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晗

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或者洛杉矶街头的人行道上，这样身上挂着失业标牌、等待工作的人随处可见。这种做法或多或少也带有些抗议和讽刺的意味，并且延续到今日。

同是在社会底层，生活在欧美国家的年轻人喜欢靠福利救济过活，而中国青年却相信自力更生，千方百计寻找一份能改变自己生活的工作，甚至背负着改变家族命运、光宗耀祖的期待。一面是抛弃梦想坐吃山空，肆意挥霍的青春，被他人投来鄙夷的目光;一面是拥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奋力拼搏却难以翻身的人生，看似不同的两条路却有着殊途同归的可能。

福利救济：安稳的靠山还是烫手的山芋？

对于无业人口的日益增加，社会也有着积极的应对措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膨胀这一世界问题带来的财政负担不容小觑，即便是现行的福利法案长远看来也难以支撑下去。每年填补福利救济这个缺口，让原本紧张的财政问题雪上加霜，不少国家努力将这部分人口转为生产力以减轻负担，改善这种人力“不平衡”引发的社会矛盾。然而社会的发展并不会遵循完美的构想，大多数时候只会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激发出另一个新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令不少国家堪忧的事情没有尘埃落定，反而愈发凸显出来。自动化智能AI技术在职场上的广泛使用在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却减少了就业人数。工作日益稀缺，就业压力不断增大。艾弗·索思伍德 （Ivor Southwood） 在其著作《永动的惯性》（Non-Stop Inertia） 里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写出了当代失业者的尴尬处境。

求职津贴的申领者被机构要求写出详尽的求职日记，要一一列出每周至少做了3件有利于找工作的积极举动，否则他们获得的这份政府福利就会被取消。而这个提笔记录的事情还只是对申请人“拷问”的第一个环节，如果失业者不切实履行，胡编乱造，这份唾手可得的福利就有可能不翼而飞，情节严重者还会遭受某些惩罚。这种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措施，不断鼓励失业者制造正能量，与此同时也剥夺着他们是否上班的自由。近几年尤其是在欧美国家，领取福利救济的标准越发严苛，有的还要以申请者找工作的意愿是否强烈来裁定，可谓算计到心坎里。一份社会救济福利，曾经被视为安稳的靠山，而今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社会的福利发放为什么在今天需要如此严苛的审查？事实上，有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在重压之下失去了奋斗的梦想，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初心就是躺着。日本学者斋藤玉城曾对这样一批年轻人的生活展开过研究，他发现一种社交病悄然流行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中间。他们被称为“蛰居族”或是隐蔽青年，这个看似低调优雅的名字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社会弊病，不仅影响着他们个人的未来，也对他们身边的朋友、家人造成了影响。与日本的“蛰居族”类似的是中国常见的“啃老族”。在工作岗位日益紧俏的今天，如此与世隔绝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在西方社会中，依靠社会救济金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一选择有着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社会福利救济的门槛也因此提高了申请要求。按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说法，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把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贫困线”，也就是给予这样的人群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全国历来最大规模的2万亿美元纾困振兴方案，以援助受到疫情快速蔓延影响的劳工、企业以及资源耗尽的医院等。失业人士除了可以拿到所在州的失业救济金，也会收到这项计划拨付给他们的每人每周600美元、但是最多只有4个月的补偿。背靠着父母家人、社会救济的双重扶持，年纪轻轻就被扣上“好吃懒做、不孝儿女”的污名，他们内心长久以来缺乏安全感、具有自卑倾向却鲜少有人理解，无法像大多数年轻人那样融入社会，压抑与痛苦无从倾诉，做任何事情都力不从心，最终不得不在亲友家人的鄙视质疑以及恩威并施的福利政策下将就过活。在高速发展、统一标准化的时代，社会对于人的活法反而陷入了一种机械的定式思维中，纷纷将成功与工作、关键绩效指标（KPI）挂钩，而对个人生活避而不谈，隐蔽青年的出现无异于是对这种标尺的无声对抗，就像动画片《辛普森一家》里懒惰的荷马，日益宽厚的身躯即是对理性生活的藐视。

