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京 徐 华

[内容提要]新型农村社区是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社区类型，“城村同体”“村城同貌”“城村连绵”的特征增加了其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借助城市研究中的韧性视角，以皖南Y县T社区疫情防控实践过程为例开展分析，发现工程韧性盲点导致社区空间聚集，安全隐患频发；组织韧性滞后导致防控机制不健全，应急管理能力有限；社会韧性衰减导致社区认同离散化，公共性危机加深。基于此，提出新型农村社区疫情防控应对机制是构建社区“空间管制-空间定位-空间区分”的防疫体系，补足工程韧性；完善社区“疫前预警-疫中应急-疫后恢复”的全周期管理，提升组织韧性；筑牢社区“党建引领-两级联控-三治融合”的防疫根基，增强社会韧性。

2020年春节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COVID-19)对社区的治理和应对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疫情出现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迅速成立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了全党发动、全民参与、全国上下合力的应对行动[1]。2020年1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的通知》，将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主要阵地[2]，社区防控开始成为这场战“疫”的“治本”之策。新型农村社区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极具代表性的一种社区类型，“城村同体”“村城同貌”“城村连绵”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由于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涉及全面的社会动员和管制，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兼具城市社区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和农村社区疫情防控的脆弱性的双重特征，这为疫情防控阻击战增加了不少难度与挑战。本文借助城市研究中的韧性视角，以皖南Y县T社区疫情防控实践过程为例，分析新型农村社区在抵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韧性不足的内质与表征、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的整体关联，并将目标投向于强化新型农村社区防灾、减灾和救灾的应急力、协调力、反思力、学习力和恢复力之上，以期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新型农村社区应急防控体系的完善提供些许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缘起

(一)韧性概念起源与认知流变

韧性概念历经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直至社会-生态韧性(演进韧性)的“三重变奏”。从语言学角度看，“韧性”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resilio”，原义为恢复到原来的状态[3]。19世纪初，在英国的造船和材料科学研究中，韧性表示建筑材料受压后的回振性能。1970年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首次将韧性概念引入生态学研究中，并与他所领衔的研究团队建立“韧性联盟”，丰富了韧性研究的内容[4]。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灾害学专家蒂默曼(Timmerman)在研究气候变化的灾害防治时首次提及社会系统韧性，他指出灾害发生后，增强社会系统韧性能够帮助解决风险所引发的社会问题[5]。随后，韧性概念被广泛运用于职业发展、信息管理、应急处置等社会领域。2002年美国学者佩顿(Paton)首次发表以韧性社区为标题的论文，标志着韧性视角开始引入社区研究之中[6]。本文所讨论的“韧性”概念是指一种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和从灾害中学习的能力，以及系统的多元平衡性和自组织性。

(二)韧性视角下的城市与社区研究进展

1.韧性视角下的城市研究

国内外对韧性城市的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持续拓充，在实践层面也进行着同步探索。2002年，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理事会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上首次将“韧性”概念引入城市公共治理领域，并出台了《全球100韧性城市项目方案》《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城市议程》等一系列有关韧性城市的国际文件[7]。目前，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城市灾害风险管理程序，并形成数个韧性城市建设样板。例如，美国纽约聚焦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出台《更加强壮、更富韧性的纽约》的城市建设规划，提出“弹性水岸”减灾策略[8]。英国伦敦为更好抵御洪水、干旱和高温等风险灾害，发布《管理风险和增强韧性计划》，强调应对灾害时需要多方协作、共同管理[9]。与此同时，国内对韧性城市的关注也在不断攀升。在国家层面上，中共十八大提出将“增进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能力”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10]。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要求统筹城市安全建设，争取在2035年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东湖社区调研时强调“要着力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11]。在实践层面上，我国先后提出海绵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等城市建设新理念，其目的指向均可化归为“维护城市安全稳定、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韧性城市实践道路。

