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张爱玲曾将晚清作家韩邦庆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改写成白话文。1998年导演侯孝贤以此为基础改编成电影《海上花》，图为该片剧照。　　　　资料图

★对张爱玲作品的“出土挖掘”，在1980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学史上一批被埋没的作家相继被重新“发现”，沈从文就曾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先是郁达夫，接着是沈从文、徐志摩和周作人，再接着就是张爱玲了。”

《郁金香》的出土、2007年《色，戒》电影的上映、2009年《小团圆》的出版，形成了21世纪头十年的“张爱玲热”。与前几次相比，这一次“张爱玲热”，让读者认识到了存在一个“晚期张爱玲”。

1952年7月，张爱玲出走香港。直到1995年逝世于美国加州，她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内地。而内地的文学界，也在1950年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彻底抹除了“张爱玲”这个名字。被渐渐遗忘的，还有她曾经在1940年代风靡上海的文学作品。

如预言一般，1944年张爱玲将自己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张爱玲的家世和其一生的辗转命运堪称传奇，而其作品的流播也传奇般地，在1940年代炙手可热，之后又几乎销声匿迹三十多年，在1980年代再次引发阅读热潮。

相比张爱玲文学在中国内地的跌宕命运，其在港台以及海外的传播则一直如波涛般层层推进。但无论在内地还是港台，张爱玲文学被推至如今的经典地位，都离不开夏志清及其出版于1961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在此书中极力推崇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等人的文学成就，更将《金锁记》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无论是在1960年代初的台湾，还是1980年代重新发现张爱玲的大陆，夏志清的观点都可谓石破天惊，成为两岸读者重新认识张爱玲的起点。

早在1940年代沦陷时期的上海，傅雷与胡兰成就给予张爱玲高度评价。“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傅雷1944年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其文学成就有褒有贬，以赞美为主。

同年，胡兰成的《评张爱玲》也认为张爱玲继承了鲁迅的个人主义，“鲁迅之后有她”，“（鲁迅）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

“新生的苗”已经成为枝桠交错、参天覆地的大树。跨越八十年后，历史的褶皱似乎已经被抹平。其中多少次的寂寞转身，或多么盛大的烹油烈火，都成为“传奇”的一部分。张爱玲终于渐渐脱去各种标签，成为喜爱她的读者口中的那个作家张爱玲，也成为他们相互交流的社交符号。

青年作家张怡微有一次在台北拜访朱天文，饭桌上偶遇一位资深张迷，他能说出非常多张爱玲的生平细节，也会去她生活过的地方喝咖啡打卡，看她曾经坐过的阳台，每当聊天冷场，就会有人问起，“那你也喜欢张爱玲吗？”

“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

大陆普通读者能够重新阅读张爱玲，也许要从1985年第3期的《收获》开始。1984年第4期的《读书》杂志发表了柯灵的文章《遥寄张爱玲》。柯灵是张爱玲1940年代在上海的故人，他在文中回顾了其与张爱玲的往事。1985年第3期的《收获》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刊发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这是“文革”后张爱玲作品首次在大陆面世。

事实上，对张爱玲作品的“出土挖掘”，在1980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学史上一批被埋没的作家相继被重新“发现”，沈从文就曾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先是郁达夫，接着是沈从文、徐志摩和周作人，再接着就是张爱玲了。”学者王晓明回忆。

《读书》与《收获》这两本有重要影响力的杂志同时刊发张爱玲的作品，标志着张爱玲在中国大陆文学界的正式回归。作家阿城当时读了这期《收获》上的《倾城之恋》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惊人。”

学者止庵也是从那一期的《收获》开始完整地读张爱玲。“可能那一代读者都是这么一个经历，从《收获》上的《倾城之恋》开始。可能研究者会早一点。”止庵是2009年大陆版《张爱玲全集》的主编，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止庵是先知道夏志清，而后知道张爱玲的。他托人到香港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我是先知道他对一些作家的评价不一样，包括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所以我读张爱玲其实是受了夏志清的影响。”止庵先读了书里面引用的那些张爱玲片段，后来才读整篇的《倾城之恋》。这本书当时在香港打折，还是花了止庵五十多块钱，“很贵，一个月的工资”。

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当时在校园中，他更早地接触到了夏志清和张爱玲。“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他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了1940年代版本的《传奇》。不久之后，“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断：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

紧随杂志步伐的是出版界。1985年8月，上海书店影印了1946年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增订本《传奇》，印数1万册。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更进一步，出版了排印本《传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中的一种。1987年，上海书店又影印了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