欧美国家的底层工种里，无论是操作环境还是工作器具，都有着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保障。

以低保救赎自我，隐蔽青年禁锢了身体，却实现了思维的无限自由。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即便自己每天上班通勤打卡、加班熬夜，无论外界有多少鞭策的鼓励，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个声音与隐蔽青年的想法遥相呼应。在出身卑微的底层阶级之间，废青和追梦人永远并行不悖。有个说法——勤快的人，永远是懒人的奴隶，好像奋斗者始终在吃亏，但是未来，这个替懒人背的“锅”恐怕连社会也负担不起了。

越贫穷越工作，还是越工作越贫穷？

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 （Barbara Ehrenreich） 曾在其作品《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中披露了美国底层民众的真实情况。为了探究贫穷的真相，她卧底潜伏到“穷忙族”的生活中，在不同城市和行业之间游走，先后做过服务员、清洁工、售货员以及看护工等，掌握了行业的一手资料，借此机会也接触到了有着各种背景的同事，了解了他们在雇佣、住房、医疗、薪酬上所遭遇的不少奇葩事。身为女性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的芭芭拉之所以对社会底层的议题感兴趣，大多是出于自己的家庭背景——父亲是矿工，前夫是卡车司机。曾几何时，有多少人以为，努力工作才是脱贫的唯一途径，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却有着戏谑的味道。某种意义上讲，穷人所期待的幸福，似乎无异于一只“追着自己尾巴奔跑的猫”。事实上，这背后存在着一个既定的社会法则——帕累托“二八定律”，也就是社会上20%的人拥有着80%的社会财富，意味着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严重，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在等待命运转折的途中，被金钱拖累着尚好的青春。如今社会中所谓的“穷”，不只局限于物质上的短缺，大多数穷人的精神世界即是一片荒原，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之外毫无乐趣可言，精神貧瘠也是继温饱生存之后的另一大社会课题，如何有尊严地活着，是决定未来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其作品《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中披露了美国底层民众的真实情况。

对于不同国家的人来说，贫穷是相对的。作为一个穷人，身处富裕的国家比贫穷的地域更加举步维艰，也就是所谓的“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美国记者戴维·希普勒 （David K. Shipler） 观察到，“从全球或历史标准来看，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的贫穷生活其实算是很舒适了。对一个住在郊区的俄罗斯人来说，买不起车，家里没有中央供暖，这都算不上是贫穷，但对于郊区的美国人来说就是。对于一个越南农民来说，只要有水牛犁地，能手工灌溉田地，有茅草屋住，那他就不算是贫穷。而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雇农就会觉得自己很穷，因为他得用手摘黄瓜，摘满一箱才能拿到一美元，而且还住在破烂的拖车式活动屋里。美国的穷人坐拥公寓、电话、电视机、自来水、衣服以及其他的便利设施，这让世界上大部分的穷人都觉得目眩神迷。但是，这不代表美国的穷人过得不悲惨，或者说这不代表那些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并不是真的处于悬崖边缘。”

这样看来，贫穷的状况并非要靠工作来改善，完全可以搬到一个新的居住地开启人生的新纪元。对于安于现状的人来说，与其马不停蹄地工作，不如放慢追逐资本的脚步。因为这些人看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普通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乘风破浪的逆袭非但不能确保通往成功，反而有可能摧毁整个人生。改变命运、实现人生的翻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作为一群相对固定的群体，社会最底层的居民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呈现出代际的顺延效应，正所谓“寒门难出贵子”。从一定角度来看，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增大，其后代通过高等教育进入“高层次领域”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家族的背景、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日趋增强。

阶级分化：要面包还是要面子

出生在闭塞的小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难以看到出头之日，有人为了生存下去动了偷渡的念头。德国记者君特·瓦尔拉夫洞察到了德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虚伪和统治阶级意识的残酷、民主制度之中的种族隔离，决心以欺骗的手段来揭发社会的欺骗。以他为代表的先行者指引着真理的方向。身为前台北市副市长的千金，旅英华人记者白晓红曾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戴着面具潜入地下工厂，为公众和媒体的视野敞开了一扇通往悲惨世界的神秘之门，在《隐形生产线》的字里行间流淌着大陆移民性工作者背井离乡的汗水与泪水，还有他们无法言说的辛酸往事。

