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总集编纂研究

2020-10-09周天爽

克拉玛依学刊 2020年3期

关键词：总集

摘要：明中后期总集的编纂是明末出版业的重要一环，其编纂原因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举、文学等息息相关，而其编纂模式往往体现为：主编统筹，众人合力参与。总集编纂的资料来源有多种方式，包括编纂者私人收藏、托朋友搜集、购买等。总集编纂具有连续性、计划性与组织性等鲜明的特点，对当世及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明中后期;总集;文社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0.03.11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周天爽.明中后期总集编纂研究[J].克拉玛依学刊，2020（3）72-79.

明代中后期，整个王朝弊病丛生，日渐衰落，但其出版业却空前繁荣：从刻书地区看，除了福建一带，南京、苏州、杭州等江南地区的出版业均日趋繁荣;从刻书种类看，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外，尚有大量的通俗作品如小说、戏曲及各种类书;从刻书数量看，其数量之巨，令人瞠目。① 在出版业蓬勃发展时期，总集类②图书的出版无疑是其重要的表现。目前，学界专注于明中后期整体出版业的繁荣，就总集编纂研究而言，仍有诸多待发之覆，③，故本文旨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就明中后期总集兴盛的原因、资料来源、编纂特点、对当世及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求正于方家。

一、明代中后期总集编纂兴起的原因

明中后期总集数量之巨，对当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究其编纂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政事参考

一些总集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编纂，如奏议类④总集。相较于历代奏议，明代编纂的本朝奏议更能反映当时的政治情况和社会现实。晁瑮在《皇明疏议辑略·序》中说：“继自今上，自九曹下逮百司庶府，诸有建白，能取我朝名臣之所已试者，而择善以从，守之勿失……则法相因而事易治，道相继而政自通。”[1]晁瑮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能对本朝的奏议择善以从，遵循治世之道，使政令通畅，已达“上无更张之扰，下享画一之利，固可以奠久大之基，永无疆之业，而成周文武之盛”[1]。此外，奏议中所记录的忧世怀民精神，也能够激励后世，“于以备称引，稽故实，使深计者有所证据，而忠谏者有所景行，是编恶可以已也”[2]。因此，明代官方和私人层面所编纂的一系列奏议类总集，既为当时政治所需，同时也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以资后人。

（二）指导科举

许多总集的编纂是为了指导士子应对科举。明代科举“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3] 初场考试考察四书五经，二三场考试既考察生员的综合能力，又贯穿着对经义的理解，这造成了“四书五经”及其相关研究论著成为应试者的必读书目，同时通过论和策考察应试者的治世和治史能力，则史籍为考生们的另一必读书目。

明朝中后期，读书、治学逐渐应试化，考生乐于通过熟读范文、揣摩时文等便捷方式考取功名。《明史·选举志》载：“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3]士子们为求功名，揣摩时文，只求形式不究其意，在《左传》《国语》《史记》等经典著作中选词摘句，以求速成，甚至为求新意而摘用佛经、道藏中的句子。当时为了迎合市场，市面上出版了许多迎合考试的书籍。虽然总集不是官方指定科举用书，但这种经过精挑细选将先贤备受推崇的文章集中编印而成的书，正成为士子们遣词、摘句、行文从而引经据典的来源。张文炎编纂《国朝名公经济文钞》时即明确指出“此编取便举业，非当今急务，则博雅新闻，其详略并无轩轾”[4]。茅坤编纂《唐宋八大家文抄》，“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5]，“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3]即说明此书深受应试者的喜爱。

（三）文学追求

总集的编纂选题深受当时文学思潮的影响，刊印了大量唐代及“复古派”诗人的诗文总集。在“前后七子”“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明代文坛兴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念，此时期诗文类总集的编纂者，一方面极尽所能地网罗唐诗，以编成唐诗之集大成。仅唐诗总集，当时就有张之象编《唐诗类苑》、黄德水和吴琯递编《唐诗纪》、吴勉学编《四唐汇诗》、胡震亨编《唐音统签》、茅元仪编《全唐诗》等;另一方面，诗坛兴起编纂“复古派”诗词。以俞宪为例，作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他与李攀龙等“复古派”人物交往密切，受其影响因而编选了《盛明百家诗》，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是编所录诸集，每人各冠以小序，略如殷璠《河岳英灵集》例。然其学沿七子之余波，未免好收摹仿古调、填缀肤词之作”[6]。嘉靖时期，唐宋派、后七子派在诗坛活跃一时，俞宪受其影响也正常不过了。