但零星的出版已经无法满足1980年代后期读者对于张爱玲的热望，一些有条件的人开始从香港把书“带”进来。止庵从香港买了很多相关作品，“像什么《张看》《惘然记》《红楼梦魇》，这都是在香港买的，当时到香港去，买书就只买张爱玲的书。买一本要花掉我半个月工资。”

王晓明也受到夏志清的影响，托朋友从香港买来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是多么惊讶！”有这样感觉的人并不只有王晓明，止庵记得当时读了张爱玲，“觉得意象很鲜活，别人不这么写”，“她整个的写法跟我们的新文学，特别是跟我们小时候读的茅盾巴金老舍，和后面读的1949年以后的小说全都不一样，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作家也不一样。”他说。

可以说，1980年代后期，文学界、评论界已经掀起了阅读与讨论张爱玲的热潮，这股热潮最终反映到了学院中的文学史书写。1987年，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等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里面用了八百多字来写张爱玲——尽管还远远比不上其他独占一章的重要作家。书里指出张爱玲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底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

“非张即土”

1960年代夏志清在台湾引起的震动也不小。《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英文版出版于1961年，可是它的部分章节的中文节译在1959年就出现在台湾了。那时候夏志清哥哥夏济安在台大外语系教书，夏志清的英文手稿完成之后，其中写张爱玲的那一章在1959年就先被翻译成了中文，在台湾的文学杂志刊出。

夏志清的书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刻板印象。“因为夏志清的这本书，张爱玲正式地进入文学殿堂。基本上夏志清是用‘新批评的方法去细读张爱玲。”台湾大学教授、张爱玲研究专家张小虹认为台湾的张爱玲形象，很早就成功地恢复到了其1940年代在上海形成的那种“暧昧性”。所谓的“暧昧性”，是指1940年代的张爱玲结合了中国古典小说跟现代西方小说技巧，其“市场定位”介于文学殿堂跟所谓的通俗大众文化之间。“1940年代又刚好是女作家明星化的年代，她是当时整个文化工业的果实。张爱玲作为文学殿堂的女性创作者，跟她作为一个大众文化的、明星化的女作家，这两个东西是同时出现的。”

张小虹在国中时第一次接触张爱玲的情景，也恰恰印证了这种暧昧性。从1960年代开始，张爱玲在台湾就是文学经典的一部分，拥有张爱玲版权的皇冠出版社却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出版社，它同时出版琼瑶和张爱玲。那时候张小虹从她姐姐的书架上面拿了两本皇冠出版社的小说，一本是张爱玲的《半生缘》，另外一本是琼瑶的《菟丝花》。“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极度惊吓的经验，因为我没有预期。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女生来说，那时候我看《半生缘》，很恐怖。小小年纪还是觉得《菟丝花》很好看。”

1970年代，台湾出现了所谓的“非张即土”的说法。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台湾学者刘绍铭。所谓“非张即土”，是指年轻作家们刚开始学写作时，要么就是学张爱玲的风格，要么就是学当时很流行的乡土文学，写土地、写农民。刘绍铭开玩笑说，他们在做文学奖评审的时候，看到的新人小说都是“非张即土”。“1970、80年代整个台湾女性都市小说的兴起，也是受张爱玲的影响非常大。”张小虹补充道。

台湾的“张爱玲热”没有中断过。不论是后期的新作，还是重新发表的旧作，“台湾的副刊基本上用尽所有的方法，一定要抢到张爱玲的稿子。张爱玲大概是台湾报纸副刊稿费最高的作家。”张小虹说。

笼罩在张爱玲影响下的半个台湾文坛，渐渐形成了张爱玲的影响谱系。对于这一谱系的分析，刘绍铭、王德威和苏伟贞是三个重要的节点式人物。张爱玲的一个流传甚广的“尊称”——“祖师奶奶”，是刘绍铭的发明。到了王德威的《落地的麦子不死》，就开始爬梳张爱玲的具体影响，像台湾的钟晓阳、苏伟贞、施叔青，香港的黄碧云、西西，都被列入了“张派”作家。苏伟贞将王德威的这套方法更加细致化，在她的书《描红》里，她详细罗列了被张爱玲影响的第一、二、三代作家，并分析这些作家受到了哪些影响。尽管张小虹并不认同这样的文学谱系学的分析——“张爱玲要彻底打断的就是祖宗牌位这种东西”，但她也不得不承认张爱玲对台湾文坛的巨大影响。

“是书畅销，不是畅销书”