多佛港58名非法移民在货柜车中窒息死亡，莫克姆湾23名拾贝的中国非法劳工溺死在涨潮的海上，本世纪初在英国接连发生的两起悲剧令白晓红感到无比震惊，在面对此类悲剧时，英国社会向来表现出一种漠然的态度。偷渡客将自己的命运交予“蛇头”手中，最终惨死于货柜车中，生存权被国界残酷地切断，但是整件悲剧在英国媒体的呈现下，几乎成了华人对华人施行的又一次罪行，也就是说，英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无须负任何责任。如此的推诿从海上轮渡蔓延到了诸如加工厂、电子厂、成衣厂、农场等移民者聚集的“华人社区”。虽然政府表示所有劳工不论身份和国籍都受到健康安全法规的保护，但事实上，无证移民劳工的死亡经常是没有记录的。

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自由，金钱王国令无数人神往，与此同时也让他们身陷囹圄。非法移民者以一生之身家性命作为筹码奔赴未知的国度，然而他们用生命打拼来的生活却无从享受，所幻想的美梦在沉沦中化为泡影。没有资本的人，注定成为资本消耗的一枚筹码。移民劳工的世界是英国社会一个不为人知的最底层的世界。这个地下世界供应着主流英国的每日所需，是一个庞大的、隐形的生产线，在主流英国以及成为历史的“血汗工厂时代”仍旧存在。他们没有身份，没有权利，没有声音，大多从事本地工人不愿从事的行业：低薪、危险性较高、无前景的工作。社会整体对移民群体缺乏认识，制度的偏见默许了他们如此被剥夺了尊严的次等公民的存在，最终都映射到媒体对此类悲剧漠然的态度上。

正如白晓红所说的，“当你站在一个客观的观察者的位置时，距离可能造成你失去真实性。”就如同突然被被访者问道：“你自己如果不曾亲身体验过，怎么能真正了解这种生活是怎么过的？”当她扮演着劳工的角色，将周遭的一切内化于心，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参与者，就亲身体会到了艰难生存下身体承受的重压与精神上的消沉。

非法移民者以一生之身家性命作为筹码奔赴未知的国度。制度上的偏见默许了他们成为被剥夺了尊严的次等公民。

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彤禾 （Leslie T. Chang） 也在《打工女孩》里有过类似的观察，她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专注于探察社会经济转型如何改变制度和个人故事。“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给他们的流动生活下定义。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从家里出来进厂打工，是他们做过最难的事情，也是尝试一种探险。是自尊，而非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里：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认失败。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命运。”她遇到的所有打工女孩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来自农村，沒受过多少教育，渴望着成为工厂的一分子，在流水线上为拉动经济而拼尽全力，静候着时来运转。

然而，当偷渡打工者赚得荷包满满返乡时，却忘了他们来时的路，如此这般颇费周折究竟为了什么？即便勉强填饱了肚子，也摆脱不了社会底层人的宿命。穷人固化的思维让他们局限在了生存线上下，事实上，除了家境、出身以及宏观的经济环境，贫穷的实质是他们对未来的暧昧不明的视野。有些人把时间花在无意义的事情上，美其名曰享受生活，实际上是无所事事。一旦他们拥有了所谓的财富，不是去开拓更广阔的市场、获取更多信息、结识有识之士，而是将大把的钱花在面子工程上，也免不了与周遭攀比一番。钱在一些人眼里就是“泼出去的水”，用它为自己的面子抹上了油彩。他们得到了有限的金钱，却失去了体验生命的时间，最终也逃不出社会隐形规则的框架。

然而，窘迫的现实不会轻易打垮积极乐观的人。职场上的“斜杠青年”别再怪自己太平庸，一年到头“996”的社畜也不要自责不够努力。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为自己理想的生活另辟蹊径都是值得肯定的。贫穷与否，很多时候只是他人的观点或是宏观的视野，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无限的精彩，这种人生资本的积累往往比金钱更重要。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