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晚清;“海防塞防”;原因;意义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学科共建项目《中国南海海缘政治战略研究》（GD15XMK05）

作者简介：郭万敏（1978-）女，四川自贡人，博士，讲师，从事海缘政治研究。

晚清地缘战略转型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见《尚书·禹贡》）的地缘特征使传统中国形成“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地缘政治观。19世纪中叶，来自海陆两个方向的地缘战略压力，打破了中国原有“陆权大国”的固有属性，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重视海防。

1874年11月5日，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上奏朝廷请求加强海防御辱，明确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措施，并请朝廷饬下各有关督抚筹议。即第一次“海防筹议”。在筹议中，加强海防建设达成共识。但“开办海防以筹饷为第一要事，实以筹饷为第一难事。”[2]于是，围绕籌饷问题，在海防和塞防建设重点上，晚清朝政府内部出现了争论，即“海防塞防”之争。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派”。他们主张以“塞防”为国防重心，坚持西北用兵，尽快收复新疆。二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李认为新疆土地贫瘠，每年花大量的兵费已不值，而自鸦片战争以来，战争多在沿海，应“移西饷以助海防”，以确保东南财富区的安全。[3]三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海防塞防派”。左认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4]他指出，塞防不固，则西北屏障尽失，但海防也关乎国家、民族命运。但是，现在新疆威胁更大，应先侧重解决新疆问题，因为重视新疆是为保卫蒙古，保卫蒙古是为了拱卫京师。

针对上述三种观点，晚清政府在综合权衡后，采用了左宗棠的建议。1875年4月，发出“六百里谕”，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5]，负责西征收复新疆。5月清政府又发布上谕：“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6]。这标志着晚清政府对两难地缘困境作出了“海防塞防，二者并举”的地缘战略转型的回应。此回应改变了中国延续了几千年“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地缘战略，开启向海洋的地缘战略转型。

地缘战略转型失败的原因

“海防塞防，二者并举”的地缘战略虽是地缘困境下的无奈选择，却也符合地缘变迁的逻辑。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战略在实践中并没能成功，反而因“结盟”对象选择的失误令中国陷入“战略死角”，使中华民族在近代饱受厄运。究其原因，除因陆海复合型国家面临的战略选择方向上的两难和双重易受伤害性外，还包括以下三个重要原因。

原因之——财力不足。“自咸丰同治以来，粤匪乱起，海疆滋事，中外用项日增月益，一岁所入不足供一岁所出。所谓国家岁入岁出自有常经，军兴以来供亿浩繁，以至京师及各省库储开支支绌，事平之后，帑藏仍未裕如”[7]。发展海军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对于已经在财政上捉襟见肘，又正值准备对西北用兵、亟须“筹饷”的晚清政府来说，这是一笔几乎难以承受的财政开支。如李鸿章所说那样“近日财政极绌，人所共知。”[8]

据统计，当时清政府国防经费每年预算投入400万两，分散到海防和塞防两个方向，但实际上有些预算经费没有兑现，兑现的部分有被直接挪用。在1875～1877年间，海防实际投入经费比预算减半，才200万两，平均每年数十万两。故在北洋水师建立后，因经费不足而未能继续壮大，各级官员也借海防的名义筹款后用来存储生息、挪用，甚至直接从海防经费正款中每年拨出30万两白银给颐和园工程。[9]捉襟见肘的财政让北洋海军只能维持现状，无法更新武器和添置军舰，海战能力大大削减。在西北，也因经费不足而采取妥协政策，在1881～1884年与沙俄先后签订多个协议，失去大片土地。

原因之——主动放弃制海权。在世界已经进入海权时代时，晚清的海权观念仍旧停留在传统的海防意识上，将军舰当成“流动的炮台”，以“防御”为主，如李鸿章所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10]，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进收口内，以守为战。这种主动放弃制海权的消极的海防思想与制海权理论相去甚远，这也是导致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重要原因。

甲午战争初期，晚清政府曾有过获得制海权的机会，但因固守“防御”战略，不愿主动出击而错失机会。在后期的海战中，也都一直采取消极防御、“保船制敌”的战术，导致在黄海海战中完丢掉了制海权，在惨败后被迫采取海口防御方针，最后全军覆没。

原因之——“联盟”对象选择失误导致陷入“战略死角”。甲午战争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晚清政府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这是孱弱的晚清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选择。正确选择联合谁、孤立谁是这一政策能够成功的关键。但是，晚清政府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导致国家几近分崩离析。