经过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知识界的铺垫与积累，在中国大陆真正对普通读者有影响力并掀起“张爱玲热”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的四卷本《张爱玲文集》（后又增补一卷学术著作《红楼梦魇》，定为五卷）。这套文集由国内张爱玲研究学者金宏达和于青主编，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把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介绍给大陆读者。

安徽文艺的这套书首印5000套，出版不久，出版社就发现必须加印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1995年，张爱玲的逝世让这套书迎来销售高峰。当时的社长梁长森回忆了火爆情景：各地发行商和书店先把款打入出版社账户，排队等着发书。由于印刷厂忙不过来，拿不到货的客户非常着急，一再催促，有些书直接就被发行商从印刷厂领走。

这套正版发行量达五六十万套的书，其盗版规模远远超出正版，数量无法估计。“说实话这个书编得很粗糙，确实不是什么高明的编法。另外，张爱玲当时把版权授给她姑父李开第，姑父再授权给安徽文艺（出版社）。但是书火了之后，就出了好多盗版，张爱玲就把版权收回了。收回来之后，这套书后来再出也就成了盗版了。”止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整个1990年代，张爱玲的各种文集版本与相关研究著作如井喷般涌向市场，据学者陈子善统计，大陆众多出版社总共推出了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图书。全集版权在安徽文艺出版社之后，又经手多个大陆出版社，其中哈尔滨出版社的《张爱玲典藏全集》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张爱玲集》和《张爱玲全集》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几种。

香港对张爱玲的影视改编助燃了1990年代的“张爱玲热”。《半生缘》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相继被许鞍华和关锦鹏搬上银幕。“我最喜欢的张爱玲改编电影还是《半生缘》，”80后女作家张怡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清楚地记得这部电影中对原著细节的剪裁，“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曼璐与桂英的命运的关联，倒是被导演的设置提醒了一下，这是改编的心意。”

学者江弱水最喜欢的则是《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种偏爱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这篇小说的喜爱。“尽管《色，戒》技术更加圆熟，但《红玫瑰与白玫瑰》这部电影，依照张爱玲的意思，就是浮华之中有朴素，人生的本质就是小团圆。小说开头就让我们想到《安娜·卡列尼娜》。”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止庵对“张爱玲热”的现象不是很理解，他认为张爱玲在某些方面继承了鲁迅的思想。“她就跟鲁迅一样，不是大众作家，不是那么容易读，‘张爱玲热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止庵认为张爱玲的文学里只有极少数的小说属于大众文学，“像《半生缘》那倒真是个大众文学。有一类书叫畅销书，另一种叫书畅销。张爱玲属于书畅销作家，而不是畅销书作家。畅销书专门有一套写法的程式，琼瑶可以写一百本。张爱玲曾经在给宋淇的信里写，‘《半生缘》也无以为继，就是写不出新的。只有这《半生缘》真的是一个给大众看的书，剩下的都不是”。

张小虹对台湾与大陆的“张爱玲热”的异同也有自己的观察。“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张爱玲突然冒出来，‘张爱玲热主要跟1990年代的整个上海怀旧热、民国热结合在一起。简单地说，是把张爱玲当做一个文化消费符号，有大量张爱玲的文化商品，除了她的书之外，有一堆的影视产品和各式各样跨媒体的复制生产。”

张小虹认为这个维度的张爱玲热，在台湾并没有那么明显。“在台湾，张爱玲向来是一个文化界的事情，是文化界的‘张爱玲热，从1960年代一直到现在，台湾文化界跟文学界的‘张爱玲热，从来没有退消过。”

发掘“晚期张爱玲”

几乎每一次“张爱玲热”，都伴随着某一种张爱玲文学的重新出土。1970年代唐文标对《创世纪》和《连环套》的挖掘，与1987年陈子善对《小艾》的挖掘，都让当时的读者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张爱玲。

唐文标的本职是数学家，但同时也是当时台湾重要的左翼文学评论家和张爱玲迷。因迷恋张爱玲，他翻遍了所能找到的民国时期的各种杂志小报，挖掘出了《创世纪》和《连环套》两篇短篇小说。张爱玲自然不喜“少作”被挖掘，这两篇小说也是她讨厌的，“两件破烂”，“只知道坏，非常头痛”（《张看》自序）。