（四）以结社之名营造声势

言及明代文社，陆世仪在《复社纪略》中指出：“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举义始重……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7] 陆世仪还概括出文社的两种人：一种以文会友，互相切磋学问;另一种则为求功名而结社。通过编选社团内部成员的著作总集，一方面可将优秀的诗文组合起来，以供诸士传阅，另一方面也可保存佳作，扩大文社的影响，以此拉拢更多士人。关于文社相关出版情况，清代吕留良的《东皋遗选序》对此有所反应：“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囮媒。自周钟、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雯若于是与同社有壬午行书临云之选，选自此始也，始之社也。”[8] 另据今人何宗美在《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9]中所述，文社兴起于明弘治年间，至万历时期数量逐渐增多，⑤至天启、崇祯年间进入繁荣时期。由此文社选刻文章极其平常，诸如复社编选《国表》系列，几社编选《壬申文选》《皇明诗选》，武林怡老会编选《怡老会诗集》，这些都是以文社的名义编选的总集。

（五）书贾竞利

明代中后期商业出版繁荣，出于经济目的，书商为了最大化的获取经济效益，常与文人合作。明末文社繁荣，社选盛行，这为书商出版何种总集提供了大量选择。清代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国表》初刻，已尽合海内名流，其书盛行，即戊辰房稿莫之与媲。《几社会义》则止于六子，尘封坊间，未能大显。至庚午榜发，卧子、燕又两先生并隽而江右、福建、湖广三省贾人以重资请翻刻矣”[10]。对比《国表》和《几社会义》的不同境遇，《国表》因囊括海内名流而广泛流传，而《几社会义》因其作者名气小而无人问津，只能尘封坊间。故而当文人名声大噪之时，也是书商争相竞取之时，他们重资翻刻以求牟利。

（六）情分使然

有的总集编选起因是朋友间情分使然，即受人之托，如卢纯学所编选的《明诗正声》。该总集序言云：“乙酉之秋，姑孰倪生长卿致予白下，与二三友人结社为文字交。久之，谓不穀曰：先君子雅好诗，辑海内名公诗百余家，未竟而殁，此其志不死，愿先生哀悯之，以卒其业。顾予不穀，非知诗者，幸二三同社生则深于诗，相与校雠，汰去二三。每遇名人雅士则授之，又相与汰去亦二三，所存无几。”[11] 倪长卿是卢纯学的社中好友，其父选辑本朝海内名公的诗作，事未竟而人已逝，因此便拜托卢纯学完成其父亲的遗愿，卢纯学受其所托，完成了这部诗集的编选。

二、明代中后期总集编纂的过程

总集的编纂少则一卷，多则数百、数千卷。不论篇幅多少，总集的编纂均依赖于资料的获得。其中，卷数少的总集在资料获取途径上相对简单。如田汝成、蔡汝楠同撰《武夷游咏》一卷：“嘉靖二十年四月，汝楠以刑部员外郎告归，省父于延平。适汝成为福建提学副使，校士崇安。二人因偕游九曲，各成五言古诗十首，编为一帙”[6]。此为朋友间的唱和诗集，且自己是为创作者，只需将作品汇集编成即可。另，君臣间的赞和诗总集，其资料来源亦比较方便。如《辅臣赞和诗集》一卷：“嘉靖六年除夕，世宗作五言律詩一首，以示阁臣。于是大学士杨一清、谢迁、张璁、翟銮等并和韵录进。帝汇书成帙，御制序冠其端。”[6]

总集卷数多至数百、数千卷者，则需要编纂者掌握大量资料，因而并非易事。几社陈子龙等人编纂《明经世文编》凡五百零四卷、补遗四卷，甚者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凡一千二百五十五卷，所选更是卷帙浩博。因此，总集编纂最重要的一步即资料的获得，编选者须广泛搜集文献资源，尽可能做到“搜罗殆尽”。