2.韧性视角下的社区研究

社区是城市巨系统的细胞，也是承载并抵御灾害与风险的“最后一公里”。早在1999年，世界减灾大会就提出要把社区作为减灾的基础单元，即城市一旦遭受灾害，就需要以社区为行动单位，展开系统的应对措施[12]。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有关韧性社区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吴晓林(2018)在对西方韧性社区概念的系统研究后指出，韧性社区是以社区共同行动为基础，能链接内外资源，有效抵御灾害与风险，并从有害影响中恢复，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动社区[13]。孙立(2019)基于韧性视角探讨城市老旧社区减灾设施因年久失修出现老化，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极易加剧风险扩散[14]。王滢(2019)关注到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普遍存在人口负荷过重、生态过载、安全疏散难等现实问题，提出构建社区韧性元素，加强社区工程韧性、环境韧性、组织韧性以解决这类问题[15]。周霞(2019)在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运营过程中发现，跃进式城镇化导致新区各类灾害风险与社会治理矛盾交织，迫切需要补足社区韧性资源与建立常态化的韧性指标评估机制[16]。

虽然关于城市(社区)韧性研究有大量文献可考，但大部分研究主要聚焦在生态环境灾害方面，例如飓风、洪灾、地震和山火等，鲜有研究关注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因此，以动态平衡、冗余缓冲和自我修复为核心的韧性理念观察与分析新型农村社区疫情防控韧性不足特征，以及如何提升社区“韧性”来防范和抵御各类灾害风险，不仅对当前打赢疫情阻击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也颇具理论意义。

(三)T社区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

本文以皖南Y县T社区为“研究点”(Research Field)。2019年6月至7月笔者在“研究点”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课题调研，因此，对Y县及其T社区的基本概况(行政辖区、人口结构、基础设施、经济文化等)有一定的了解。在疫情期间，笔者先后4次前往T社区并通过参与式观察、电话访谈、档案查询、网络信息搜集等方式获取了有关疫情防控的数据资料。

Y县位于大别山东南、皖西南边境。全县总面积2398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0万。2004年，Y县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选中T村(现今T社区)所在乡镇作为县城经济开发区，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撤村并居”，使得T村周围的三个村落合并为T社区。合并前的T村，辖区面积4500公顷，其中耕地730公顷、山场2800公顷，是一个“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典型自然村落。而合并后，T村发生了深刻的空间变迁与重组(图1)。目前，T社区辖区内建有中学、小学、幼儿园各一所，共有5个居民小区(含拆迁安置小区、商品房小区、村改居小区)，入住率为87.94%，个私民营企业达267家，社区户籍人口4492人，常住人口9000余人。

图1 传统农村与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布局比较

由于Y县毗邻湖北省，属于安徽省新冠疫情传播的重点管控区域，截至2020年4月15日，Y县共有8名确诊病例(均有武汉旅居史或疫区人员接触史)，T社区有1例确诊患者。疫情期间，社区党支部在上级党委和Y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领导下开展本社区的疫情防控任务。T社区共设置疫情管控工作站点12个，除了社区7位专职工作人员外，居住在本社区的乡镇级单位公务员、驻区银行职员、教师等公职人员每天8点到20点下沉到社区各个站点值班，许多在地党员、退役军人、大学生也积极参加社区防疫，提供相关志愿服务(表1)。T社区经由摸排发现，共有武汉返乡人员56人，自湖北其他地区返回人员43人，从本县之外其他地区返回人员37人。

表1 Y县T社区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人口数据由社区官方网站获取http//:www.yuexitengyuncun.com；其它数据由笔者实地研究整理得来。

二、韧性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疫情防控的风险性

作为居民社会生活的最小单元，各类灾害与风险往往在社区层面被首先感知。为了衡量新型农村社区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的承灾程度、适应能力、恢复速度等韧性要素，下文在参考国内外有关韧性社区评估指标的基础上，以皖南Y县T社区为例，分析出其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存在着工程韧性盲点、组织韧性滞后、社会韧性衰减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一)工程韧性盲点：社区空间聚集，安全隐患频发

工程韧性是指社区的基础设施能够在突发事件和外界极端压力下维持基本功能和结构，且不会对居民的生活水平带来大幅度的削弱和全面退化的现象[17]。根据调查，Y县城市管理者在将T社区所在乡镇规划为县城经济开发区后，始终以经济发展为政令导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建设。各类企业在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下“组团圈地”殖产兴业，大量农民在征地拆迁后“洗脚上楼”成为新市民。相较于传统农村社区，新型农村社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众多居民聚居在统一规划的新空间之中。T社区居民就是经由这样的过程而迁入征地开发后新建的安置小区、村改居小区和商品房小区。由于安置小区和村改居小区建设追求“快速上马”而不断压缩工期以便及时满足拆迁农民的住房需求，新建居民住宅楼间距近、空间狭、楼层高。众所周知，传染病之所以能够在人群中流行，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环节:一是传染源，二是传播途径，三是易感人群。因此，T社区过密的居住空间会让防范意识薄弱、免疫力较低以及患有基础性疾病的居民成为病毒的首要侵入对象。

