既能缓解出仕之辛劳，又没有归隐之落寞;既可享受大自然的恬静舒适，又有人力物力财力之便利。此时的园林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壶中日月长”。为了在“壶中”创造“天地”，求得“以尺寸之波尽沧溟之势”，士人在造园时开始通过置石、叠山、理水等活动来打造更加丰富完整、具有层次感的园林景色。隐逸思想使唐宋时期的园林更加自然简朴，崇尚回归自然，园林在富有张扬的个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意境的营造。

2.5 隐逸文化的衰落与中国园林——元明清时期

民族等级制度的确立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隐逸文化盛极一时。元代隐逸文化恢复了对政治的批判态度，否定政治的价值，并且淡化了道德的作用，注重现世享乐。“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5]从元曲中对政治功业和政治人物所持的完全否定的态度可以看出，此时的隐逸文化已经达到了世俗化的高峰。明清时期，随着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的日趋增强，儒家思想统治整个社会的思想。隐逸文化的发展缺乏新变，影响日益萎缩，并逐渐走向衰微。一群科举不成，以诗文书画干谒权贵，游走四方的晚明山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已经在物欲化的时代思潮中变质、衰败，丧失了其中最核心的价值——独立人格。

隐逸文化没能脱离历史发展的大势走向了颓势，在元明清时期园林中隐逸文化的出现，多属附庸风雅。在极致世俗、缺乏新变的隐逸精神的指引下，士人园林沉迷于精巧细致的工艺之中，却失去了隐逸的本质。例如，张怀芝的带有明显市井之气的“张氏公馆”，用于文人雅集，应酬宴游的江园·布政司署西花园以及位于大明湖南岸汇泉堂西南方向的秋柳园等。并且出现了官署、书院、馆驿等附属园林，如在万历年间改办为历山书院的谷继宗圆亭、周永年的林汲山房、巡抚署院、潭西精舍馆驿园林等。世俗园林成为中国园林的主流。明清时期的私家园林，无论是文人园林还是商贾园林，都融入了更多的社会化功能，或是文人雅集、听戏之场所，或是应酬宴游之所在，均已与先前修身养性的隐逸之所渐行渐远。但同时也造就了园林艺术的空前繁荣，园林由“壶中天地”转向“芥子纳须弥”，空间更加狭小，艺术水平更高。

3 结语

不论是追求“独善其身”的“道隐”，坚持正义的“朝隐”，逃避世俗的“林泉之隐”，平衡物质与精神的“中隐”，注重功业和人格修养的“酒隐”，还是追求精神升华的“壶天之隐”，隐逸精神的生发、成熟与没落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

首先，隐逸文化影响了园林性质的变化。园林最初作为皇权的附庸品，是权力的象征。受隐逸文化的影响，私家园林摆脱了对皇家园林的模仿，开了“模山范水”的先河，更多的富人拥有了园林。隐逸的繁荣带来了大批城郊园林，园林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公共活动场地。隐逸文化使园林成为各阶层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其次，隐逸文化影响了园林造景的变化。园林造景初始运用蓬莱神话所提供的仙海神山的想象景观，“一池三山”的山水体系布局备受推崇，规模庞大，含蕴万物是其主要特征。隐逸文化促使人们追求自然之美，更加注重对于自然山水的再现，以求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在方寸之间尽显天地。园林造景更加丰富，凸显层次，小巧灵动而又精妙绝伦。最后，隐逸文化影响了园林功能的变化。皇家园林作为统一帝国和集权大王朝的象征，专为皇室服务。隐逸文化的逐渐发展，出现了大批的城郊园林和私家园林作为供园主及朋友观赏、游憩的场地。随着隐逸文化的逐渐深入，园林融入了更多的社会功能，成为文人雅集、听戏、应酬宴游的不二之选。

隐逸文化赋予园林鲜明的东方特色，寄情山水，诗情画意，同时为园林增添了内涵和意蕴。毫不夸张地说，隐逸是中国园林的灵魂。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85.

[2]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邑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37.

[3]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1099.

[4] 张启成，徐达，等.文选全译[M]//王康琚.反招隐（卷二十二晋）.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297.

[5] 徐征.全元曲：散曲[M]//马致远.双调·拨不乱.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87.

作者简介：劉凤娇（1996—），女，河南信阳人，设计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景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