从世界地缘政治环境来看，西方世界与沙俄的对抗是近代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轴，沙俄与中国之间也存在不可调和的地缘政治冲突。甲午战争后，晚清政府采取“联俄拒日”策略，这意味着与整个西方世界为敌。英、美也因此放弃与中国结盟，改与日本结盟来抗衡沙俄，将近代中国拖入“前门拒狼，后门迎虎”战略死角[11]，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以“抗俄”为旗号全力武装备战，全面推行侵略朝鲜半岛与中国内陆的“大陆政策”提供了契机，中华民族近代的历史厄运由此日甚一日。

“海防塞防，二者并举”战略的意义

尽管晚清的“海防塞防，二者并举”地缘战略未能成功，但“海防塞防”的确立及后来的海防建设和海权理论探索使中国传统的“重陆轻海”的地缘战略思维开始转向海洋，并形成中国近代早期的朴素海权观，对国人的海权思想发展有着启蒙意义。

意义之——地缘战略思维的海洋转向。农耕的“居国”与游牧的“行国”之间的冲突和霸权的争夺是东亚大陆二千多年历史的主要内容。故早期中国地缘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北部陆疆，而东南海疆则为“天然屏障”，几乎没有受到过威胁。受此影响，传统中国形成了“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地缘战略思维。

随着工业的发展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欧洲大航海时代到来，世界秩序亦开始在欧洲文明的新规则下建立起来，世界地缘环境发生结构性转变，其影响从欧洲延伸到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及签订《南京条约》后，来自海上的威胁是“数千年未遇之强敌”，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即东南海疆“重洋之险”成为外敌入侵的主要方向。人们不得不承认薛福成在《应治陈言》所言：“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气之精为亘古所未有”。至19世纪中叶，晚清面临来自海陆两个方向的地缘战略压力，原有“陆权大国”的固有属性最终被打破，在地缘战略考量上不得不开始重视海防，地缘战略开始向海洋转型。晚清确立的“海防塞防，二者并举”的地缘战略正是这一转型最为直接的表述。其表明中国长期的“重陆轻海”地缘战略开始向海洋转型，这是中国地缘战略思想的一大进步。

意义之——形成朴素海权观。1840年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李鸿章、左宗棠和丁日昌等人都先后就海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一些朴素的海权观。如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购买铁甲和战舰、自主造船、建立海军基地、建立水陆师学堂、设立船政局、成立招商局、发展海上贸易等。其中丁、李提出建立“三洋”（北、东、南）水师，采用海军机动作战的方式来有效控制中国海防安全，海口防御开始转向海上威慑的战略思维是当时最全面、最积极的海防战略设想。

1900年后，马汉的海权理论开始传入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对海权理论有了一定的认识，形成了中国朴素的海权观。体现在知识分子发表的海权理论，姚锡光的海军重建规划和清政府收复东沙、勘察西沙等活动中。

1900年3月，《亚东时报》在上海出版并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首次将马汉的著作介绍到中国;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文中强调海权的根本在海军;1909年6月，《海军》季刊对海权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讨论中，有人将商业、交通、海航、侨民和物产等要素视为海权的重要内容，并强调强大的海军是保全这些要素的关键;有人开始强调制海权的重要性，将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本国沿岸;有人提出要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以保障国家的海洋利益。这些认识，标志着一部分中国人的海权观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且影响了普通民众对海权的认识，并主动参与国家海军建设當中，并纷纷捐款帮助重建海军，组织商舰协会等。

海权思想传入中国后也为统治者所接受。“海权”一词最早于1906年8月出现在清政府的一份奏章中;1907年5月，姚锡光拟制的“海军复兴规划”体现出海权思想。他指出：没有海权，远洋不能控制，近海权益也无法保证;海军与陆军互为表里，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坐失，陆军亦运调不灵;中国海军装备建设的重点应集中在具有巨大远洋作战能力的战列舰上[12]。

清政府也开始重视海岛主权。1909年，清政府于派海军赴东沙巡查，并恢复对东沙岛的主权。随后，清政府又着手对西沙群岛进行勘察，并计划进行开发。晚清末期，清政府在列强环伺之下收复东沙、勘察西沙，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对于这些岛屿不容置疑的主权。这些表明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在增强，传统的海洋观念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参考文献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卷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62.

[3]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59.

[4]罗正钧.左宗棠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1：281.

[5]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Z]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58：53-54.

[6]张侠，杨志本等.清末海军史料[G]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12.

[7]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国用八[Z]北京：中华书局，1979：8265-8266.

[8]李鸿章.李鸿章全集[Z]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072.

[9]张炜主编.中国海防思想史[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245.

[10]戚其章.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J]江海学刊，2002（4）：154-161.

[11]雷大川.“联俄政策”与近代中国的困厄——晚清对外政治战略论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3（10）：251-252.

[12]姚锡光.筹海刍议：序[A].清末海军史料[C]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798-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