（一）总集资料获得的途径

1.私人收藏。有的编纂者拥有丰富的私人藏书，利用自己的藏书更加便利。俞宪编纂《二谢诗集》的资料即来自他私人的收藏，“今别廿年余，公且物化，求其诗止得《谪台》、《河垣》二稿……因检故箧，复得其先人子象氏之作，并梓锲之，名曰《二谢诗集》”[12]，《二谢诗集》最终得以刊刻流传要归功于俞宪对文献的保存。曹学佺编选千卷《石仓十二代诗选》也是在自己丰富的藏书基础上完成的。曹学佺是福建有名的藏书家，其藏书数万卷，存于“汗竹斋”，且编有《汗竹斋藏书目》。藏书家徐勃评价友人时指出：“予友邓参知原若、谢方伯肇淛、曹观察学佺，皆有书嗜。邓则装潢齐整，触手如新;谢则锐意搜罗，不施批点;曹则丹铅满卷，枕籍沈酣。”[13]这说明曹学佺的藏书不仅丰富，与其他人相比，除了其藏书校勘精审外，他对藏书的利用程度亦较高。

2.他人赠予。他人赠送也是资料来源的一种途径，一般为亲友相赠，另有受作者本人委托，旁人承担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陈子龙等人编选《明经世文编》时，即受到同郡长辈、社中友人、圈中好友的鼎力相助。陈子龙写信给友人郑超宗：“顾冲庵司马贵郡人，在辽左有功名，其集可得否？其后人方显贵，足下必能致之。”[14] 即希望友人帮其寻书。陈子龙的同郡先辈徐祯稷、唐昌世听闻其搜集资料艰辛，便将私人藏书拿出来以供他们传写。徐汧、马世奇、张溥、张采等人在吴越闽浙地区帮其搜集，张元始、吴昌时、朱永祐则在齐鲁燕赵地区邮寄遗集。正是在前辈和友人的帮助下，《明经世文编》得以顺利编成。

据张冰的研究，他人赠书这部分的比重相当大。例如后编164个诗人的诗集中，有67人的诗集为他人赠送;后编16集续集中有9集来源于赠送[15]。俞宪在编选《盛名百家诗》时特意强调《唐诗纪事》中收录了两位仆人的诗文，这也正是在其朋友的帮助下得以刊刻。俞宪《李生集序》记载：“隆庆庚午酷暑中，姚山人寄予李生诗一首，乃江都司训欧斋山大任家丁，素善誊写者也。为之惊喜，刻入后编。”[12]《盛明百家诗》选录的唯一仆从身份的诗人正是李生，李生凭借入选《盛明百家诗》而名传于世。通过事例，我们看到，友人相助共同搜集资料对于总集的编纂完成相当重要。

3.多方购买。购买也是获得资料的一种途径，由于此类资料的文献记载相对较少，我们只能从零星资料中加以掌握。例如《湛甘泉集序》提到：“甘泉先生著作盛行，类皆道德性命之言，诗刻独少。予辑明诗，购弗得，顷得钞本姚山人所。”[12] 作者打算购买甘泉先生的诗文，但是由于诗文刻本较少，购买不到，只好另寻途径。

4.四处借阅。借书也是获得资料的一种途径。何乔远在编纂《皇明文徵》时，利用到南京做官的机会，通过借阅的方式见到了相当的孤本珍本，丰富了《皇明文徵》的内容。“公余之暇，则遍借未见书而读之，或靠璧循檐，据梧趺席，必尽其卷而止。所选《皇明文徵》至是多所增入”“远又遍读诸公名集” [16]。可见，只有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资料。

5.其他方式。由于总集的性质不同，其资料获取来源也各有差别。例如奏议类总集，其性质决定了官府所存奏议及邸报是编纂奏议类总集的主要来源。官府所存的奏议数量多，内容全，并且资料集中，真实性强，相当于今日之政府档案资料。诚然，此类资料只有特定的官员才能看到。利用这部分资料来编总集，可以花费较少的时间，获得较多的材料，是比较理想的途径。而邸报是明代社会新闻传播的主要工具和主要方式，是明朝官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常阅之物[17]。邸报每日发报，内容包括皇帝谕旨、官吏任免、臣僚章奏等信息。黄训编纂《名臣经济录》即使用了奏议和邸报这两类资料。晁瑮对此也有所评论：“采国朝名臣奏议及诸司故牍而成，儒先私议及文集有关政理者，亦多取之，学士大夫争相传焉”[18]。可见此书保存了大量有关政治治理的奏议，得到了学士大夫们的喜爱。书中也完整保留了邸报的格式，“该本部题奉车驾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太仆寺少卿冼光题……等因题，奉圣旨……钦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太仆寺少卿冼光题称……”[19]据此可以判断哪些资料来源于邸报。

