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崇岳

赵匡胤禅代后周，建国号为宋，都城仍旧设在东京。但在立国之初，有人主张设在洛阳，赵匡胤也犹豫不决。朝廷之间曾展开过一番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主张定都东京者占了上风。原因很简单，谁拥有了开封，谁就掌控了隋唐大运河，也就有了交通和漕运优势。一个叫李怀忠的官员献言说：

东京有汴梁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

宋代东京人口众多，在百万左右。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说“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如此庞大的人口，养活几十万军队，粮秣供应是一个棘手问题，倘不是江淮之米漕运至京城，北宋政权便无法运转，在当时具备漕运优势的城市只有东京开封，因此北宋定都开封，乃是历史的必然。

京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首善之区，地位自然重于其他城市，曾权知开封府，后又任过参知政事的张方平说：“臣闻王都者，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枢会，譬一人之身，则京畿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腹心宜泰，支末处劳，养身之道也。先安京畿，后康四方，理国之体也。”

既然京城如此重要，遴选京城的长官当然也非常严格，既要求对朝廷忠贞不贰，又要求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敏捷干练的办事能力。但是，要求归要求，知开封府者并非人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鞠躬尽瘁、为民请命者固然不少，如包拯、范仲淹、寇准、欧阳修、蔡襄、张方平等人，但茸无能、随波逐流者也大有人在，真可谓是良莠并存，贤愚互见。

开封府长官的官称

同是开封府长官，但官衔并不完全相同。如宋太宗赵光义在即位前封晋王，因他是赵匡胤胞弟，身份自与别人不同，建隆二年（961年）以泰宁节度使兼殿前都虞侯再兼开封尹、同平章事。同平章事或称同平章军国事，位在宰相之上，不常设。赵匡胤、赵光义之异母弟廷美以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又任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中书令，侍中品阶极高，不常授，只是荣誉衔。太宗次子元僖封陈王，为开封府尹兼侍中。宋真宗为皇太子时封寿王，判开封府。宋钦宗以皇太子为开封牧。宋代制度，凡以亲王为开封尹者为“判南衙”。所谓“判”是指二品以上的京官或带有中书省、枢密院的职衔担任官职较低的知州、知府者。以上几人均官居一品，他们兼职开封府尹，故称“判”。因为他们是亲王，出行时威风凛凛，侍从甚众，填满街衢。《清异录》中说，每当他们出行，“羽仪散从，灿如图画，京师人叹曰：好一条软绣天街”。除亲王之外，宋初只有昝居润、吴廷祚、沈伦3人判过开封府，他们都是以宰相身份管理开封府的，时间是在宋朝初年。太宗以后，便没有人判开封府了。还有亲王为开封府尹时皆在南衙视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权知开封府事周起上奏说，陛下即位前常在南衙办公，为臣不敢居此，于是南衙不再成为府尹办公之地。

除了判开封府，还有知开封府、权知开封府、权发遣开封府等名称。所谓“知”是主持之意，知开封府就是主持开封府的事务。宋代的政治制度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官大多是由中央派人以朝内官的名义担任，故称“知某府事”“知某县事”。也有一些地方官不是派朝廷内官担任，而是由其他渠道担任者，叫府尹、县令。所谓“权”是指暂代职务而非正式官职，经正式任命后，再根据寄禄官的官品确定是行、守、试。担任比本职级别低的职务叫行，级别低而官职高者叫守，试是指官员试用期为1年，合格后转为正式官员。又因为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在即位前任过开封府尹，后世主政开封府者均不再称开封府尹，而称权知开封府了。所谓“权发遣”也是宋太祖赵匡胤定的名目，把资序低、隔两级而委以重任的官员叫权发遣。明乎此，可知同是主持开封府政务，称呼却不相同，《宋史》中欧阳修、李穆、吕夷简、钱若水、吕嘉问、蔡襄、王存等人是“知开封府”，包拯、寇准、范仲淹、陈尧咨等大多数人是“权知开封府”，傅求等几个人则是“权发遣开封府”。