此外，T社区公共空间被不断侵占导致病毒潜在传播风险剧增。具有非竞争和非排他性特征的公共空间不仅是室外空间，也包括社区中不受任何限制可自由使用的空间[18]。根据调查，T社区存在大量居民在公共走廊堆放个人物品(垃圾、废品、鞋子等)，甚至在走廊圈养宠物等不良生活习惯，这使廊道的空气循环受阻，如果居民出行未采取防护措施就很有可能在病毒携带者经过的楼道被感染。最后，相较于商品房小区，T社区的安置小区、村改居小区属于没有围墙、没有单元楼门禁、没有物业的“三无”小区。此次疫情爆发正值春节期间，T社区共有从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返乡人员99名，这些流动人口具有携带病毒的潜在风险。如果他们未佩戴口罩、没有统一监测体温、居家隔离而随意进出小区，极易造成返乡人员的空间聚集以及病毒的异地输入性传播。

(二)组织韧性滞后：防控机制不健全，应急管理能力有限

组织韧性是指社区在应对突发危机和潜在威胁时，包括政府职能部门、社区、社会组织、居民个体等在内的公私组织，能否执行好日常性、基础性、前瞻性的前期风险管控和后期的应急处置、救助服务和恢复重建等能力[19]。在重大疫情下的防控组织体系往往嵌入一个多层治理的关系网络[20]，这个网络的纵向特征为中央、省、市和基层政府组织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部署，横向特征为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和志愿者的积极承担、积极配合、积极动员。自1月25日Y县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T社区按照上级政府要求第一时间成立由社区两委干部为主的防控领导小组，但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中，却暴露出防控机制不健全、应急管理能力有限等问题。

首先，基层社区医疗卫生体系薄弱。在医护人员配置上，T社区所在乡镇卫生院(含编外人员)26人，其中持医护资格证件仅有19人，而每个村组卫生室只有1至2人且大多没有医护资格证件或未定期注册。在医疗基础设施上，T社区卫生院未配备专业的医疗设施，如红外线检测仪、核酸检测试剂、隔离防护服、传染病隔离病房等。因此，重大疫情下基层社区卫生院(室)容易发生患者获得性感染乃至医护人员被感染，例如安徽省霍邱县某乡村卫生院医生就因私自接诊发热病人导致3人确诊，数百人被隔离[21]。其次，基层社区工作者负担沉重。在基层政府统筹下，社区一夜之间成为疫情防控的“前线”，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成为社区防疫的“军事家”，疫情期间他们不仅要承担宣传、防治、排查、统计、汇报、场所消毒、卡点设置等防疫事务还要处理邻里纠纷调解、开具相关证明、迎接上级检查等常规工作。而在全国，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与下沉干部、党员、志愿者一道奋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的疫情防控一线，截至2020年2月21日，全国已有33位城乡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期间因公殉职，其中农村地区的社区工作者占63.4%[22]。最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程度有限。依托于社区的社会组织具有本土化和熟人网络的先天优势，是除国家行动力量之外的疫情防控主体之一，可为防疫减灾的应急行动、信息传递和互助服务等工作提供支持。但在T社区疫情防控初期，一方面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防疫物资和捐赠物品使用时需要多部门上报审批而造成大量积压，难以及时发放。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参与抗击疫情管理意识有待提升。例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在卡点轮值或治安巡逻中采取“一刀切”“违法执法”“矫枉过正”的管控措施导致干群关系疏离、邻里关系疏远，进而违背了疫情防控的本意。

(三)社会韧性衰减：社区认同离散化，公共性危机加深

社会韧性即社区居民在面对社区剧烈社会变迁或重大公共事件时能够保持理性自觉、互爱互助、勇于担当的公民意识，以及推动社区主体性建设、共建良序社区的价值宣导[23]。T社区作为Y县城开发区，近年来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和Y县其他乡镇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T社区犹如一个“空间大熔炉”——商品房小区、拆迁小区、安置小区等不同人口杂糅在同一片地域空间。社区人口结构的异质性与流动性等特征逐渐显现，最终引致社区情感纽带开始断裂，社会空间从“认同”走向“离散化”。(表2)