另外，尺牍类总集是各书坊争相刊刻、具有商业性质的书籍。为了快捷的获取资料，书坊主一般会发布征稿启事。周亮工在《尺牍新钞》扉页上即写有征稿启事：“海内同人，共惠瑶篇，续成新集，凡有所寄。望邮至金陵状元镜内大业堂书坊，或苏州闾门外池白水书坊。二集即出，尤望早寄。”[20]又如汪琪在《尺牍新语二编》总目之后发布广告：“即有三编问世，倘投珠玉，敬拂梨枣，惠教者，乞付还读斋邮致。”[21]这两则征稿启事既告知了邮寄地址，也提醒读者投稿。

综上，在总集的编纂过程中，搜集资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其资料的来源而言可谓多种多样，这就使得总集的种类趋于丰富。

（二）总集编纂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总集的编纂并非以一人之力即可完成，需要群体进行有序合理的分工，以保证按期顺利完成，其分工情况根据编纂规模而定，主编总领其事，参编人员分工合作。以复社张溥主持的编纂活动为例，在进行编选活动时，诸位分工明确：“子常、麟士主《诗》，维斗、来之、彦林主《书》，简臣、介生主《春秋》，受先、惠常主《礼》，溥与云子则主《易》”[22]。张溥作为主持者，负责统筹规划，按照个人优势进行选编工作的分配，最后由张溥参阅以及校正，一部总集就这样编纂完成了。而对于《明经世文编》这类大部头的总集而言，其分工更为复杂、要求更为明确，且正是凭借众人之力，此书才能在一年时间内完成。笔者查阅张之象编纂的《唐诗类苑》发现，其二百卷每卷卷首均有参编人员的个人信息及职责[23]，从而明晰其过程是按照纂辑、编次、补订、校正四个步骤进行的。编次人员的分工明确：每人负责十卷，由二十人负责。最后一人补订，一人校正。

（三）总集的刊刻

一部总集编纂完成之后，就要付梓刊刻，刊刻方式有三种。

一是请人捐资刊刻。张之象在编纂成《唐诗类苑》時，因家贫未能刊刻，不久便遗憾离世，后里中人王叔朗请人捐资：“里中叔朗王君慨然谓：取先生原稿，请于锡山尹赵公肖鹤……因为订疑误，删重复，补遗漏，以付诸梓人。踰年年，而工始竣，则以命不佞为之序。”[23]最终为后人留下了《唐诗类苑》总集，了却了张之象之遗愿。赵应元在《刻唐诗类苑序》中亦云：“此书流布，乃邑中有缀文之士伯安曹君，欣然请以梨人枣人为任，遂出箧中副墨，与二三名流各乘校雠之政，而画总则在叔朗一人。”[23]可见，当时，请人出资代刊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王叔朗请赵肖鹤出资刊刻，赵肖鹤便以月俸相助。以锡山令赵肖鹤为代表的地方官员愿意出资刊刻书籍，一方面是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的考量，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得佑文好士的赞誉。

二是借助朋友的关系寻找出资者。何乔远编纂完成《皇明文徵》之后，曾给朱国祯去信，请求他帮助自己寻找出版商：“远又遍读诸名公集，选为文选，其名曰《皇明文徵》……所恨无披抄索金，入山采宝之人耳。远今承老先生有借书云，己召能书者，书成一部奉寄。倘贵地有欲刻者，为远行之。”[16]何乔远此举，只因书商协助出版是为较理想的方式，因为在当时书商确实出资刊刻了不少总集。然而，“先是所选《文徵》，师自出俸薪一百五十余金刻之以传。文雅好事者竞来助刻，盛行东南间”[16]，可见何乔远的愿望没有实现，最后只能由何乔远自己出资，在一群文人的资助下刊刻成书。关于这点，张献忠先生认为书商的资助与否取决于作者的名气，及著作的现世价值，书商会和市场销路好的作者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帮助作者出版销售书籍，同时为自己赢得丰厚的利润，这是一种双赢的举措[24] 。这就说明书商愿意选择那些销路好及名声大的作者编选的书籍，而何乔远显然并不是书商的最佳人选。