调动频繁的开封府长官

开封市博物馆庋藏一通《开封府题名记》石刻，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二月，下迄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闰二月八日，主政开封府的共有183人次，可见人事更迭之频繁。各人的任职情况也不尽相同。大部分人是正常调动，也有因受排挤而任职开封府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范仲淹。他从贬谪之地回到朝廷，职务是天章阁待制、吏部员外郎。天章阁是收藏宋真宗御制文集、御书之地，长官称待制，员外郎是吏部下属机构司一级的副长官，长官称郎中。范仲淹遇事敢言，每论国事，便慷慨陈词，不吐不快。宰相吕夷简恐怕他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派人对他说，你的官职是待制，议论国家大事，不是你的职责所在，请勿多管闲事。范仲淹说，待制虽然不是纠察邪恶的官员，但关乎国家大事，不能闭口不言。吕夷简见没法阻止他，便调他权知开封府，那里事务繁忙，范便不暇他顾了，一旦办事有疏漏，便可将其免职，逐出京城。范仲淹于是走马上任开封府。不过开封府的任命也有随意性。宋仁宗时唐介知谏院，诤谏不避权贵，因与右丞相不合，请求去地方任职，被任命为知荆州。但敕命经过门下省时，被掌管银台司的何郯退回，他认为唐介并未失职，不应贬出京城。但他谏官的职务已免，于是朝廷便命他“留权开封府”，即留在京城权知开封府。还有毛遂自荐者。真宗朝毕士安知开封府时因事请求辞职，翰林学士宋白跃跃欲试，真宗便让他权知开封府。还有因吏治清明而擢升为知开封府者，如宋真宗时薛田，原为知天雄军（今河北大名），“未几，擢知开封府”。天雄军所在地的大名府是宋代的北京，地位虽然重要，但不如东京开封显赫，由地方官员调任京城行政长官，当然是升官了。

◇开封府题名记碑

走马灯似的官员更迭，不利于京城的长治久安。任职长者有1年多的，也有几个月的，甚至十几天的，要想在任上大有作为，真是戛戛其难。唐介刚刚权知开封府，“旋因论罪陈升之，亦出知洪州（今江西南昌）”；范仲淹在开封府任上，处之弥月，京师肃然称治；韩绛知开封府，“浃日又迁详省”，浃日者，10天也；宋白知开封府，“自倦于听断，不半岁亦罢去”，他嫌断案麻烦，任职不到半年，便挂冠而去。还有虽获任命却称病不到职者，如宋真宗时盛度“迁右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以疾不拜，改会灵观判官”；还有刚获任命又遭罢职者，如宋神宗时李师中“权知开封府，既而以师中不允人望，罢之”。所谓“不允人望”，是说他在众人眼中，不具备知开封府的才干，因而刚上任又被免职。官员任职时间短暂，不可能有效治理京师。除此之外，任职官员中有两度权知开封府者，宋仁宗时的王素、宋神宗时的吴居厚；有3次执掌开封府，如英宗时的傅求；有父子先后任职的，如真宗时的李若谷、李淑父子，吕夷简及其子吕公绰、吕公弼、吕公孺、曾孙吕嘉问均曾任职开封府。徽宗时权知开封府梁子美上奏说，臣曾祖梁颢、祖父梁适曾领开封府事，臣今又任此职，恐怕德薄能鲜，不堪负此重任。徽宗夸奖他说：“卿三世尹京，缙绅盛事也。”

名士治理开封府

执掌开封府的官员贤愚不一，良莠不齐，政绩自然不能同日而语，后世的评价也就大异其趣。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一书记载：

开封府有府尹题名，起建隆元年昝居润，而晋王、荆王以下皆在焉，独包孝肃公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

凡是来开封游览的人，都来摩挲刻有任职官员姓名的《开封府题名记碑》，包拯的名字被人摩挲的次数最多，石头凹陷了，因此指痕甚深，这表明人们对清官的敬重与仰慕。包拯也确实是享誉千秋、妇孺皆知的人物，他刚正不阿，恪守官箴，戚畹贵族不敢以私事相求。他办事稳重，不苟言笑，让他开怀畅笑一次，比让黄河浑浊的河水变清还难。但他又待人谦和，儿童妇女皆知其名，称呼他为“包待制”。这是因为他曾任过天章阁待制。因他清正无私，不接受请托，京城里有谚语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按照惯例，凡有诉讼之事，不能直接来到包拯问案的堂前，得先到大堂门口登记，有人收了讼牒再转给开封府尹，这样一来，收讼牒的人就可上下其手，收受贿赂。包拯到任之后，下令告状人可径直走到堂前陈述曲直，那些想从告状人手中渔利的官吏也不敢为非作歹了。京城中的权贵之家在惠民河旁建筑园林台榭，侵占了河道，以致河道淤塞不通，一旦下雨，京城中一片汪洋，成了水乡泽国。包拯下令悉数拆除那些侵占河道的园林台榭，权贵们为之敛手，谁也不敢找包拯求情。还有权贵伪造地券，想继续侵占河堤上的土地，包拯审验清楚，戳穿他们的骗局，并一一弹劾，使他们受到了惩处。