表2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空间”的变迁特征

抗击新冠疫情是一场特殊的“人民战争”，只有众志成城，才能战胜疫情。然而，由于新型农村社区密集而又分异的人口结构致使疫情防控工作常常陷入被动之中，许多群众因为认知不足而游离在防控体系之外，甚至伴有阻碍防控的违规行为，难以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局面[24]。具体而言：一是地域污名导致社会排斥和歧视行为。“污名”，最早由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提出，具有偏见、刻板印象、标签化、隔离、歧视五大要素。在疫情集中爆发时期，拆迁安置HZ小区的W大叔竟以防范疫情为由，将出租给湖北籍务工人员的房屋内物品强行清理至小区廊道，并贴出停租声明。二是疫情心态网络化导致线上“狂欢”。XP小区有一例因武汉旅居史而感染肺炎的确诊病例，Y县防控指挥部立即采取“坚壁清野”式封闭小区，因严格的管控措施，久居部分在家的居民开始产生焦虑、愤懑等不良情绪，并在朋友圈、微信群、抖音、快手、贴吧等社交平台发表带有歧视、侮辱湖北人的言论。海量信息光速流动的网络空间，在给居民带来“缺场交往”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一些疫情谣言、负面舆论快速传播，这给疫情期间居民凝聚共识、同心抗疫埋下潜在危机。

三、韧性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疫情防控的应对机制

新型农村社区是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薄弱环节，也是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使新型农村社区在面对突发重大疫情期间成为阻断病毒传播的重要堡垒，这不仅关乎这一城一乡的安全，更决定着全国社区疫情防控的成败。本文基于T社区疫情防控的生动实践，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应在空间维度上加强日常性、基础性、前瞻性的空间规划，时间维度上做好风险治理过程的前期预警、中期应急、后期恢复的全周期管理，社会维度上筑牢党建引领、两级联控、三治融合的社会基础，逐步形成“平疫结合”的韧性社区治理思路，助推破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陷入的困局与迷思。

(一)空间维度：构建社区“空间管制-空间定位-空间区分”的防疫体系，补足工程韧性

1.精细化的空间管制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人就使用限制瘟疫患者的空间移动来对其进行空间隔离，从而构造出“纯净”空间。而新世纪以来，非典(SARA)、埃博拉(Ebola)、甲型H7N9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控经验也证明物理空间管制的时间越早，管制措施越严格，对疫情的防控就越有利。结合此次T社区新冠疫情防控实践来看，其合理有效的空间管制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县域公共空间管制。县域公共空间是指车站、电影院、教堂、餐饮场所、大型商场等人口流量大且密集的地点。在疫情发生后，Y县在上级党委的要求下迅速成立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及时发布《关于暂停公共场所开放、暂停部分公共服务和严禁聚集性活动的通告(第48号)》，药店、定点超市、农贸市场实行定时开放、体温检测、人员导流等管制措施。第二类社区层面空间管制。T社区积极响应Y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布置，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党支部和居委会共7人组成的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对辖区所有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进出社区的交通工具例行检查，居民的生活空间被瞬间“格栅化”“堡垒化”。春节期间跨小区、村组的人际交往被阻断、外出消费被抑制，从而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社会性传播。第三类家庭层面空间管制。对于99位由武汉及湖北返乡的居民，一律按照医学要求安排14天的居家隔离观察，除抗疫人员及因病、因孕、因丧等经批准人员，其他居民严禁私自外出。

2.精准化的空间定位

人的活动会在空间中形成行止轨迹，据此，对疫情防控过程中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的位置移动进行准确的空间追踪和定位显得尤为重要。T社区采用的空间定位方式主要是协助县疾控中心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流调”)。2020年2月4日，T社区XP小区的一位居民在市级定点医院被诊断为确诊病例，Y县疾控中心立即派处置组前往确诊患者生活过的XP小区开展流调及其密切接触者追踪工作。在T社区单独提供的确诊患者家庭信息、工作信息以及小区各类人员信息的基础上，疾控中心和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访谈、上门函询、视频监控等方式共排查出密切接触人员10人，其中3人均为患者家人，亲戚6人，社会人士1人。这种“顺藤摸瓜”“抽丝剥茧”式的流调有效避免了T社区聚集性传播的发生。