三是社中友人捐资帮助刊刻。据《古诗类苑》中识语一则记载：“是书经市于张先生玄超，补订于先兄子如，校正于长舆诸君，而董其成于不佞。……近赖社中同调各位捐赀，得度诸木，以公四方。”[25] 社友捐资刊刻也是资金来源的一种方式，文社多是一群志同道合之人进行诗文创作等活动的团体，同社中人互相帮助也很正常。

三、明中后期总集编纂的特点

（一）连续性、计划性与组织性

总集的编纂从目标选题开始，接着搜集和整理资料，继而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编纂，其工作的连续性与编纂工作相始终，保证了总集编纂的顺利完成。以尺牍类总集为例。尺牍类总集编选需要稳定的编选团队，主持者设立编选理念与标准，对资料展开穷搜博采，最终以系列的形式完成。初编过程中往往附录征启或凡例，以表达续编的意愿。就具体的编纂来说，人们依据其编选动机对尺牍分门别类地进行鉴赏点评，其编选通常会重点考虑新鲜和珍奇之作、晚明名公钜卿之作。诚然，总集出版的连续性一方面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与资料的丰富程度有关。对于特定一类作品的编纂，如果缺少作者创作，再加上出于商业目的，考虑到著作的新鲜性、时效性，就只能随征随录收集相关作品。比如《青楼韵语辑注校正·凡例》中云：“古名妓大略收罗无遗。时下颇乏作家，有亦未能尽识，据远近征得者若干首，随征随录，真赝未暇穷执也。”[26] 这就体现了总集出版的连续性。

（二）资料搜集多元化，编次有序

这里的多元化是指资料的搜集不仅全备，而且其选录的标准呈现多元化特点。资料搜集的全备从上文对资料获取途径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编选者对资料的搜集，会做到穷搜尽采。选录标准的多元化是指在搜集资料过程中，作者不仅选择那些有代表性、流传范围广的资料，也会留意那些少见但文献价值高的资料。《明经世文编》的评语中就多次提到此事，“忠文公在本朝惟此一疏，载于《家乘》，故存之”[27]，“庄简公名德隆邵，为嘉隆间名臣，其集未行世，于公孙维斗孝廉索其藏稿梓之”[27]。

从编次来看，作品十分整齐有序。有的以诗体编排，如徐泰编《皇明风雅》四十卷，分别以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的次序编排，各卷之内又以诗人生活年代编排。陈子龙主持编选《皇明诗选》按照古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的顺序编排。有的以人来编排，例如俞宪《盛明百家诗》，有一人成集，及几人合集的情况。尺牍类多以人进行编排，因为尺牍中包含多件事情，不好分类，因此便以人为纲，进行编次。

（三）参编者的群体与地域特点

总集编纂过程中涉及的参与者众多，对这些参与者身份的考察，能使我们对总集的这一编纂过程有更深入的思考。以《明经世文编》为例，其编辑群构成主要是以几社和复社的主干人员。主编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三人既是几社领袖，又是复社成员。就成员归属来看，选辑人群中有复社成员19人，几社成员20人，既是复社成员又是几社成员的有17人。参阅人群情况也是如此，大部分为几社与复社成员;就身份地位来看，选辑人群以举人、秀才为主，而一百多名的参阅者中生员较多。此外，在参阅人群中，也存在姻亲关系、兄弟关系、师生关系等情况，如张宽、张密二人是陈子龙的内弟，徐孚远、徐凤彩、徐致远是三兄弟，王元圆是陈子龙的老师;就成员分布地域来看，《明经世文编》的参编者多为松江府、苏州府之人。同样的，《唐诗类苑》的参编者几乎都是云间人，其地域特征更加明显，这不仅避免了远距离人力财力的浪费，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表现，毕竟总集完成之后，不仅是主编们的名气大涨，其编纂之地也会名动一时。