开封府尹中两袖清风、为民请命者甚多，只是没有包拯的声名显赫而已。范仲淹上任后，京城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倚仗权势，依旧恣行不法。范仲淹铁面无私，依法行事，一些蝇营狗苟之徒想乘范仲淹刚刚上任之际兴风作浪，都被绳之以法，其他人受到震慑，不敢再以身试法了。范仲淹上任只一个月，偌大的京城便“肃然称治”，秩序井然了。京城中有谚语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一时范仲淹声名鹊起，誉满京城。欧阳修继包拯之后，掌管开封府，治理办法与包拯不同，一切都循规蹈矩，按规章行事。有人建议他应效法包拯，欧阳修说人的才能性格各有短长，不能让人舍所长取所短，欧阳修治理京城同样得到了人们的称赞。李穆在太宗时知开封府，他“剖判精敏，奸猾无所假贷，由是豪右屏迹，权贵无敢干以私。”他死后，太宗叹息说：“穆国之良臣，朕方倚用，遽兹沦没，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神宗元丰年间，王安礼（王安石弟）知开封府，判案果断，雷厉风行。在他之前开封府案件堆积如山，久滞不决，已经拘系下狱而未结案者有几万人。王安礼不惮辛劳，对案卷爬梳剔抉，处理得当，不到三个月，牵连几万人的案子全部结案，无一错案，“三狱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系皆空”。一些棘手案件，他都一一剖析停当，不冤枉一人，京师之人称他为“神明”。神宗皇帝有几个儿子接连夭殇，掌天文历法的太史上奏说，庶民百姓家的坟墓离京城太近，因而不利于皇嗣，神宗马上下诏，让百姓改迁坟墓，这牵涉到数十万家的坟墓，百姓怨怼不已。王安礼进谏说，周文王当政，把掩埋百姓家的死者当作大事，以此来维系人心，没有听说过迁别人家之坟以利自己子孙者。神宗听了，连忙取消了这道诏令。

有一次，巡逻探事的人收到了匿名信，信上控告京城有一百多家图谋不轨，打算造反。神宗把此事交给王安礼处理，要他从严惩治。王安礼查验谋反事由，情节基本相同，最后一封控告信上加了3个人，其中有个姓薛的。王安礼把那人找来问，你得罪过什么人吗？姓薛的说，前天有人来抛售毛笔，被我拒绝了，那人怏怏而去，面露怨恨之色，匿名信可能是此人所写。王安礼把那人拘捕审讯，果然是他所为，当即枭首于市。京城人物都啧啧称赞。有个叫赵令的皇室成员，花了数十万买来一个小妾，此人是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把小妾玩腻了，便把她撵回了娘家，又诉诸开封府，索要当初买人的钱。这分明是恃势讹诈，那妇人只是掩面啼哭，一言不发。王安礼看那妇人，脸上伤痕斑斑，花憔柳悴，甚为妇人不平。他当即上奏神宗说，妇人之所以售价数十万者，是因有花容月貌，如今她脸已破相，不会再有人娶为小妾，这与炮烙之刑何异？该女子不应偿还其值，赵令应受到处理。神宗见王安礼说得有理，下诏停止给赵令发放俸禄，以示惩罚。京城百姓莫不拍手称快。

后宫从商家购得覆盖杂物的油箔，双方商定，如果在三年内油箔损坏，商家必须照价赔偿。结果不到一年，油箔便有损坏者，后宫派人拿着油箔来到开封府要求赔偿，宫人仗着自己来自宫廷，说话时声色俱厉。王安礼不为所动，对宫人说，油箔应放在干燥通风之处，宫中的油箔是否放在阴暗潮湿之地，被风雨淋坏所致？如果真的如此，商家便无利可图，赔偿的约定便不具备法律效力了。王安礼不再受理此案，宫人只得空手而还。从此以后，京城中的皇室国戚都对王安礼忌惮三分。

仁宗天圣年间，程琳权知开封府。上任不久，蜀中大姓真宗刘皇后的姻亲王蒙正之子王齐雄在京城居官，他打死了家中仆人，却威胁死者妻子以病故上报给开封府。程琳仔细察看报案者的脸色，见她悲悲切切，痛不欲生，知道她有难言之隐，便命人重新勘验死者尸首，得知是捶楚致死，人命关天，便上报给了朝廷。刘皇后自然袒护王齐雄，对程琳说，王齐雄非杀人者，杀人者是王齐雄家的另一仆人。程琳说，奴才无独断自专之理，他必然是得到主人的授权，才敢行凶杀人的。王齐雄虽不亲手杀人，但下令杀人应与杀人者同罪。刘皇后无言以对，指使仁宗把王齐雄调往他处继续为官。御史中丞蔡齐挺身而出上奏说，王齐雄杀人一案，程琳已审理清楚，只因他是皇太后姻亲，犯了杀人之罪，未受惩治，只是改调官职，这是以恩废法，臣期期以为不可。仁宗说，降他一级官职，可以吗？蔡齐说，如此一来，朝廷之法如同儿戏，朝廷还会有威信吗？仁宗默然不语，只得依法治王齐雄的罪。