这两篇小说被挖掘是在1970年代初，助推了台湾阅读张爱玲的一波热潮。“在当时港台地区的读者看来，张爱玲在《怨女》和《半生缘》之后，就没有其他作品了”，但是经唐文标挖掘，逼着张爱玲1976年后自己出版《张看》和《惘然记》。“为什么要出这两本书呢？就是因为以前的作品被人挖掘了，你自己不出，别人给你出不是成了盗版了吗。所以她才出了。”《张看》里面就包含了唐文标挖掘出来的两篇小说。

▶下转第14版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上接第12版

几乎同样的故事在1987年的大陆重演了一遍。

1987年，陈子善做周作人的研究，在搜集周作人作品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张爱玲1950年代初在上海发表的中篇小说《小艾》，这是张爱玲本人从未提起过的一篇小说，文学界也从来不知道。香港一家杂志刊登后，引起了巨大轰动。张爱玲非常不喜欢这个作品，以致她后来删改了《小艾》结尾。在台湾出版的《小艾》，就是这个删改版。

但是《小艾》的被挖掘又刺激了张爱玲发表了自己的散文集《续集》和《余韵》。“她不高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发掘导致普通读者对她的关注大增，同时也刺激她发表了《张看》《惘然记》《续集》和《余韵》。《张看》《惘然记》和唐文标的挖掘是一波热潮，《续集》《余韵》和陈子善的挖掘又是一波。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文标和陈子善都是对张爱玲有很大助推的。”止庵说。

进入21世纪之后，张爱玲旧作的“出土”势头不减。2005年，学者李楠在研究上海民国小报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郁金香》。陈子善鉴定后认为，《郁金香》是张爱玲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部小说，其对于张爱玲研究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郁金香》的出土、2007年《色，戒》电影的上映、2009年《小团圆》的出版，形成了21世纪头十年的“张爱玲热”。与前几次相比，这一次“张爱玲热”，让读者认识到了存在一个“晚期张爱玲”。

从数量来说，《小团圆》出版之前，张爱玲1955年之后的晚年中文作品加起来只有：1957年的《五四遗事》、1960年代的《怨女》、1970年代的《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这几部短篇体量很小，评论界过去认为张爱玲后期创作力衰退了。但是《小团圆》一经面世，再加上后来发现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就改变了这个观念。而且《色，戒》《小团圆》和《同学少年都不贱》几篇小说是张爱玲在三年的时间里密集写成的，是一个创作力的高峰。这导致大家开始重视“晚期张爱玲”。

在大众层面，《小团圆》被津津乐道，是由于其内容指涉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陈年往事以及它出版背后的曲折故事。张小虹在《小团圆》刚刚出版的时候，曾因张爱玲的遗嘱中提及销毁《小团圆》而在《联合报》撰文反对出版。十几年过去之后，她改变了这个观点，“你如果仔细研究过晚年张爱玲几篇作品的成稿逻辑，你就知道《小团圆》是不应该销毁的。”她说。

“她晚期作品的写法很奇怪，完全跟之前不同，甚至不是咱们的传统叙事。她不是无意中这么写，是故意这么写的。人到一个年龄，她有意识地有一种新的追求。《小团圆》出版使张爱玲晚期创作成为事实。”止庵说。

江弱水也经常与他的学生讨论晚期张爱玲，他们更关心的是张爱玲小说与欧洲现代主义小说在叙述肌理上的同质性，“张爱玲后期小说中呈现的是文学印象主义特质。”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是止庵认为现在对晚期张爱玲的研究还不够，“大家还满足于《小团圆》里面的情节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关于这一批作品，它们的风格是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认真地去研究一下。”

相比张爱玲晚期文学研究的不足，2010年之后，随着张爱玲生前与几位重要人物的通信集的相继出版，晚年张爱玲的工作细节变得明晰起来。2012年庄信正的《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2013年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特别是2020年宋淇的《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以七百多封信的体量，覆盖了晚年张爱玲四十年的行迹，成为研究张爱玲不可绕开的史料。

不管学者眼中的张爱玲如何变幻“红玫瑰与白玫瑰”，大众文化中的张爱玲，始终是“蚊子血和饭粒子”——华丽而苍凉的爱情是她笔下经久不衰的大众意象。王安忆和许鞍华是2010年之后最为重要的“张爱玲热”的参与者。2019年，王安忆编剧的舞台剧《色，戒》在香港上演，此前王安忆编剧、许鞍华导演的舞台剧《金锁记》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巡演。“一再地‘重探张爱玲，它的契机和跨界改编、现代传播密切相关。”张怡微说。2020年，王安忆再次与许鞍华合作改编《第一炉香》——这一次是电影，张爱玲笔下的故事和她自己的故事，在书籍、舞台和银幕上继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