3.合理化的空间区分

疫情不仅给居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同时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T社区所在乡镇作为县城开发区是Y县经济发展的“排头兵”。2月中旬后，随着全国疫情确诊病例数的持续下降，防控形势开始渐趋稳定，有序处理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关系成为“抗疫”迈向下一阶段的突出问题。T社区在根据安徽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疫情风险评估五分法的基础上以及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文件精神下，对社区疫情发展的空间特点和不同空间疫情风险水平进行合理区分，创新性地将辖区五个小区分类为“高风险小区”“中风险小区”“低风险小区”，并对应调整卡点数量、防控人员数量，有效缓解疫情防控初期人手不足的压力。此外，对途径T社区道路的外来车辆和复工人员，在体温监测和复工证明核验后方可通行。

当前，由于快速城镇化导致新型农村社区的工程设施普遍存在御灾能力弱、减灾效果差等韧性不足的状况，因此，在应对突发疫情时施以必要的物理阻隔是社区防控的基础，在空间维度构建起“空间管制-空间定位-空间区分”的防疫体系，将疫情风险在不同空间层级被稀释和弱化，能够更好补足社区工程韧性。

(二)时间维度：完善社区“疫前预警-疫中应急-疫后恢复”的全周期管理，提升组织韧性

1.智慧化的疫情预警

传染病预警是指传染病暴发或流行发生前以及发生早期发出警示信号，以提醒传染病可能发生或其发生的范围可能扩大的风险[25]。社区作为居民社会生活的最小单元也应当是感知疫情的“触点”，但从全国大部分基层社区疫情预警反馈情况来看，众多社区的疫情预警仅仅停留在“线下”响应层面。就T社区而言，其疫情预警主要包括：张贴疫情告知书、派发疫情防护手册、利用车载“大喇叭”播报疫情信息等方式。诚如卡斯特先生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所介绍的，21世纪是一个由网络建构起的具有全新意义的信息社会。截止2018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8.02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间达到27.7小时[26]。因此，社区疫情预警在“线下”响应的同时还应积极扩展至“线上”。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不少城市社区使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绘制社区疫情风险地图来有效辨别潜在风险人群和风险点的分布与演变，或利用手机支付宝平台中的“健康码”查验居民的旅居信息和健康状态等方式，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2.整合化的疫情应急

社区资源整合是指将社区相关的社会资源相互协调成一个系统化的整体，进而方便社区掌握、支配和动员资源的过程和状态。T社区在针对防控初期资源整合能力羸弱的状况，及时调整原有的工作思路，准确识别社区资源，形成社区资源双向整合，使之更好地为疫情防控服务。一是人力资源的整合。在调动本地党员、居民代表等基础人力资源参与社区防控的同时，充分发掘驻区银行职员、教师、热心居民、返乡大学生等潜在人力资源参与进来，有效缓解疫情初期社区工作人员孤军奋战的局面。二是医疗资源的整合。T社区立足本地资源，积极与开发区的企业家协会、慈善协会沟通协调，开展口罩、消毒水、护目镜、测温枪等医疗物资的募集工作，为社区卫生院、村级卫生室以及卡点人员防疫安全提供保障。

3.服务化的疫后恢复

灾害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任何灾害的恢复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调适阶段以及后遗症阶段[27]。在新型农村社区疫情在得到缓解后，不仅要及时进行疫情防控工作的总结，更要注意“后疫情时期”的后遗症处理，从而避免由疫情引发生产、生活秩序出现混乱等次生风险。T社区在“后疫情时期”，坚持以服务为导向来应对突发疫情所带来的后遗症。具体地：一是建立问题反馈机制，在辖区内的小区、党群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乡镇政府的宣传栏，设立意见箱、公布社区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号等线下线上的反馈渠道，确保有关公共卫生事件的问题得到及时反馈，及时上报。二是建立监督整改机制，对疫情期间社区干部的工作表现进行监督监测、总结整改，特别是对战“疫”前线表现优秀社区干部的及时报送给乡镇政府予以褒奖、晋升。