同样在仁宗时期，王臻知开封府时，奸邪之人伪装成皇城司的探听消息的人，编造谎言，恐吓百姓，敲诈钱财，京城庶民苦不堪言。王臻经过缜密调查，打听清楚了这些人的姓名，先是拘捕，然后在脸上刺字，流放远方30余人，京城恢复了正常秩序。针对京城诸衙门办事拖沓的弊端，王臻又上奏说，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合称三司，统筹国家财政）和开封府诸曹参军（各州县长官的僚属，如南朝文学家鲍照就当过参军，人称鲍参军）、赤县（宋代把县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赤县是京城所管的县）的县丞、县尉都是戚畹贵族子弟，骄惰成性，不懂得如何办理政事，请求更换成孤寒之家出身，熟悉政事且品德端正之人担任。仁宗答应了他的请求。王素也是在仁宗至和年间执掌开封府的，有一年淫雨连绵，蔡河决堤，浊水灌入城中，仁宗慌忙下诏堵塞朱雀门，把水堵在城外。王素上奏说，城外居民庐舍甚多，倘若堵塞河道，水流不畅，岂不淹没更多百姓？不待仁宗批准，便下令不再封堵朱雀门，河水也未造成危害。

像包拯、范仲淹、程琳、王臻、王素这样的官员还有不少。如仁宗朝蔡襄知开封府，他“精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英宗朝吕溱知开封府，他“精识过人，辨讼立断，豪恶敛迹”；吴奎在仁宗朝知开封府，他“达于从政，应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孙氏经商赢利，凡欠他钱的人，孙氏都巧取豪夺，低价弄走其财物，甚至抢掠妇女作抵押。吴奎得知后，把孙氏兄弟贬往淮、闽服劳役，其他豪猾之人再也不敢敲诈百姓了。3个月之后，京城肃然称治。沈遘在英宗朝执掌开封府，他“敏于政事，号称严明”。在他之前任职开封府的官员，早晨剖决政务，到黄昏时还未办完，甚者连饭都顾不上吃。沈遘在任时，上午处理政务，到日中（中午）时便已处理完毕，下午“出谢宾客，从容谈燕”，京城翕然称治，士大夫交口称誉，赞他为才能卓越之人。

治理开封多风险

东京开封作为京城，是皇亲国戚、高官勋贵、豪绅富商聚集之地，执掌开封府要做到公正公平，使权贵们满意，委实不易。徽宗时李伦掌管开封府，刚正无私，人称“李铁面”。一次，朝廷中一位官员犯法，应当追究责任，但那位官员有权贵撑腰，竟不肯到案，李伦甚为愤怒，略施小计，把那人骗到了开封府。那人到案后，又大放厥词，不肯认罪，李伦大怒，依律惩治。几天之后，李伦忽然接到通知，说是奉圣旨推勘几起案件，其中一案牵连到开封府，须李伦前去御史台作证。当时御史台大门朝北，开封府大门朝南，两个衙门只有一路之隔，只消片刻便可到达。但有人引着李伦绕道而走，曲曲弯弯，竟由巳时走到酉时，到达御史台时，已是暮色苍茫的黄昏时分了。李伦看到了那里审讯犯人的骇人场面，又被领到另一处听狱卒拷打犯人的号哭之声。李伦惊魂未定之际，又有官吏问他审判朝廷官员是根据祖宗的哪条法规。折腾一夜，至次日凌晨方才放出，李伦已是疲惫不堪，步履蹒跚了。隔了数日，李伦不明不白，又被罢了官。宋代官场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

开封府尹中也有人品差池、能力不逮之人。吕夷简曾孙吕嘉问知开封府时，把祖父吕公弼议论王安石新法不当的奏疏稿子拿给王安石看，导致吕公弼被贬谪出朝，吕氏族人称吕嘉问为“家贼”，不让他入族谱。