另外，总集编纂的群体性特点对参与者来说是互惠互利的事情。总集的出版有利于为群体（文社）营造声势，而声名远扬的群体（文社）又可为个人提供深厚的背景。一如复社和几社，复社领袖张溥带领社员征选天下文章，“按目计之，得七百余人，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者。计文二千五百余首，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艺文俱斐然可观，经生家莫不尚之。金阊书贾，由之致富云”[7]，最终致使复社的影响力大增，“社集之日，动辄千人”[7]，其文被争相传阅，书商更是慕名而来，请求刊刻社集。因此，总集的编纂为文社营造声势，获利的社员又通过编纂总集或出版其作品让自己名声大振。

（四）限定收录范围，偶有作者小传

总集在编纂结册前要规定其收录的时间范围。从时间段来看，其收录范围包括通代总集，如李攀龙编选《古今诗删》三十四卷，收录由汉以前至明代的诗歌。曹学佺编千卷《石仓十二代诗选》，收录范围同样跨度十几个朝代。断代总集如《盛明百家诗》《唐诗类苑》《唐音统签》者，往往涉及到易代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编选者有自己的对策。如《皇明风雅凡例》中指明：“诗人虽当仕元，既入国朝，当尽录之。若杨铁崖虽当一被命至京，其诗已备载《元音》，故不录。若戴九灵、丁鹤年入国朝最久，《一统志》已收入元，故亦不录。诗人先仕元而后入国朝，其年齿最高者，若危太朴，其诗刻元集者已多，兹但录取一二而已。”[28] 对易代身份的作者，已经在别处著录完备者就不录，对著录较少者就尽量录入。采用这一方法可避免相关作品的重复。

总集附录作者小传也是其特点之一，《明经世文编》《唐音统签》《列朝诗集》等均附录有作者小传。一方面是出于商业性和实用性的考虑，便于读者在翻阅的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总集内的编选情况，获取想要了解的人物作品;另一方面，编选者附录作者小传时会对其进行简单评述，来反映编选者的编选思想。另，作者小传的附录更便利于后世人的参考及研究。

四、总结

综上所述，明中后期总集的编纂从选题到搜集资料，再到众人合力参编的过程，都需要编选者花费很多的精力，其中任何一个步骤都有可能遇到阻碍，有的总集的编纂花费数年、数十年的时间才完成，有的甚至几经曲折，经历数代才最终完成。同时，明中后期总集编纂的繁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符合明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要求。发展至清代，人们延续并借鉴了明代总集编纂的经验，不仅编纂了大量清总集，还将明总集与清总集合并出版。这为后人研究明代总集的流传与应用提供了思路，也为清代总集的编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注释：

①缪咏禾在《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中列举了一组数据以表明出版业的繁荣：“《明代版刻综录》共著录图书7 740种，其中洪武至弘治时期（1368-1505年）137年间的书共著录766种;正德、嘉靖、隆庆（1506-1572年）66年间的书，共著录2 237种;万历至崇祯（1573-1644年）71年间的书，著录4 720种。其比例是1∶3∶6。”

②关于总集的含义，杜泽逊在其《文献学概要》一书中解释为：“总集，指多位作家诗文词曲之汇集。其单收一人之作者为别集。总集可单收一种文体，亦可兼收多种文体;可以一朝一代之作为限，亦可兼收历代;或以一地、一家为准;或以某一流派為界。其文人雅集唱和之作，书画古迹题咏之辞亦在此列。”

③关于明代总集编纂研究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潘林.论明代明诗总集的编纂特色[J].江南大学学报，2017（2）：76-82;王文荣.明清江南社诗总集编纂研究[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55-59;王文泰.明代人编选明代诗歌总集研究[D].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④奏议是古代臣子上书皇帝的文书的统称，是统治者掌握国家情况、决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上奏之人所陈述的事情十分广泛，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事情。如果想了解朝政得失、制度沿革、御边之策以及君臣之道、用人之道，都可以从奏议中窥见一斑。

⑤当时知名学社：昆山有知社，常熟有拂水山房社，湖广有淡成社、静明斋社、黄玉社、城南社、阳春社，江西有新城大社，杭州有芝云社、小筑社、攻玉堂社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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