通过在时间维度上完善社区“疫情预警-疫中应急-疫后恢复”的全周期管理，厘清新型农村社区在面对突发疫情的外部冲击和极端压力时应采取的响应步骤，明确社区风险处置的流程与环节，斩断疫情传播的链条，增强社区灵活应变的组织韧性。

(三)社会维度：筑牢社区“党建引领-两级联控-三治融合”的防疫根基，增强社会韧性

1.鲜明化的党建引领

面对这场重大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中强调“要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28]。广大城乡社区作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堡垒，党建引领就是这场战“疫”的集结号。T社区党总支在疫情防控期间坚持以“三个引领”为抓手，强化政治担当、责任践行、作用发挥，推动社区疫情防控一盘棋、一面旗的蓝图。首先，坚持党建引领，党员先行。疫情发生后，社区党支部书记在社区微信群中率先发布“党员召集令”。社区98名在地党员闻令而动，火速集结，在7个网格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疫情防控先锋队，队长由网格长兼任，带领党员进行疫情排查与宣传。其次，坚持党建引领，群众参与。在看到党员们身先士卒为社区疫情防控作贡献的同时，一大批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驻区单位职员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加入疫情防控先锋队，甚至不少群众写下入党申请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最后，党建引领，暖心服务。疫情防控先锋队密切联系武汉和湖北回乡人员，给予他们生活和心理方面的帮助，加强人文关怀，让他们在居家隔离观察期间能够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2.协同化的两级联控

在应对诸如此次新冠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基层社区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政府的号召，利用网格化管理手段，战斗在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线，起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抗疫堡垒作用。但在常住人口9000余人，81幢居民楼的T社区，按照网格化管理标准仅仅划分了11个网格，这意味着一名网格长在平时需要管理辖区内300至500户居民。而在疫情期间，有效落实上级部门规定的社区疫情排查“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工作要求就显得难度极大。为此，T社区积极借鉴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龙狮桥社区首创的“两长制”防控经验[29]。即在网格长的基础上，以30户至50户为一单元，通过居民推荐或群众自荐选拔一名单元长，从而形成“社区党组织+网格长+单元长+居民户”的模式。这种做法彻底打通了社区疫情防控的“最后一米”，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3.深度化的三治融合

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助推T社区就地城镇化，由之前的小山村向新社区转型。众多外来移民人口的迁入，让社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些变化带来的是社区的高度异质性。曾经熟人社会的情感维系被小区围墙和门禁阻隔，邻里交往减少，社区参与度变低，大量居民主动或被动流失于城市社会的“邻里”空间。在这样淡漠化的社区中，人际信任和社区认同危机油然而生，表现在疫情防控初期，部分居民对社区工作者采取的严格管控行为存在不理解，甚至产生“地域污名”“强行冲卡”等越轨行为。故此，T社区转换防控思路，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深度融合到社区疫情防控体系中，让社区真正成为疫情防控的“命运共同体”。首先，以自治激发群众活力。通过社区微信群建立线上协商机制和监督机制，鼓励居民为疫情防控建言献策，及时公开防疫物资募捐信息。其次，以法治保障群已界线。多途径、多形式宣传《传染病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规定，让社区群众了解防疫的权利与义务、违法涉罪追责等法律知识，织牢维护特殊时期的法律保障网。最后，以德治滋润社区道德根基。通过社区官方网站、公众号、微信群、抖音等网络媒介，适时报道防疫期间涌现出的道德标杆，凝聚社区群众同心战“疫”、和谐向善的精神力量。

新型农村社区疫情防控除了在空间维度施以必要的物理阻隔和在时间维度上树立全周期的管理外，还应在社会维度上筑牢社区“党建引领-两级联控-三治融合”的防疫根基，让居民对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在疫情防控中逐渐形成，从而增强今后抵御各类灾险的社会韧性。

四、结语

面对新冠疫情这类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事关人民健康和整体社会安全。在战“疫”一线，既有冲锋陷阵的医务工作者，也有不计其数的社区工作人员，共同筑起了抵御病毒的坚实堤坝。区别于现代城市社区，新型农村社区正面临着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转型阵痛，亦城亦乡的社区特征显著增加了其面对疫情的挑战与风险。就社区建设而言，增强韧性和防控风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新型农村社区的重大疫情防控要有韧性思维，要能够科学准确地把握社会系统随快速城镇化建设而发生的深刻变化，从构建社区韧性要素开始，方能精准施策，多元一体而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