程琳初知开封府时有胆有识，审判刘皇后姻亲王齐雄杀死奴仆一案，赢得了许多人称赞。但后来因心生杂念铸成大错，被降职贬出京城。原来已故的枢密副使张逊有宅第在武成坊，他的曾孙张偕年方7岁，乃赵宋皇帝宗室之女所生。此时张家已沦落贫窭，无米可炊，他家的乳母拿出房契打算卖房，程琳见宅第宽敞，又在城市中心，打算购为己有，便心生一计，派人晓谕乳母，说张偕年幼，须得宫廷同意，才可卖房。张偕的乳母便去宫中求见太后，太后给她盖上了御宝。程琳见手续完备，知道万无一失，这才买下了房子。又让手下人买来木材装修房屋，又买来婢女伺候。不巧的是，那个替程琳买木材、买婢女的手下因贪赃被捕，御史台审理案件时查出了程琳设计买房的内幕，被降职，贬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去了。

还有一个叫傅求的人，英宗朝执掌开封府，他性格平恕，胸无城府，操守纯正，判案公正，所至之处，均有可称道之处。但是到了老年，精力不济，判事往往出纰漏。开封府内有一个叫钱吉的官员，因与妹妹发生口角，一时失手，竟将妹妹打死，被邻居告发。这本是一桩明明白白的杀人案，昏聩的傅求却断不清楚，反将告发者责打一顿，京城人惊诧不已。另有几件案子，也断得不公。御史台的官员弹劾他不能胜任知开封府之职，于是被贬往外地任职。还有自己清白而被儿子辈搅坏者。真宗朝咸平年间慎从吉权知开封府，受命之日，真宗告诫他说，京城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凡办事要三思而后行。办事太速则容易误判，办事太缓问题便会迟迟得不到解决，须仔细斟酌，寻找适中可行之策。还有一条，不要接受别人的请托，这样你办事才能鉴空衡平。慎从吉叩头唯唯听命。上任几个月后，咸平县（今河南通许县）民张斌妻子卢氏，控告侄子张质醉酒骂人，从而引起纠纷。张姓是咸平县豪族，张质是张家养子，他自知理亏，忙向县中官吏行贿。慎从吉之子任大理寺丞的慎锐正督运石塘河，经常往来咸平，因大理寺是审判决狱的机构，他也留意这个案件，与咸平县令商议之后，判张质恢复原姓，改名刘质，仍与养母卢氏生活在一起。张质与卢氏均不服这一判决。因咸平是开封府的属县，县令无法决断，便把此案上报给了开封府，慎从吉命户曹参军吕楷到咸平县推问。卢氏的本家叔父卢昭一贿赂吕楷白金（银子）300两，希望判卢氏胜诉，吕楷犹豫不决。卢氏的哥哥卢文质又贿赂慎从吉长子、大理寺丞慎钧70万缗，慎钧把此事告知父亲慎从吉，求他偏袒卢氏，但隐瞒了自己受贿之事。卢氏仗着本家叔父和兄长均已行过贿，官司胜券在握，便到开封府催促尽快结案。卢昭一的兄长卢澄曾给慎从吉的妻兄钱惟演写信，让他转告从吉，此案牵连到从吉的两个儿子慎钧、慎锐，处理此案要缓一缓。那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之子，随父归宋后颇受重用，曾官拜枢密使，是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因此卢澄才给钱惟演写信。慎从吉见事情发展成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麻团，便将此案上报给了御史台。御史台很快查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慎从吉被削职勒停，钱惟演罢翰林学士，从吉之子慎钧与户曹参军吕楷免官刺配郢州（今湖北江陵县）、衡州（今湖南衡阳），慎从吉另一子慎锐与卢氏之兄卢文质降一级，卢氏本家叔父卢昭一与卢氏之兄文质被决杖发配远方服劳役。《宋史·慎从吉传》称他“临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务察。多请对陈事，上谓其无隐”。这样一位能干的官员，却被儿子、亲戚害得丢了官。

东京作为都城，政务繁剧，远远超过其他州郡，不少人不胜其扰，要求去职。真宗咸平年间，知开封府温仲舒“以京府务剧求罢，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真宗朝毕士安知开封府时，一官员恃势强娶民家女子为小妾，毕士安判民家女返还其父母。那位官员是皇亲，天天在天子面前哭诉，毕士安“因求解府事，上许之，复入翰林为学士”。英宗朝知开封府冯京请求辞职，英宗问大臣韩琦，冯京因何要求辞职？韩琦回答说：“京领府事颇久，必以繁剧故求去尔。”又问京为人何？琦曰：“京在开封府岁余，处事无过，求之高科中，有足嘉者。”英宗问冯京人品如何，韩琦说，他知开封府一年有余，处事公平，没有过错，在朝廷高官中值得嘉奖。韩琦并未言过其实，冯京的确是位清官。

北宋时期东京开封是国际性的大都市，也是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与知开封府诸多人的经营擘画密不可分，开封城的繁盛也浸润着他们的心血！